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清晨，北京城还笼在秋雾里，李敏被电话铃声惊醒。对面只说了一句：“主席走了。”电话那头噗嗤一声就挂断。她愣了半晌，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对于旁人，这是一条国家大事的噩讯；对她，却是失去父亲的锥心疼痛。从这天起，李敏的健康像被抽走支柱，忽然就垮了下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敏与丈夫孔令华调离部队，在北京西郊一处老旧筒子楼安了家。房子不大，楼道里常飘着煤气味。她不爱张扬，从不肯向组织开口提要求。邻居们偶尔听说“那位大姐是毛主席的女儿”，总要悄悄议论，可李敏只是笑笑，买完菜提着两根葱就上楼。她始终记得父亲叮嘱的“普通劳动者”四个字。
1990年之后，李敏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青年时期在苏联闯荡摔伤的腰椎，此刻成了顽疾；高血压、糖尿病接踵而至。治疗费用像漏水的口袋，怎么补都不够。她把能卖的旧物一件件处理，甚至连当年父亲写给自己的几封家书，也被小心翼翼放进抽屉深处，不忍再翻。她对女儿孔东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咱不能麻烦组织。”
可生活不会体谅清高。1998年冬天，李敏再度脑供血不足，被紧急送入宣武医院。主治医生摇头：“必须长期住院，药得跟上。”出院结算那天，欠费单摆在柜台上，数字刺眼。孔东梅刷尽银行卡，仍差两万余元。她咬咬牙去典当店抵押了结婚时母亲送的金镯子。回家后，她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不能再等了。
1999年初春的一个深夜，孔东梅摊开空白信纸，几经犹豫，终于落笔——“敬爱的中央领导同志：我妈妈李敏，现病情危急……” 她用最平实的语言陈述医疗费用、居住条件、日常开销，末尾又写道：“我们愿意再艰苦，只求母亲能得到及时治疗。”写完信，她反复看了三遍，生怕哪里措辞冒失。
信寄出的第三天，意外的电话打了进来。电话那头，是已经八十高龄的刘英。电话里，她声音洪亮：“孩子，别怕，有困难就说。”刘英年轻时在瑞金做中央妇女部长，与贺子珍同在中央苏区浴血奋战。长征路上，她们一起抱着孩子跋山涉水，结下生死情谊。刘英一直把贺子珍的后人当作自己的亲人，这封求助信击中了她的心事。
刘英找到中央组织部门，直言“老首长的后代不该为医药费发愁”。很快，国务院的一位分管人事的领导亲自拨通了孔东梅家里的电话。那天傍晚，窗外落着小雨，电话铃声显得格外清脆。领导的开场白简洁：“小孔同志，不用担心，组织会负责到底。”短短几句话，却像及时雨，浇散了一家人的郁结。
随后的程序并不复杂。市卫生局为李敏开辟了绿色通道，北京医院安排了单间病房，药品费用按照特殊审批报销。更重要的是，一支由老年病、神经内科、心血管专家组成的会诊组，每周两次到病房评估治疗方案。一个月后，李敏的血糖开始平稳，间歇性头晕也减轻。护士悄声感慨：“要是能早点住进来，病情不会拖这么久。”
休养之余，李敏想起母亲贺子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位川妹子曾在枪林弹雨中守护幼小的她；现在，贺子珍已经瘫痪在杭州家中，靠轮椅代步。李敏叹口气：“妈妈这辈子吃的苦，够多了。”医生提议安排杭州疗养院，李敏却摆手：“先把我治好，才能陪她。”语气平缓，却透着倔强。
有意思的是，刘英并未就此收手。她在中央老干部局座谈会上专门谈到革命后代的生活保障：“烈火烹油的年代，他们跟着父母颠沛流离；和平岁月里，咱们更不能让他们成为边缘人。”一句话，引来满桌白发点头。相关部门随即着手梳理建国初期干部子女的医疗档案，几位老红军后代也因此得到及时救治。
李敏身体渐稳后，每天傍晚坐在病房阳台，喜欢看夕阳落在复兴门的楼顶。那年五月，孔东梅推来轮椅，把母亲带到窗边。空气里带一点栀子花香。李敏握住女儿的手，轻轻说：“别再为钱犯愁，咱们还有很多老战友。”说完，她抬头望向西天，目光似乎穿过岁月，停在父亲年轻时骑马挥手的模样。
同年秋，刘英特地赶来医院。两位白发老人相见，无需寒暄，握手良久。刘英声音颤着：“你妈那会儿，总说想吃糯米团子，我这回带来了。”李敏笑出泪花：“她还惦记着呢。”那一幕，被病房的小护士悄悄记在笔记本，“历史就在眼前”——她后来在班会上这样描述。
岁月无声，却有回响。1999年的那封求救信，只占中央来文来电中的极小一角，但它把散落的情谊重新拧在一起，也为李敏晦暗的晚年打开了一线光亮。而刘英，完成了与战友贺子珍跨越半个世纪的约定：有生之年，不让她的孩子们受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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