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针拨回到1919年，地点是北京。
你要以为他们在谈什么战略大事，那就错了。
这两人脸红脖子粗，仅仅是为了房檐底下那点油漆的色号。
这一架吵了半天，俩人总算是定下来了：那块镶板得刷成红色，上头还得加个装饰带，中间画个像奖牌似的大圆圈；至于撑着房顶的那些圆木头，没商量，必须是纯绿色的。
这画面怎么看，都像是两个挑剔到极点的包工头在扯皮。
可实际上，他们脚踩的这块地皮，是那个年代全世界下注最狠的一场慈善豪赌。
为了把这事儿办成，洛克菲勒家族不光请来了建筑圈的顶流，就连那个出了名抠门的老洛克菲勒，看着预算表像脱缰野马一样失控，竟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一年，中华医学基金会（CMB）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他们把四千四百多万美金，一股脑儿全砸进了一个国家——中国。
咱们把账本摊开比划比划，同一时间，管着全世界七十几个国家卫生事务的国际卫生委员会，手里的总盘子也才九千四百万。
到底是什么样的大买卖，能让洛克菲勒家族把全世界将近一半的医疗本钱，单单扔进刚闹完义和团、局势乱成一锅粥的中国？
这笔账，得从一盏不起眼的煤油灯盘起。
把日历往前翻五十年。
那会儿提起洛克菲勒，没人觉得他是善人，那可是垄断资本的活靶子。
19世纪80年代，标准石油公司在亚洲的日子不好过。
俄国人的油、缅甸的油，再加上各地针对美国货的高关税，像铁桶一样把他围住了，生意越做越憋屈。
老洛克菲勒急了，非得撕开个口子不可。
他盯上的这块肥肉，叫中国。
当时的打法，说白了就是“降维打击”。
为了让还在点植物油灯的中国人掏腰包买煤油，这帮人搞出了一种造价极低的灯具，起名叫“美孚灯”。
“想走运？
想长寿？
想家里平平安安？
那你得活在亮堂的地方啊…
要是家里有个读书娃，点上这灯，成绩准能蹭蹭往上涨。
哪个当爹妈的不盼着孩子有出息呢？”
这招真灵。
“美孚”这俩字，硬是成了煤油的代称，标准石油也就顺理成章，成了20世纪上半截在中国混得最风光的美国公司。
可钱是赚海了，名声也臭了大街。
在美国老家，洛克菲勒靠着吃回扣、卡管道、强买强卖这一套搞起来的石油帝国，把老百姓吓得够呛。
1911年，法院一锤定音，强行肢解了这个庞然大物。
邪门的是，这顿“板子”打下去，洛克菲勒反倒更肥了。
随着股票一拆分，加上汽车满街跑，到了1913年，他兜里的钱顶到了九个亿的历史最高点。
钱多得没处花，名声却烂到了泥里。
这时候，一直跟在他身边、当过牧师的顾问格池，给他指了条明路：搞慈善。
但这钱该怎么撒，也是个技术活。
起初，这父子俩的脑回路很传统：办大学。
小洛克菲勒是个虔诚的教徒，他对中国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被基督教青年会给带起来的。
1906年，芝加哥大学的校长贾德森写信以此怂恿：咱们在中国搞个大学吧，名义上必须是基督教的，但骨子里别分教派，搞综合性的。
这话听着耳熟——不就是把芝加哥大学原样搬到中国去吗？
为此，洛克菲勒专门组了个团，领头的是神学教授伯尔顿和地质学教授钱伯林，号称“东方教育考察团”，去中国实地摸底。
考察团转了一圈回来，直接泼了一盆冷水。
伯尔顿的报告写得很直白，在中国办综合大学，有两只拦路虎：
头一个，在华的那帮传教士肯定不干，他们反对搞世俗大学，各个教派山头林立，根本捏不到一块去；
再一个，清政府正忙着搞自己的教育改革，对于一所由洋人完全把控的大学，那是满肚子的戒备和不信任。
这路算是堵死了。
咋整？
既然路堵死了，换一般人估计就撤摊子了，顶多给教会学校撒点钱算完。
可格池和小洛克菲勒眼睛尖，在伯尔顿那份全是坏消息的报告里，硬是抠出了个新路子。
伯尔顿虽然把办大学的路否了，却留了个活扣：
“李提摩太博士虽然没明说，但他想要其实就是个中国版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格池一拍大腿：这不就是突破口吗？
他在备忘录里写道：“咱们在大学教育上想干没干成的事，能不能换到医学上来？
直接在中国搞‘科学医学’行不行？”
你想啊，医学属于科学，不牵扯什么意识形态，清政府挑不出毛病；医学又是救死扶伤，不分什么教派，传教士们也能点头。
这简直就是个完美的“最大公约数”。
大方向定了，接下来走哪条道又成了问题。
这里头，其实藏着两条路线的博弈。
在洛克菲勒的医学慈善版图里，分两派。
一派是“国际卫生部”那帮人，走的是公共卫生路子。
他们的算盘是：花小钱办大事，搞搞疫苗、杀杀虫、治治钩虫病和疟疾，盯着的是“大群体”。
另一派是“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走的是精英路子。
他们的逻辑是：搞最尖端的研究，建最好的医院，培养大专家，盯着的是“硬科学”。
在中国，这棋该怎么下？
1914年1月，小洛克菲勒亲自坐镇，开了个关于中国的会。
桌子上吵成一团，有人说搞教会学校联盟，有人嚷嚷着搞公共卫生。
甚至有人傻乎乎地问了一句：“中国政府能配合吗？”
小洛克菲勒当时不想听废话，幽默了一把：“诸位，现在的局面是，每个人内衣兜里都揣着个锦囊妙计，可这个问题全世界都没人能真正搞定。”
最后的拍板，透着一股子洛克菲勒式的精明：要么不干，要干就干成垄断级的标杆。
他们打定主意，不跟中国的大学抢学生，也不去搞铺天盖地的卫生运动（那是后话），而是要把当时最顶尖的“科学医学”引进中国这块“处女地”。
他们要盖的，绝不是普通的教会诊所，而是一个样板间——北京协和医学院。
为了这事，他们不光把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院长韦尔奇请出山，还把美国当时最牛的医学教育家全拉来了。
这么干的代价，就是烧钱。
前面提到的那四千四百多万，绝大部分都填进了这个无底洞。
相比之下，在亚洲其他国家搞传染病防治的钱，连总预算的零头都不到，只占8%。
因为在他们的算盘里，这哪是盖医院，分明是在给洛克菲勒家族立一座擦不掉的丰碑，必须完美无缺。
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式揭幕。
小洛克菲勒大老远跑来亲自站台。
这对他来说太反常了，原本只打算待三周，最后硬是赖了三个月才走。
连《纽约时报》都跟着凑热闹，连篇累牍地报道。
这座医院一立起来，洛克菲勒家族在中国的形象算是彻底翻身了。
以前，他们是强卖煤油灯、被反垄断法追着打的贪婪奸商；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把最先进科学带给中国的慈善大善人。
回头再看，洛克菲勒这笔账算得那是相当精。
要是当年硬着头皮搞综合大学，搞不好就陷在政治和宗教的泥潭里出不来，最后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反过来，选了医学，选了建这么个高标准的精英堡垒，虽说钱花得让人心疼，却成功绕开了所有的雷区，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钉进了一颗拔不出来的钉子。
那个关于红油漆和绿圆木的细节，看着像是有审美强迫症，其实就是这种策略的缩影——用中国传统的大屋顶（宫殿式建筑），包着最纯粹的西方科学芯子。
就像当年那本推销煤油灯的小册子上写的：“想走运、长寿、健康？
那你得活在光亮里。”
只不过这一回，洛克菲勒卖的不再是煤油，而是另一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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