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65年阳春三月,主席发了一次不小的脾气。

让他动怒的由头,正是自家摆的“国宴”排场。

在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为了给足客人们面子,国宴的规格那是顶了天的高。

燕窝、鱼翅、海参这类狠货,那是必须要往桌上端的,怎么贵重怎么来。

主席盯着这些菜单,心里却在滴血,暗自盘算:这吃进肚子里的还没倒进泔水桶的多,纯粹是拿国家的银子和物资打水漂。

再者说,不少老外压根吃不惯这一套,花了大钱反倒费力不讨好。

他索性定了个调子:“咱们请洋人吃饭,四菜一汤足矣。”

打这儿起,“四菜一汤”就成了中国国宴雷打不动的铁律,一直传到了今天。

大伙儿看国宴,往往看个热闹,看个排场,琢磨那道“开水白菜”得费多少工夫。

可在决策层看来,这国宴压根就不是一顿饭。

它是政治手腕的延伸,是外交暗语的传递,更是一场经过精密算计的战略展示。

这桌上的每一筷子,夹起来的可都是决策。

咱们把日历翻回去,瞧瞧这笔“国宴账”到底是怎么个算法。

一、1949年的难题:咋让六百张嘴都叫好?

镜头切回1949年国庆。

大典刚落下帷幕,新生的政权立马迎来了头一遭大考——得招待六百多号中外来宾。

这场“开国第一宴”,不光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新政权头一回正式露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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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儿,摆在总理面前的,是一个让人头大如斗的选择题。

那阵子的名厨圈里,鲁菜那是宫廷范儿,气派足;川菜够劲,可太刺激;粤菜倒是鲜,偏偏北京那会儿搞不到那么多生鲜食材。

更要命的是,客人们天南地北哪都有,口味差了十万八千里。

要是菜系没选对,众口难调还是小事,显得新政府办事不周全、心思不细致,那麻烦可就大了。

总理琢磨来琢磨去,最后拍了板:就选淮扬菜。

这背后的道道很实在:淮扬菜咸甜刚够,南北通吃,既透着江南那股子精细劲儿,又不会因为口味太重让外宾下不来台。

这招在政治上跌不了跟头,操作起来也最稳当。

可方案一定,下面干活的人却抓了瞎。

承接这活儿的北京饭店,那会儿是做西餐的行家,师傅们拿手的是煎牛排、烤面包,你让他们冷不丁去做淮扬大菜,简直是赶鸭子上架,专业完全不对口。

这可咋整?

典礼局局长余心清脑子转得快,亲自出马,使了招“移花接木”。

他直接跑到京城响当当的淮扬饭庄“玉华台”,硬生生把朱殿荣、孙久富、王杜昆、杨启荣这几位镇店的大师给“请”了过来。

这一手,算是把“开国第一宴”的面子和里子全保住了。

哪怕现在翻看当年的菜单,那也是相当讲究:

凉菜八道,像什么酥鲫鱼、镇江肴肉、桂花盐水鸭这些经典全都有;热菜也是八道,清炒翡翠虾仁、蟹黄狮子头、鸡汤煮干丝…

最后还跟着四道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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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那会儿还没定下“四菜一汤”的死规矩,但这桌饭却给往后几十年的国宴打了样:不求怪,但求精,主打一个包容。

如果说1949年是为了求“稳”,那1972年的那顿午饭,就是在“险”中讨生活。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来了。

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中美这层冰能不能破全看这时候。

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午宴上,主席亲自点了将,特意加了三道菜,还指名让中南海的程汝明师傅做好后,专程送过去。

这三样是:烧滑水、总统仔鸡、牛排。

懂行的人一瞅见“烧滑水”,手心都得替厨师捏把汗。

为啥?

因为这道菜的主料是青鱼的尾巴。

西方人吃鱼最怕刺,给美国大总统上一盘多刺的河鲜尾巴,这在外交礼仪上简直就是个雷坑。

万一尼克松卡了嗓子,或者因为不会吐刺显得狼狈,那这顿饭的气氛怕是得尴尬到极点。

按常理出牌,这道菜绝对得划掉。

可主席非要上。

事后,程师傅才回过味儿来。

这青鱼尾巴,是鱼身上劲儿最大的地界。

鱼在水里游,全靠尾巴掌舵推进。

它既是推进器,又是方向盘。

主席这是在打哑谜呢:盼着中美两个大块头,能像这鱼尾一样,把稳方向,一块儿推着两国和世界往前走。

为了配合这个硬寓意,还得有软身段照顾尼克松的胃口,那道“总统仔鸡”就成了找补的砝码。

这是一道典型的功夫菜,也是“统战菜”。

厨师得把半斤重的童子鸡,在皮不破的情况下,把骨头剔得干干净净。

还没完,肚子里得塞满洋葱、奶酪、面条——全是西边的食材。

中式的外皮,西式的内馅,进烤箱一烤。

端上桌一看,皮是金黄金黄的,那是中国的面子;切开来奶香扑鼻,那是美国的里子。

尼克松两口子吃得那叫一个美。

这顿饭,既有“烧滑水”的政治暗示,又有“总统仔鸡”的贴心周到。

刚柔并在,这才叫大国领袖的待客手段。

国宴非得是山珍海味?

那可未必。

有时候,给客人吃啥,得看你想给客人上什么课。

1965年5月21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来访。

总理陪着他们去山西大寨参观。

那年月,大寨可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金字招牌。

山西那边的领导很当回事,毕竟是国宴级别的接待。

他们特意调集了厨师、服务员,提前把好酒好菜好餐具都拉到了沟里,准备搞一场高规格的宴席。

总理一下飞机,瞧见这架势,立马黑了脸叫停。

他的道理很硬:咱们带阿尔巴尼亚同志来大寨,是来学吃苦精神的,不是来享清福的。

要是在这儿大吃大喝,那还参观个什么劲?

一声令下,所有太原运来的好东西,连车都没下,直接原路拉回去。

那天大寨人端上桌的“国宴”,简直寒碜到家:

主食是玉米面窝头、小米稀粥、羊肉饺子、油糕;

下饭菜是土豆丝、老咸菜;

喝的是大寨老白干。

这顿饭,搁在任何外交场面都是没法想象的。

可在大寨,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政治氛围里,效果却出奇的好。

席间,总理端着老白干,嘴里谈的全是“大寨精神”。

外宾们嚼着土豆丝啃着窝窝头,听着咱们创业艰难的历史,反倒觉得这顿饭新鲜、对味、真实。

这顿“穷饭”,比任何满汉全席都更生动地亮出了中国的价值观。

这就是把饭吃进了脑子里,上成了“政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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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的精挑细选,到1965年的大寨粗粮,再到1972年的深谋远虑,国宴这本账,其实就是中国外交心态成熟的流水账。

等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股子自信到了新高度。

那场被称为“中华第一宴”的菜单一亮相,大伙都惊了:这也太简单了。

热菜统共就三道:荷香牛排、鸟巢鲜蔬、酱汁鳕鱼。

汤就一份:瓜盅松茸汤。

北京烤鸭也就是当个小吃端上来。

没了建国初期的繁琐,也没了特殊时期的说教。

这“三菜一汤”,透出的是一股子“务实、清爽、干净”的大国范儿。

这会儿的中国,早就不需要靠满桌子的贵重食材来显摆自个儿家底厚,也不需要靠奇奇怪怪的菜式来暗示什么政治哑谜。

回头细想,当年主席定下的“四菜一汤”规矩,绝不光是为了省那俩钱。

他老人家早就看透了国宴的骨子:

饭桌上摆啥不重要,关键是桌边坐的是哪路神仙,以及他们谈出了什么名堂。

浮华散去,剩下的才是真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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