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四月的一天，台北士林官邸的晨光刚刚透进病榻，蒋介石执笔在日记里划下寥寥数字：“因病，不能记事。”随行秘书心里嘀咕：倘若连这几字也懒得写，可见病势不轻。可谁都明白，写日记于蒋介石是本能，比进餐睡觉还要固定。

自一九一六年起，他每日记述，半个世纪无一日中断。政治、军事、家事、恩怨，全都落纸；就连住院，都要把体温脉搏摘录进去。日记之厚，摞起来与中等个子的警卫兵相仿。如此庞大的私藏里，最惹眼的是“骂人”两字。

他骂得痛快。对孙科，写“素质软弱”；批宋子文，“傲而无识”；谈孔祥熙，“利令智昏，可耻”；转头写到汪精卫，“智小而谋大”；换成自家夫人宋美龄，也难逃冷嘲——“唯女子与小人难养。”“夹肢虎，难与共事。”言辞之尖刻，常令研究者目瞪口呆。

然而遍翻万页，几乎寻不出一句针对周恩来的负面评语。这个发现，使史学者们讶异：两人从合作到对立，斗争长达二十余年，为何老蒋笔下对周却屡屡留情？答案得从更早的相遇说起。

一九二四年六月，黄埔军校开学典礼。蒋介石任校长，正为“军校无骨干”头疼。此时，三十岁的周恩来自法国归来，经党组织批准出任政治部主任。短短数月，校内宣传、纪律、联络焕然一新。每逢阅兵，蒋介石总对幕僚低声说：“此人干练，难得。”连学生排练的话剧《血花》也让蒋惊喜不已，他竟在讲堂里公开称赞“周主任有奇才，可惜不学兵”。

裂痕在一九二六年春天显现。“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扣押多名共产党干部。在广州铸币厂，周恩来被短暂软禁，他拨通电话，语气平和却句句逼人。“蒋先生，误会非良策，请即放人。”蒋介石隔线支吾，说不出硬话，终下令释放。这一役，两人表面风平浪静，实则分道扬镳。

翌年“四一二”清晨，枪声划破南京上空。国共分裂成定局，周恩来转入地下，领导南昌起义；蒋介石则电令全国缉捕，悬赏八万元“缉拿周恩来”。枪口对峙，日记却仍写“周逆行事悖德，然其才识不凡，惜哉”。情感复杂，可见一斑。

时间推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战端一触即发。周恩来到西安斡旋前，对中央建议“保蒋安全”，以促成一致抗日。夜访华清池，二人相对无言，灯影里皆是岁月痕迹。周恩来轻声道：“先生，我们十年未见，您似乎瘦了。”蒋介石沉默片刻，只说：“希望你们识大体。”“民族大义，方在上策。”周的回答不疾不徐，却字字如锤。几日后，蒋获释，国共再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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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八年，蒋日记里仍偶见“与恩来商议，事多可议”“其人行事周到”，褒词不乏，纵有分歧，也只记录“彼等立场多左”，再未恶语。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重庆谈判桌前，蒋与周第三度正面交锋。蒋坚持一个党天下，周坚持联合政府，僵局难破。会后，日记写下：“周言辞锐利，然仍不失谦抑。”随后内战骤起，见面成绝响。

建国后，海峡相望。奇特的是，蒋仍时常在文内提到“周公”，或叹才识，或述旧情，唯少恶言。另一端，周恩来对蒋亦无轻蔑。1956年12月9日于加尔各答的记者会上，他笑言：“若蒋主席归国，其地位绝不低于行政院长。”一句话传来台湾，《中央日报》只字未评，蒋介石却将剪报贴入日记，落笔：“彼诚知大义，惜道不同。”

许多研究者推断，蒋之克制，出于三层考量。其一，周恩来才干卓绝，能文能武，堪称劲敌，骂之徒增己短。其二，周在西安事变以诚相护，蒋自知 owed a life，此情难忘。其三，两人同出江淮，同受传统士大夫文化洗礼，彼此气质相近，私心敬重。

有意思的是，日记里另一类人也免遭重斥：张学良、冯玉祥、李宗仁，尽管反复对抗，蒋对他们多用“可恨而可用”之语，仿佛留有余地。唯独周恩来，始终只有“敬重”“可期”等字眼，从未并列批评，这在老蒋的行文体系中十分罕见。

如今翻检那一页页斑驳的纸张，人们读到的不只是怒斥与感慨，更能触摸到岁月深处的复杂人心。蒋介石笔端的刻薄与温情交织，构成一幅别样的时代侧影——在血雨腥风的政治丛林里，旗帜可以对立，敬意却并未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