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18日，春雨初歇。合川县档案馆清点旧卷宗，主编王爵英在角落里抖开一只发霉木箱，红纸一闪，他捡起一张折痕累累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喜报》。
上面写着：蒋诚，1953年，记一等功。署名、印章俱全，却没有收件地址。王爵英盯着那抹鲜红，心里咯噔一下——三十五年了，为何仍躺在档案堆里？
县公安、民政的户籍里叫蒋诚的人竟破百。线索模糊，他拎着一辆旧凤凰自行车，一天能敲十几户门。“请问家里有位1955年退伍的蒋诚吗？”问多了，嗓子沙哑。
多数回答都相似：“这人只当过兵吧，没听说有大功。”连最热情的乡亲，也只把那名字和覆满灰尘的锄头联系在一起。
夜深人静，王爵英翻看旧学生名册，忽然想起当年班上有个叫蒋启鹏的孩子，说过“我哥打过仗”。灵光一闪，他第二天便直奔隆兴乡。
黄墙黑瓦的小院，藤椅上斜靠着一位灰衫老人。工作人员亮出证件：“请问，您是蒋诚同志吗？”老人愣住，抬眼又放下，声音低得像风：“是。”
当喜报递到手上，他的指尖轻颤，良久才开口：“这东西……怎么到了你们手里？”那一刻，院中沉默，只有远处的蚕房里沙沙声作响。
1928年，蒋诚生于川东山坳，穷得连草鞋都是补丁。他早早认定，想翻身只能跟着红军走。1949年冬，他17岁，从农田走进11军新兵连。次年春，部队改编入志愿军12军，整装赴朝。
战事紧绷的两年里，他随31师辗转汉江、五圣山，到处都是枪林弹雨。据战史记载，他参加大小战斗四百余次，多次担任机枪手，是师里公认的“硬骨头”。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烽火燃起。537.7高地被炮火削去两米，昼夜如炼狱。蒋诚背着仅有的一挺苏制重机枪，在残缺掩体里和战友死守阵地。
敌机低飞投弹，他把枪管烧得通红又换。战后统计，单他一人击伤毙敌逾四百。连长回忆那晚对话：“能顶得住吗？”“保证！”蒋诚用伤痕累累的双手按出军令。
就在接受树叶包扎的片刻，他又被爆风掀翻，腹部裂开。卫生员大喊：“快撤！”他只回一句“再等等”，硬是撑到换防。五小时手术，把他从鬼门关拉回。
1953年春，志愿军总部通令嘉奖，一等功。喜报写好，寄往老家，可地址误填，邮差遍寻不得，文件只得搁进档案室。1955年2月，蒋诚拎一只小包复员，回村种地。
1964年，他到隆兴乡蚕桑站当技术员。二十四年里，他教乡亲剪枝、治蚕病、挑茧，工资不高，却换来满仓丝茧。提起当兵的事，总是说：“就是跑过腿，谈不上贡献。”
直到喜报归位，县里拟办表彰会，他婉拒。“战友没回来，我有什么脸抬头？我不过是替他们多活了几年。”一句大白话，把旁人问得噤声。
1996年，蒋诚被批准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可他依旧住在老屋。傍晚，孩子们喜欢围在他身旁，听那挺“捷克式”重机枪的故事。老人总是笑得眯眼，却从不提自己肚上的狰狞疤痕。
铁盒被重新锁好，摆在神龛下，旁边多了夺目的一等功勋章。炊烟起时，蒋诚会抚摸木盒，低声念着牺牲战友的名字。有人感叹，真正的英雄，从不需要喧嚣的灯光，他们的荣光早已镌刻在山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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