1949年5月，淞沪的五月雨刚停，陈毅在南京路口挥手致意，他成了新上海的“掌柜”。商业噤声、金融紊乱、码头工人没饭吃，一城烟火要他来点燃。谁也想不到，一年后，这位刚把上海盘活的老总，突然跑去中南海，一句“让我去朝鲜！”把大家惊住。
上海渐稳的同时，朝鲜半岛却在升温。1950年6月25日凌晨，金日成的人民军越过三八线，韩国首都三日即失。消息传来，北平政治局会议气氛凝重，毛主席提笔在地图上画圈：“美军一旦插手，必然登陆仁川。”这是在六月末。
七月里，美国第八集团军踏上朝鲜国土，杜鲁门宣布出兵，“联合国军”很快凑齐旗号。鸭绿江边的安东火车站开始昼夜不息地装卸物资，东北边防军十三兵团悄然北移，一切暗流都在涌动。谁领兵出国，成为中央军委绕不开的话题。
八月初，陈毅从上海赶到北京。午间休息，他递上一份请战书，还幽默地说：“我这副骨头还硬，挨得住朝鲜的风。”毛主席笑而不语，只示意他晚上再谈。夜色降临，灯下只剩两人，陈毅急了：“主席，我这点枪林弹雨没少见，怎么就说不合适？”毛主席放下烟斗：“陈老总，你的枪法我信，可上海这摊子，你若抽身，谁来管？”
不得不说，毛主席的顾虑并非无的放矢。解放战争中，华东野战军的指挥体制独具一格：战略他定，战术粟裕落子，陈毅更多在前线之外调兵遣将、鼓动士气。政治工作与战役全局，是他的拿手好戏；山野间猛冲猛打，却并非首长最优选。抗美援朝需要一位肯在泥泞雪地里“睡冰卧雪”的铁血统帅，这一点上，彭德怀显然更为合拍。
更关键的，是上海。新政权刚落地，国民党残余资本操控银元汇率，企图搅乱金融。九月里银元忽涨忽跌，老百姓捂着钞票不敢买菜。陈毅拍案而起，兵分三路搜查囤积者，一夜之间端掉“华商证券交易所”。第二天，弄堂口的豆浆铺重新收人民币，一城人松了口气。这样的角色，不可或缺。
还有健康。陈毅在苏北负伤留下旧患，行军打仗要爬山蹚河，一旦天气恶劣，腿脚就难支撑。林总呢？41岁，灵活用兵，可肺伤未愈，再加上对出兵顾虑重重。粟裕在上海养伤，做兵棋推演都得搀扶。选帅范围一步步收窄，只剩彭德怀最合适——他在太岳山、在平津、在西北，都证明了自己是一柄敢砍也能挨砍的钢刀。
9月13日深夜，西安电台里灯光通明。彭德怀听完中央决策，放下耳机，看着墙上朝鲜地图，低声说：“这仗非打不可！不打，敌人就要逼到鸭绿江，台湾也保不住。”简单一句，却把所有顾虑扫清。毛主席随后拍板：以东北边防军为基础，改编为志愿军；10月19日晚，鸭绿江浮桥悄悄铺开。
陈毅没去，却没闲着。10月末，他再次向周总理发电报：“上海捐款踊跃，请允许设立专门机构，集中购机支援前线。”随后，两架由市民捐款购置的拉-11战斗机披着“沪”字编号，飞抵安东机场。棉衣、军靴、药品自江南源源北运。志愿军第九兵团入朝前夕，还收到来自上海工人集体赶制的3万床棉被，在长津湖的零下三十度里起了大用。
有意思的是，志愿军多次电报致谢，陈毅却回绝了公开褒奖：“别写我的名字，写人民的。”对他而言，坐镇大后方稳住经济，撑起军需，和冲锋在前一样都是打仗。1951年春，上海工厂刚开足马力生产，陈毅又主持清查敌特行动，确保后方不失声，前方无后顾之忧。
停战谈判开始的1951年7月，彭德怀同金日成、金日成周围的苏军顾问商议，频繁发电请后方加急运送钢轨、粮食。交通部长滕代远收到指示后，先找陈毅筹煤，再调运长江船只北上。短短四十天，六十万吨物资抵达安东桓仁一线，铁路又接通向前。
待到板门店签字之际，陈毅仍是上海市长，已将通货膨胀之城变成亚洲第一的“工业马达”。如果当初他去了朝鲜，上海能否守住金融，人心是否安稳，没人敢打包票；而没有稳固的后方，前线的胜利未必站得住脚。
战场需要锋利之矛，也离不开坚固之盾。1950年那个夏天，陈毅选择提枪，却被按在了另一张更重要的战场——江南的账本、码头与工厂。毛主席那句“这个职务你不适合”，放在全局里看，并非否定，而是定性：合则用，不合则守。结果证明，前方因彭德怀而胜，后方因陈毅而稳。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较量，正是靠不同岗位上各显其能，才换来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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