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一年，我十七岁，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所以当学校要把我这颗“害群之马”劝退时，我只感到一种被庸人误解的愤怒。
直到我70岁的姥姥，穿着一身打了补丁的旧棉衣，从乡下赶来。
在校长办公室，校长看到她，像是丢了魂一样，声音颤抖着说：“老师……您怎么来了？”
那一刻，我才发现，我所以为的世界，可能根本不是它本来的样子。
1988年，我叫李浩，十七岁。
在成为全校公敌之前，我曾是这所重点中学的某种图腾。
物理竞赛省一等奖的证书，就贴在学校大门口最显眼的宣传栏里，照片上的我，瘦，白，嘴角挂着一丝我现在看来都觉得欠揍的笑。
聪明是我的原罪。
它让我觉得身边的一切都运转得太慢，老师讲的课太浅，同学问的问题太蠢，连校规校纪都透着一股陈腐的、急于把所有方脑袋都修剪成圆脑袋的无聊。
我从不屑于掩饰这种鄙夷。
我的班主任，一个教语文的中年男人，尤为看不惯我。他觉得我这种偏科的理科生是教育的歧途，是升学率上的不稳定因素，是缺少人文关怀的机器。
我则觉得他朗诵课文时摇头晃脑的样子，像极了村口庙会上跳大神的。
我们之间的战争，只缺一个引爆的契机。
赵磊就是那个契机。
他是我同班同学，一个靠着国营工厂厂长老爹的余荫，才能在这所重点中学里混日子的角色。他的成绩像他脸上的青春痘一样，顽固且分布不均，唯独拉帮结派、欺负弱小的本事是年级翘楚。
我瞧不上他，就像瞧不上物理课本上被划掉的错误公式。
那天深秋，天黑得早，风刮在脸上像砂纸在打磨。
我背着书包走出教学楼，看到赵磊带着他那几个跟班，在车棚的阴影里，堵住了一个低年级的学弟。
又是为了饭票。
在那个物质不算丰裕的年代，几张饭票，就足以构成校园食物链的顶端权力。
我本可以绕过去。
我的大脑告诉我，这是最聪明的选择，没有目击者，没有麻烦。
但我的脚不听使唤。
或许是宣传栏里那张照片给了我一种虚妄的英雄主义，或许我只是单纯地想找个理由，证明我比赵磊这种人高级。
“几个人围着一个，挺有本事啊。”我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呼啸的风里足够清晰。
赵磊回头看到我，脸上露出了那种混合着轻蔑和挑衅的笑。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我们的物理天才。”他说，“怎么，不研究你的原子，跑来管闲事了？”
他的跟班们发出一阵哄笑。
“我只是觉得，”我看着那个快要哭出来的学弟，“人和畜生的区别，在于人会用脑子，而不是只用体型。”
赵磊的脸沉了下来。
“李浩，你别他妈给脸不要脸。你以为你拿个破奖就了不起了？一个书呆子而已。”
“至少我不用靠我爸。”我淡淡地说。
这句话像一根针，精准地刺破了他那层虚胖的自尊。
“你找死！”
赵磊吼叫着，像一头被激怒的野猪，朝我冲了过来。
我没想过动手，或者说，我高估了语言的力量，低估了暴力的直接。
他的人把我推搡着，一直推到我那张获奖照片所在的宣传栏前。
混乱中，我的后背狠狠撞在玻璃上。
“哗啦——”
一声脆响，宣传栏的玻璃像冰面一样裂开，无数碎片伴随着我那张愚蠢的笑脸，一起崩落。
我的手下意识地撑了一下，掌心被划出一道口子，血立刻涌了出来。
几乎是同一时间，赵磊发出一声夸张的惨叫。
我抬头，看见他的手臂上，也有一道血痕，比我的深，更触目惊心。一块边缘锋利的玻璃，就掉在他的脚边。
风声，喘息声，还有赵磊的痛呼声，交织在一起。
这时候，闻讯赶来的教导主任和我的班主任，像电影里总在最后一刻才出现的警察，抵达了现场。
他们看到的画面是这样的：一个手臂流着血的“受害者”赵磊，一群义愤填膺的“目击者”，一个破碎的宣传栏，以及一个手里还沾着血、眼神里充满不忿的“肇事者”。
也就是我。
“李浩！你竟然敢在学校里动手伤人！”班主任的声音充满了终于抓住我把柄的狂喜。
赵磊的跟班们七嘴八舌地“还原”了现场。
在他们的版本里，是我恃才傲物，出言不逊，并首先动了手，拿起碎玻璃蓄意伤人。
一个完美的故事闭环。
校长张建国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
他是个极其看重学校声誉和纪律的人。在他看来，升学率是学校的脸面，而纪律就是这脸面上的皮肤，不能有任何瑕疵。
我，李浩，就是那颗突然冒出来的、化了脓的青春痘。
学校的处理决定快得像一道闪电。
“鉴于李浩同学长期以来无视纪律，并发生持械伤人的恶劣行为，影响极坏，经校委会研究决定，予以劝退处理。”
那张盖着红章的通知，像一张死亡判决书。
我没有辩解。
因为我知道，在一个已经认定你有罪的法庭上，所有的辩解都只是徒劳的噪音。
我被关在教导处旁边的一间小杂物室里。
这里堆满了废弃的桌椅和过期的体育器材，空气里弥漫着灰尘和发霉木头的味道。
学校让我在这里等家人来办手续，然后，滚蛋。
屈辱和愤怒像两种化学试剂，在我的身体里剧烈反应，灼烧着我的五脏六腑。
我愤怒，不是因为被劝退，而是因为这个世界的愚蠢。他们宁愿相信一个精心编织的谎言，也不愿去看一眼显而易见的真相。
我靠在墙上，透过那扇布满污渍的窗户，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
我想象着在省城出差的父母，接到班主任电话时的表情。我那个当工程师的父亲，会气得摔了电话，然后骂我是个不争气的废物。我那个当会计的母亲，会开始掉眼泪，然后计算这件事会给整个家庭的声誉带来多大的损失。
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消息传得比风还快。
明天一早，我就会成为所有叔叔阿姨教育自家孩子时的反面教材。
“你再不听话，就跟老李家那个被开除的儿子一个下场。”
想到这里，我自嘲地笑了一下。
时间一点点流逝，天色从灰白变成了暗沉的蓝黑色。
杂物室里没有开灯，我整个人都缩在黑暗里，像一只受伤的野兽，舔舐着自己的伤口。
就在我快要被这种自怨自艾的情绪吞没时，窗外，校门口的路灯下，出现了一个身影。
一个瘦小的、佝偻的身影。
即使隔着这么远，即使光线如此昏暗，我也一眼认出了她。
是我的姥姥。
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
比被冤枉、被劝退更让我感到难堪的一幕，发生了。
她穿着那件我最讨厌的蓝色旧棉衣，洗得发白，肩膀和手肘的位置，打了几个颜色更深的补丁，像一块块丑陋的伤疤。
她手里拎着一个用花布缝的包裹，在深秋的寒风里，站得有些摇晃，茫然地看着气派的学校大门，像一个不小心闯入别人世界的异乡人。
为什么是她？
为什么偏偏是她来见证我最狼狈、最失败的时刻？
我的父母呢？他们宁愿让一个七十岁的乡下老太太，坐几个小时的慢车，从乡下赶到省城来处理我的烂摊子？
一股难以言喻的羞耻感，比之前的愤怒更加猛烈，攥住了我的心脏。
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不想让她看到我现在的样子，更不想让她用那种我熟悉的、混合着心疼和无措的眼神看着我。
没过多久，杂物室的门被打开了。
门卫领着姥姥走了进来。
她果然还是穿着那身旧棉衣，裤腿上还沾着些许黄泥，应该是走得急，没来得及拍打干净。
昏暗的光线下，她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纵横交错。
她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哭天抢地，也没有一句责骂。
她只是那么安静地走进来，浑浊的眼睛在我脸上逡巡了一遍，像是在确认我有没有缺胳膊少腿。
然后，她把那个花布包裹放在一张积了灰的凳子上，小心翼翼地打开。
里面是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
她解开手帕，是一个尚有余温的煮鸡蛋。
她没说话，只是低下头，用那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粗糙手指，极其耐心地，一点一点剥开蛋壳。
碎裂的蛋壳，像雪花一样，落在她黑色的裤子上。
剥完之后，她把那个光滑、滚圆、还冒着热气的鸡蛋，递到我的面前。
她的手因为外面的寒冷，有些微微发紫，却稳稳地托着那个鸡蛋。
“饿了吧。”
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乡音。
“路上风大，先吃个蛋暖暖身子。”
那一瞬间，我一直强撑着的防线，彻底崩塌了。
某种比愤怒、比屈辱、比羞耻更滚烫的东西，从我的胸口直冲上来，堵住了我的喉咙，然后涌进我的眼眶。
我猛地扭过头，不让她看见我的眼睛。
我没接那个鸡蛋。
我怕我一伸手，眼泪就会掉下来。
我最终还是吃了那个鸡蛋。
温热的、带着一点点咸味的鸡蛋，滑过我冰冷的喉咙，却没能温暖我那颗已经凉透了的心。
我走在前面，姥姥跟在后面。
去校长办公室的路，是一条长长的、铺着水磨石的走廊。
走廊两边是各个班级的教室，晚自习已经开始，明亮的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伴随着朗朗的读书声。
那声音，此刻听来，像是一种无情的嘲讽。
偶尔有去上厕所的学生经过，看到我，先是愣一下，然后迅速低下头，和同伴交头接耳地走开。
我能感觉到那些目光，像无数根细小的针，扎在我的背上。
我挺直了背，像一只斗败了却不肯认输的公鸡，高昂着头颅。
这是我最后的、可怜的自尊。
身后的脚步声，缓慢，却异常平稳。
一步，一步，踩得很实。
我不用回头，都能想象出姥姥的样子，她肯定微弯着腰，努力跟上我的步伐，那双看过来的眼睛里，写满了担忧。
校长办公室的门紧闭着。
我敲了敲门。
“进来。”
是张建国校长的声音，威严，不带一丝感情。
我推开门。
办公室里，灯火通明。
张校长坐在他那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审视着我们。
我的班主任则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手里拿着一个搪瓷杯，看到我们进来，他放下杯子，站起身，脸上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严肃。
“张校长，这就是李浩的家属。”班主任介绍道。
张校长的目光，在我姥姥那身打着补丁的旧棉衣上停留了片刻，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
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对于贫穷和“落后”的本能排斥。
我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坐吧。”张校长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姥姥没有坐，她只是拘谨地站在那里，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身前。
接下来的时间，是一场早就排练好的审判。
班主任率先发言，他拿着一份材料，声情并茂地将我的“罪行”又复述了一遍。从上课看课外书，到质疑老师的教学方法，再到这次的“持械伤人”。
他把我塑造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思想败坏的“害群之马”。
张校长则不时地点点头，用一种痛心疾首的语气，进行补充和总结。
“老人家，”他最后把目光转向我姥姥，“不是我们学校不讲情面，是您的孙子，太不像话了。”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明显的优越感，仿佛他面对的不是一个长者，而是一个需要被他“教化”的蒙昧之人。
“我们这是省重点中学，是为国家培养栋梁的地方，不是街头混混的收容所。像李浩这样的学生，我们管不了，也不敢管。您把他领回去，好好教育吧。”
他拿起桌上的那份劝退通知书，推到桌子边缘。
动作轻飘飘的，却带着千钧的重量。
在我屈辱地等待这场审判结束时，我的思绪却不受控制地飘远了。
我想起很小的时候，父母都在外地上班，是姥姥在乡下那个漏风的土屋里把我带大。
夏天的晚上，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她会拿着一把大蒲扇，一边给我扇风驱赶蚊子，一边指着满天的星星，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
她的文化程度不高，好像只念过几年私塾，讲的故事却那么生动有趣。
有一次我指着最亮的那颗星问她，它为什么那么亮？
姥姥眯着眼睛看了半天，然后很认真地对我说：“那都是些有学问的人变的。人没了，他们的学问还在，就变成了天上的星星，给后面走夜路的人照个亮。”
我当时觉得这是乡下老太太的胡说八道。
但此刻，在这间亮得刺眼的办公室里，听着校长那句“为国家培养栋梁”的宏大叙事，我忽然又想起了姥姥的话。
我偷偷看了一眼身旁的姥姥。
她一直沉默地站着，像一尊风干的雕像，逆来顺受地听着所有的指责和批判。
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他们谈论的，是一个和她毫不相干的人。
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等待着最后那句话。
“领走吧。”
然而，那句话没有来。
一直沉默的姥姥，忽然抬起了头。
她的动作很慢，却带着一种不容忽视的庄重感。
她的目光平静地越过义正词严的班主任，直接落在了校长张建国的脸上。
那目光里没有哀求，没有愤怒，也没有卑微。
只有一种深井般的沉静。
“张校长。”
她的声音不大，因为年迈而有些沙哑，但每个字都异常清晰，带着一种与她外表极不相称的力量感。
“孩子的事，我想单独和您谈谈，可以吗？”
张校长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唯唯诺诺的老太太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他皱了皱眉，脸上闪过一丝不耐烦。
大概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乡下人最后的、企图靠“卖惨”来博取同情的伎俩。
但他毕竟是校长，出于对长者最基本的、面子上的礼貌，他还是挥了挥手。
“小王，你带李浩同学先去外面等一下。”他对班主任说。
我被带到了门外。
办公室那扇厚重的木门，在我面前“砰”的一声关上了。
世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走廊里回荡的、我自己那颗狂乱的心跳声。
我把耳朵贴在冰冷的门板上，徒劳地想听清里面的动静。
什么也听不到。
只能隐约感觉到，里面有人在低声交谈。
我的脑子里不受控制地开始上演各种画面。
姥姥用她那口蹩脚的、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笨拙地为我求着情。
她可能会说，孩子还小，不懂事，求校长再给个机会。
她甚至……她甚至可能会跪下来。
想到那个画面，一股巨大的羞耻感和无力感，像藤蔓一样死死地缠住了我的心脏，让我几乎无法呼吸。
我宁愿她冲进去大闹一场，也不愿她为了我，抛弃自己那点可怜的尊严。
班主任抱着手臂，靠在走廊另一头的墙上，隔着一段距离，用一种看好戏的眼神看着我。
那眼神似乎在说：没用的，别挣扎了，你这辈子完了。
一分钟。
两分钟。
时间被拉得无比漫长，每一秒都是煎熬。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判了死刑的囚犯，在等待行刑前那最后一点垃圾时间的流逝。
或许，我真的完了。
就在我彻底陷入绝望，准备转身离开这令人窒息的地方时。
“쾅——！”
一声巨响。
校长办公室的门，不是被推开，而是被猛地从里面一把拉开的！
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把我吓得浑身一哆嗦，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我抬起头，朝门口看去。
眼前的一幕，让我瞬间呆立当场，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张建国校长。
他站在门口，脸色煞白，不是生气的那种白，而是一种受到了巨大惊吓、血色尽失的惨白。
平日里梳得一丝不苟的背头，此刻有几缕头发散乱地垂在额前，鼻梁上那副黑框眼镜滑到了鼻尖，几乎要掉下来。
他握着门把手的那只手，在剧烈地颤抖。
他三步并作两步地从门里冲出来，踉跄着绕过他那张气派的办公桌，几乎是小跑着，冲到了我姥姥的面前。
然后，他当着我的面，当着走廊那头已经惊得掉了下巴的班主任的面，深深地弯下了腰。
那是一个近乎九十度的鞠躬。
他的声音因为极度的激动而剧烈颤抖，带着浓重的鼻音和压抑不住的哭腔，几乎不成语调：
“苏……苏老师！真的是您……老师……您怎么来了？您……您怎么……怎么穿成这样……”
张校长的声音里，充满了失而复得的狂喜，见到故人的激动，以及无法言说的、深深的愧疚和自责。
他一连说了好几个“您”，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走廊那头的班主任，脸上的讥笑和轻蔑瞬间凝固，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僵在那里。
而我，李浩，十七岁的物理天才，自以为看透了世界运转规律的我。
彻底傻了。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我看着眼前这完全颠覆我认知的一幕，看着那个毕恭毕敬、几近失态的校长，又看看那个只是默默站在那里，依旧穿着一身破旧棉衣的姥姥。
老师？
谁是老师？
我姥姥？
这个被我嫌弃土气、在我印象里大字不识一筐、只会讲牛郎织女的乡下姥姥……
是这个威风八面的重点中学校长的……老师？
世界安静得只剩下张校长粗重的喘息声。
在班主任和我石化的目光中，张建国直起身，手足无措地搓着手，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老师，您，您快请坐，快请坐！”他拉过自己的那把校长专用的皮面转椅，用袖子使劲擦了擦，然后小心翼翼地请姥姥坐下。
姥姥没有坐。
她只是看着张建国，平静地说出了那句让她激动的话：
“你是……建国？张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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