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红军师长时，政委由陈锡联担任，1955年陈锡联获评上将，他却只授了大校|上将|团长|红四方面军

“周时源同志，授予大校军衔！”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的秋风格外硬朗，中南海怀仁堂里的气氛那是相当庄重。
当广播里那个洪亮的声音念出这几个字的时候，台下原本整齐的方队里，还是泛起了一阵不易察觉的骚动。
不少人的目光，下意识地在前排那金光闪闪的将官队伍里扫了一圈，最后定格在了那位威风凛凛的上将——陈锡联身上。
了解这段历史的老人都知道，这两人的名字曾经那是像连体婴一样绑在一起的。
当年在红四方面军，周时源是威名赫赫的红十一师师长，而陈锡联呢？那是他的政委。
那是真正的一口锅里搅马勺，战壕里换过命的交情。
可这世道就是这么充满戏剧性。

十九年过去了，当年的政委站在了金字塔的顶端，扛上了三颗金星，成了开国上将；而当年那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周疯子”师长，却连个将军的门槛都没迈进去，只挂了个大校。
这差距，说是一步登天和原地踏步都不为过。
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周时源胸前挂着的那三枚勋章。
这玩意儿可是有讲究的，那是对一个军人半辈子戎马生涯的“总账单”。
按理说，像他这种资历的老红军，怎么着也得是个“全满贯”，或者是随着革命进程步步高升。
可你凑近了仔细瞧瞧周时源胸前这三块牌牌：
八一勋章，一级的，金灿灿的，那是土地革命时期最高荣誉；
独立自由勋章，二级的，稍微降了一档；
到了解放勋章，好家伙，直接成了三级的。
这简直就是一张活生生的“高开低走”确诊书啊。
一级比一级低，一枚比一枚小，这在当年的授衔仪式上，那绝对是独一份的“奇景”。
很多人心里都在犯嘀咕，这老哥们到底是在哪一步没踩稳，能把自己的一手王炸牌，打成了这副模样？

要说周时源当年的风光，那真不是吹出来的，是拿命拼出来的。
把时间条往回拉，拉到一九三六年。
那会儿的红四方面军，那是出了名的兵强马壮，而红十一师，更是主力中的“尖刀”。
周时源能在这个师当师长，手里要是没两把刷子，早被人挤下去了。
他在军中有个极其响亮的绰号，叫“周疯子”。
这三个字可不是骂人，那是对他打仗风格最精准的概括。
这人打仗有个毛病，不喜欢看地图，也不喜欢坐在指挥部里听电话，他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哪里枪声最密，他就往哪里钻。
最让人血脉偾张的那一仗，得数攻打青龙观。
那地方在四川万源，地形那个险啊，说是“插翅难飞”都算是谦虚了。
两边的山壁像是被刀劈过一样，直上直下，国民党的一个旅就像钉子一样钉在上面，修了无数个碉堡，在那儿叫嚣着红军除非长了翅膀。
红军主力部队轮番攻击了好几天，愣是没啃下来，伤亡名单拉得老长。
徐向前总指挥那时候也是急得直拍桌子，最后点名点到了周时源头上。
周时源领了命，但他没按套路出牌。
那天晚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
周时源带着突击队，根本没走大路，而是选了一条连当地采药人都不敢走的绝壁。
几百米高的悬崖，上面长满了带刺的藤蔓和湿滑的苔藓。
他们就靠着那一双手和几根绳子，硬是一寸一寸地往上挪。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脚底下就是万丈深渊，稍微手一滑，人就没了，连个响声都听不见。
可这帮人就是硬生生爬上去了。
当天刚蒙蒙亮，国民党的那个旅长还在被窝里做美梦呢，周时源的驳壳枪管子就已经顶在了他的脑门上。
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直接把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六路围攻”给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那时候的周时源，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队伍最前面，那精气神，那威风劲，谁见了不得竖起大拇指喊一声“周师长”。
陈锡联当时作为政委，跟他配合得那叫一个天衣无缝，一个管打仗，一个管思想，简直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对“黄金搭档”。
谁能想到，这竟然成了周时源军旅生涯中，最耀眼的高光时刻。

但是啊，这人要是顺风顺水惯了，就容易飘。
周时源这个“猛”字，是把双刃剑。
在战场上，它是杀敌的利器；可在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里，它要是失了控，那就成了惹祸的根苗。
在红四方面军那会儿，部队里的作风相对比较粗犷，张国焘搞的那一套“家长制”影响挺深。
周时源在那种环境下成长起来，身上多少染了一些江湖习气和军阀作风。
到了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被调到了新四军。
这一换环境，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他在新四军游击支队当副参谋长，后来又去带团。
按说这职务虽然比红军时期低了点，但也算是核心干部。
可他那个脾气，是一点没改，反而变本加厉了。
他喜欢搞特殊化。
别的指战员都跟战士们吃一锅饭，睡通铺，他倒好，非得吃小灶，顿顿得有酒有肉。
要是哪天伙食差了点，他把筷子一摔，骂骂咧咧那是家常便饭。
对待战士，那更是简单粗暴。
训练动作不到位？上去就是一脚。
内务整理不干净？拿马鞭子就抽。
这种作风，在新四军这种讲究官兵平等、上下一致的队伍里，那简直就是个异类，是个刺头。
政委多次找他谈话，苦口婆心劝他改改脾气。
他倒好，脖子一梗，眼珠子一瞪，嚷嚷道：“老子提着脑袋干革命，流了那么多血，吃口肉怎么了？打仗不就是靠这股狠劲吗？”
上级领导批评他，他当面不吭声，背后发牢骚，甚至还要跟领导拍桌子。
这种居功自傲的心态，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埋在了他的军旅生涯里，滴答滴答地走着字。

一九四二年，这颗雷终于还是炸了。
那一年，抗日根据地的形势严峻到了极点，日寇搞“大扫荡”，不仅封锁经济，还天天出来“清乡”。
部队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紧巴，连树皮草根都成了稀罕物。
组织上为了磨一磨周时源的性子，也是为了保护干部，决定让他去抗大分校学习。
说是学习，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就是让他停职反省，去去身上的“骄娇二气”。
这下周时源彻底炸毛了。
他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认为是组织上不信任他，是在整他，是在卸磨杀驴。
那天晚上，大雪封山，北风呼啸。
周时源一个人在屋里喝闷酒，越想越气，越想越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
酒精上了头，理智就下了线。
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甚至让今天的我们都觉得匪夷所思的决定。
他把配枪往腰里一别，招呼上自己的警卫员，竟然打算——离队出走！
你没听错，一个堂堂的老红军师长，抗日战场上的高级指挥员，竟然要当逃兵。
这要是放在古代，那就是“反出朝歌”；放在革命队伍里，这就是性质极其恶劣的叛变行为。
好在他的那个警卫员虽然平时怕他，但大是大非面前那是拎得清的。
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半路，警卫员趁着周时源不注意，偷偷溜了回来，拼了命地往上级汇报。
部队反应极快，立马派人去追。
还没等周时源跑出根据地的地界，就被自己人给拦了下来。
这件事一出，整个根据地都震动了。
大家都不敢相信，那个打起仗来不要命的周时源，竟然会干出这种软蛋事儿。
处理结果很快就下来了，没有任何悬念：开除党籍，撤销一切党内外职务。
那一刻，周时源站在风雪里，看着被缴下的配枪，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脊梁骨。
从云端跌落泥潭，也就是这么一瞬间的事。
那一年，他二十八岁，本该是建功立业的黄金年纪，却亲手把自己的前程给葬送了。

但是，这个故事最精彩的地方，不在于他的跌落，而在于他的反弹。
组织上虽然给了他最严厉的处分，但并没有像旧军队那样把他一棍子打死。
毕竟他是流过血、立过大功的人，还得给他一条改过自新的路。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的号角刚刚吹响。
组织上给了周时源一个新的任命——去吉林省乾安县当县长。
从统领千军万马的师长，变成了一个管柴米油盐的县长。
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换做一般人，估计早就崩溃了，或者干脆破罐子破摔，混吃等死算了。
可周时源这人，骨头是真的硬。
他到了乾安县，二话没说，先把袖子卷了起来。
那时候的东北，局势乱成了一锅粥。
国民党特务、伪满残余势力，还有占山为王的土匪，多如牛毛。
乾安县更是个出了名的土匪窝子，老百姓深受其害，晚上都不敢点灯。
周时源这个新县长上任的第一件事，不是坐办公室看文件，而是重操旧业——剿匪。
他把县里的民兵组织起来，那几十号连枪都配不齐的人，在他手里硬是被训练成了一支敢死队。
他对付土匪，那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土匪玩的那点埋伏、偷袭的小把戏，在他这个打过反围剿、钻过青龙观的老红军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
几个月下来，乾安县周围的土匪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有的被击毙，有的直接下山投降。
老百姓不知道他的过去，只知道这个新来的周县长是个“神人”，打仗比唱戏还精彩，枪法比年画上的门神还准。
在这个偏远的县城里，周时源似乎找回了当初参加红军时的那份纯粹。
没有了高官厚禄，没有了前呼后拥，只有实打实地为老百姓保平安。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那个暴躁的脾气，被东北的黑土地一点点磨平了。

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的硝烟燃遍了东北大地。
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前线急需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员。
周时源坐不住了。
他听着远处的炮声，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
他一次又一次地向上级写血书请战：“只要让我上战场，当大头兵都行！让我去冲锋陷阵！”
考虑到他的军事才能，也看到了他在乾安县的表现，组织上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
他又穿回了军装，回到了作战部队。
只不过这一次，他的职位不再是显赫的师长，而是辽西军区保安一旅的一个团长。
从师长到县长，再到团长。
这要是放在现在的职场上，那就是被一撸到底还得从基层干起。
但周时源不在乎了。
他带着这个团，像一只下山的猛虎，扑向了战场。
在惨烈的四平保卫战中，他带着战士们死守阵地，一步不退；在辽沈战役的关键时刻，他率部穿插迂回，打得敌人措手不及。
每一次冲锋，他都冲在最前面，就像当年攻打青龙观一样。
只不过这一次，他不再是为了这一仗打赢了能吃顿肉，能听几句奉承话。
他是为了证明自己，证明那个曾经犯过大错的周时源，还是那个党指到哪就打到哪的红军战士。
因为起步晚，中间又断档了几年，等到一九四九年建国的时候，他也才刚刚爬回副师级的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解放勋章只有三级的原因。
毕竟，在解放战争这一段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补课”，在为自己当年的冲动“还债”。

时间一晃，到了一九六四年。
距离那次让他有些尴尬的五五年授衔，已经过去了整整九年。
这九年里，周时源在福建前线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干到了第二十八军的副军长。
这一年，中央军委决定晋升一批少将。
在那份红头文件上，赫然写着“周时源”三个字。
这一次，当消息传开的时候，再也没有人有异议，也没有人再去拿他和陈锡联做对比。
因为全军上下都知道，这颗迟到了九年的金星，分量有多重。
这是周时源用这后半辈子的悔改、汗水，还有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的坚守，一点一点重新擦亮的。
拿到晋升命令的那天，据说平时不苟言笑的周时源，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很久很久。
出来的时候，警卫员发现他的眼睛是红的。
他特意把那三枚“大小不一”的勋章又拿出来，仔仔细细地擦了一遍。
这不仅仅是国家给的荣誉，更是他这辈子走过的弯路，摔过的跟头，还有爬起来后留下的伤疤。
它们记录了一个人，是如何从英雄变成罪人，又如何从罪人重新变回英雄的全过程。

周时源的故事，在军中流传了很久，成了很多干部教育的活教材。
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亏。
要是当初不犯那个浑，哪怕是老老实实待着，哪怕是平庸一点，五五年怎么着也是个中将起步吧？
毕竟当年他手底下的那些团长、营长，后来好多都扛上了两颗星、三颗星。
但历史没有如果。

那个年代的军人，就像是一块块粗铁，被扔进了战火这个巨大的熔炉里反复锻打。
有的炼成了钢，坚不可摧；有的烧成了渣，灰飞烟灭。
周时源这块铁，因为杂质太多，差点就废了，被扔到了废料堆里。
但他硬是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把自己又给锤了回来，重新把自己炼成了一块好钢。
这才是最让人服气的地方。
人生不怕走下坡路，谁还没个犯错的时候？谁还没个低谷的时候？
就怕你下去了，就赖在坑里不出来了，怨天尤人，自暴自弃。
周时源用半辈子的时间，给所有人证明了一件事：
只要你还没死，只要你这口气还在，只要你还想站起来，哪怕是从县长做起，哪怕是从大头兵干起，你也照样能重新杀回将军的宝座。

一九七四年，周时源在上海病逝，终年六十岁。
追悼会上，很多当年的老战友都来了。
看着那个曾经的“周疯子”，曾经的“逃兵”，曾经的“县长”，最后的“少将”躺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