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爸那500万,一分没给你,你真的一点不恨?”夜深人静,苏晴在那个四壁空空的廉价出租屋里问我。

我掐灭了烟头,看着她那双在服装厂打工、指尖磨得发红的手,轻轻摇了摇头。

我说,恨有什么用,日子终归是自己过的。

她没再说话,只是把头埋得更深。

我们都以为,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在生活的泥泞里刨食,直到老去。

直到三年后,那个电话打来,用一种近乎荒谬的方式,告诉我们,命运的剧本,原来还有未被翻开的下一页。

我叫林伟,一个扔进人堆里就找不着的普通人。

没什么宏大的志向,也没什么过人的天赋。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半死不活的建筑公司画图,拿着一份饿不死也撑不着的薪水。

我性格偏内向,或者说,懒得表达。觉得很多事,说出来不如做出来。

苏晴是我的妻子,她和我不一样。

她像春天里最先冒头的那一抹新绿,温柔,善良,对生活永远抱着一点天真的期待。即使我们挤在三十平米的出租屋里,她也能把日子过出点诗意来。

认识她,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运气。

娶了她,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事。

她唯一的缺点,或者说,她背负的十字架,是她的原生家庭。

岳父苏大明,一个典型的老派家长,在他的世界里,儿子是天,是家族的延续,女儿则是嫁出去的客人。

小舅子苏浩,被这种思想浇灌长大的独苗,理所当然地认为,整个世界都该围着他转。

在那个决定我们命运走向的下午之前,我们和苏家的关系,就像一杯温吞水,表面平静,底下却沉着搅不动的渣滓。

那天是个周五,我正对着一张画了一半的结构图发呆,苏晴的电话打了进来。

她的声音带着一丝压抑不住的雀跃。

“林伟,妈刚打电话,让我们今晚务必回家吃饭。”

“又有什么事?”我问,手指无意识地在鼠标上敲击。

“妈说,是天大的喜事!”

天大的喜事。

这四个字从苏晴嘴里说出来,让我心里也跟着动了一下。

我们结婚三年,日子过得紧巴巴,每月还完房贷,剩下的钱要掰成两半花。苏晴总说,对不起,让你跟着我受苦了。

我从不觉得苦,但我不喜欢看她那种愧疚的眼神。

或许,这“天大的喜事”,能让她眉宇间那一点愁云散去。

傍晚,我们提着一箱牛奶和两瓶酒,回到了岳父家。

门一开,一股浓烈的饭菜香气扑面而来。

岳母系着围裙,满脸是笑,拉着苏晴的手就不放。

“哎哟,我的乖女儿,快进来,就等你们了。”

苏浩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玩手机,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只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岳父苏大明坐在主位上,脸色红润,面前摆着一瓶没开封的好酒。

那架势,不像家宴,倒像庆功宴。

桌上摆了八个菜,都是硬菜,中间还有一盆甲鱼汤。

这排场,在我记忆里,只有苏浩考上一个三本大学那年才有过。

岳母给我们盛饭,嘴里不停地念叨:“晴晴多吃点,看你瘦的。林伟也是,别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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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晴眼里闪着光,她悄悄在桌子底下碰了碰我的膝盖,眼神里全是期待。

我想,她大概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前阵子就听说岳父家的老宅片区要拆迁,风声传了很久。

如果这事儿定了,那确实是天大的喜事。

以老宅的面积,怎么也能分个几百万。

到时候,我们的小家,苏晴的眉头,都能松快许多了。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岳父苏大明清了清嗓子,放下了酒杯。

来了。

我心里想着,也放下了筷子。

苏晴更是坐直了身体,像个等待老师发糖的小学生。

“今天叫大家来,是有一件大事要宣布。”岳父的声音洪亮,带着一股掌控一切的威严。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最后落在苏浩得意洋洋的脸上。

“咱们家的老宅,拆迁款批下来了。手续都办完了,一共,五百万。”

五百万。

这个数字像一颗小石子,在我们四个人心里激起了不同的涟漪。

岳母是欣慰。

苏浩是狂喜。

苏晴是激动,她的脸颊都泛起了红晕,紧紧攥着我的手,手心全是汗。

而我,是平静地等待下文。

因为我知道,重点从来不是数字本身,而是数字的分配。

“这笔钱,”岳父拉长了声音,享受着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我跟你妈商量好了。”

他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慢悠悠地喝了一口。

吊足了所有人的胃口。

“这笔钱,我们一分不动,全都给苏浩。”

空气仿佛在这一瞬间凝固了。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苏晴紧攥着我的那只手,瞬间冰凉,然后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

我转头看她。

她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那双原本亮晶晶的眼睛,瞬间黯淡下来,像被风吹灭的烛火。

岳父的声音还在继续,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小锤子,敲在苏晴的心上。

“苏浩年纪不小了,该成家了。这笔钱,先拿去给他买套大点的婚房,写他自己的名字。剩下的,给他开个像样点的店,做点生意。男人嘛,总要有自己的事业。这才是我们苏家的根,是我们苏家的未来。”

“那我呢?”

苏晴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像一片羽毛,却带着千钧的重量,飘荡在死寂的饭桌上。

“我不是苏家的孩子吗?”

岳父的眉头皱了起来,似乎对苏晴的提问很不满。

“你说的什么话?你是我女儿,怎么不是苏家的孩子?”

“可……”

“可什么可!”岳母打断了她,语气带着责备,“你已经嫁人了,是林家的人了。你弟弟还没结婚,我们不帮他帮谁?你是姐姐,凡事要多为弟弟着想。”

“就是啊,姐。”苏浩终于放下了手机,一脸理所当然地看着我们,“你跟姐夫都有工作,日子不是过得挺好的吗?我这还光棍一条呢,爸妈多操心也正常。再说了,家产本来就是传给儿子的,自古以来都这样,你读的书不比我少吧?”

自古以来。

这四个字,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铁幕,沉沉地压了下来。

苏晴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不是想要那笔钱,她只是想要一句“女儿,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

她要的,不过是一点点被承认,被放在心上的感觉。

可她没有得到。

眼看她就要在饭桌上崩溃,我伸手,在桌子底下,紧紧地握住了她那只冰冷颤抖的手。

她抬头看我,眼里全是委屈和绝望。

我对她摇了摇头。

然后,我平静地站了起来,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丝微笑。

“爸,妈。”

我的声音不大,却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这是您的钱,您有权决定怎么花。我们尊重您的决定。”

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岳父惊讶的脸,和苏浩轻蔑的嘴角。

“苏浩也确实该成家立业了,我们做姐姐姐夫的,支持你们。”

说完,我拉起依旧呆滞的苏晴。

“我们吃好了。厂里晚上还要加个班,就不多待了。你们慢用。”

我没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几乎是半拖半抱着失魂落魄的苏晴,转身走出了那个家门。

门在身后关上的那一刻,我听到了岳父的一声冷哼。

“哼,算他识相。”

走出楼道,晚风一吹,苏晴的身体软了下来,靠在我身上,肩膀开始剧烈地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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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说话,只是脱下外套,披在她身上,然后拦了一辆出租车。

回家的路上,她一言不发,只是无声地流泪。

车窗外的城市流光溢彩,霓虹闪烁,像一个不真实的梦。

而我们的世界,在刚刚那顿饭的工夫里,崩塌了一半。

回到我们那个三十平米的出租屋,关上门的瞬间,苏晴所有的伪装都卸了下来。

她不再是压抑地啜泣,而是靠着门板,缓缓滑坐到地上,放声大哭。

那哭声里,没有撒泼,没有咒骂,只有一种被至亲之人抛弃的、深可见骨的悲伤。

她哭的不是那五百万。

我知道。

她哭的是二十多年来,自己在这个家里,原来只是一个随时可以被牺牲的、有名无实的“女儿”。

“对不起……”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哽咽着对我说,“林伟,对不起……让你跟着我受委一肚子委屈。”

我走过去,蹲下身,没有说那些“别哭了”、“没关系”的废话。

我只是默默地从茶几上抽了纸巾,一张一张递给她。

等她哭声渐小,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我才开口。

“哭完了?”

她红着眼睛,点了点头。

“那就去做件事。”

我站起身,拉开床头柜最下面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两张纸。

是两张长途汽车票。

终点站是邻县,一个我们谁都没去过的陌生地方。

苏晴愣住了,看着我手里的车票,泪眼婆娑。

“这是……”

我把票放在她面前,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钱没了,我们可以自己挣。但心凉了,再待在这个城市,只会觉得更冷。”

“我们离开这儿,去邻县。我有个老乡在那边的工地上,说一直缺人,我过去能有个活干。你手巧,也可以在附近找个服装厂什么的。我们不靠他们,我们靠我们自己。”

我的语气很平静,没有一丝一毫的愤怒或者激动。

但苏晴知道,这是我下定的决心。

她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犹豫。

离开这里,意味着放弃现有的一切,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从零开始。

那是一条更苦、更难的路。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手。

那双手,本可以因为一笔天降的财富而变得娇嫩,现在,却要去迎接更多的粗糙和辛劳。

她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她会拒绝。

然后,她抬起头,眼里的泪水又一次涌了出来,但这一次,眼神里却多了一丝决绝。

她重重地点了点头。

“好,我们走。”

决定一旦做出,行动就变得异常迅速。

我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几件换洗衣物,一些生活用品,一个行李箱就装完了。

那些苏晴曾经视若珍宝的、从娘家拿来的小摆件,她看都没看,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就在我们收拾行李的那个深夜,苏-晴的手机响了。

是小舅子苏浩。

苏晴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电话一接通,苏浩那副轻佻又带刺的嗓音就传了过来。

“哟,姐,听我妈说,你们俩闹脾气了?吃完饭就跑,多不给爸妈面子。”

苏晴没说话,只是咬着嘴唇。

“为那点钱至于吗?格局大一点。那本来就是我们苏家的钱,跟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别想着回来哭穷闹事啊,没用。爸说了,这钱一分都不会给你。”

苏-晴的身体又开始发抖。

我一把从她手里抢过电话。

“苏浩。”我冷冷地开口。

电话那头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是我。

“哟,姐夫啊。怎么,想通了?想替我姐求情?”

“你听好了,”我打断他,“我们不需要你的钱,一分都不需要。”

“哈,说得好听。我等着看你们俩能硬气到什么时候。”苏-浩的语气里充满了不屑。

“听说你们俩工作都辞了?准备干嘛去?要不要我发发善心,从我的店里给你们匀个扫地看门的活儿?”

他的话还没说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笑声,尖锐又刺耳。

应该是他那个还没过门的女朋友。

“哎呀,阿浩,别这么说嘛。你姐姐姐夫也是要面子的。他们要去要饭,你也别拦着呀。”

要去要饭。

这四个字,像一根烧红的铁钎,狠狠地戳进了我的心里。

我没有再跟他废话。

“你管好你自己。”

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然后关机。

这个电话,像最后一根稻草,彻底斩断了苏晴心里残存的最后一丝对那个家的眷恋。

她抬起头,通红的眼睛里没有了泪水,只剩下一种冰冷的平静。

“林伟,我们现在就走。”

“好。”

那个深夜,我们没有和任何人告别。

我们拖着一个行李箱,背着两个双肩包,像两个逃犯,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座我们生活了数年的城市。

站在长途汽车站空旷的候车大厅里,凌晨的寒风吹过,我看着身旁紧紧依偎着我的苏晴。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们没有退路了。

前路是未知的泥泞,但身后,已是万丈悬崖。

时间是一台冷酷的机器,它碾过你的生活,不会因为你的痛苦而稍作停留。

三年。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我们在邻县这个陌生的城市,扎下了根。

如果说,把汗水和泪水滴进土里,就能算作扎根的话。

我的老乡没有骗我,工地上永远缺人。

我脱下画图匠的衬衫,换上了满是尘土的工装,戴上了那顶黄色的安全帽。

第一天,我跟着师傅们扛水泥,五十公斤一袋,从一楼扛到五楼。

一趟下来,我的肩膀火辣辣地疼,两条腿像灌了铅,抖得不像自己的。

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涩得睁不开。

工友们看着我这个“白斩鸡”,一边笑一边递给我一支烟。

“兄弟,这活儿可不是坐办公室,能扛住不?”

我接过烟,点上,狠狠吸了一口,呛得眼泪都出来了。

“能。”

我只说了一个字。

从那天起,我成了工地上最沉默也最拼命的人。

搬砖、和泥、扎钢筋、扛水泥,什么累我干什么。

因为干得越多,拿的钱就越多。

每天下工,我脱下衣服,身上是一道白一道黑的汗渍和灰尘,洗澡水冲下来,地上是一层泥浆。

那双手,不到半年,就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和裂口,再也握不住画图的笔了。

苏晴比我也好不到哪里去。

她在一个私人开的服装加工厂里找到了工作,踩缝纫机。

计件工资。

为了多挣一点,她每天都是最早到、最晚走的一个。

工厂里噪音很大,空气中弥漫着布料的粉尘。

她常常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弯着腰,盯着针脚飞速移动的缝纫机,眼睛看得又干又疼。

她的手指,经常被飞速运转的机针扎破,旧伤没好,又添新伤。

晚上回到我们租的那个小单间,她连话都说不动,倒在床上就能睡着。

我们住在城中村。

一个只有十平米,终年见不到阳光的小单间。

墙壁是潮湿的,一到雨天就能渗出水来,空气里永远有股霉味。

厕所和浴室是公用的,在走廊尽头,每次去都要排队。

这样的生活,苦吗?

苦。

苦到有时候我半夜醒来,看着天花板,会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是不是错了。

但每当这种念头升起,我只要一转头,看到身边熟睡的苏晴,看到她即使在睡梦中也微微蹙起的眉头,我心里那点动摇就烟消云散了。

我不能倒下。

我身后,是她。

这三年,我们像两只勤劳的蚂蚁,一点一点地,把自己的生活从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

我们很少说话,但彼此都懂。

我下工回来,她总会给我留一盆热水泡脚。

她加班晚了,我会在路口等她,把热好的饭菜递到她手里。

我们之间,没有了甜言蜜语,却多了一种相依为命的默契。

记忆最深的是第二个冬天。

那年的除夕夜,邻县下起了大雪,特别冷。

工地板子停工了,工厂也放了假。

我们忙碌了一整年,口袋里只剩下几百块钱。

看着窗外家家户户的灯火和不时响起的鞭炮声,一种巨大的孤独感笼罩了我们。

苏晴的眼睛红红的,我知道她想家了。

不是想那个给了她屈辱的家,而是想念一种叫做“年味”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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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拉着她出了门。

我们在寒风里走了很久,在小市场的角落,用最少的钱,买了半斤肉,一些饺子皮。

回到那个没有暖气、窗户上结着冰花的小屋里,我们的手都冻僵了。

我们呵着白气,一边哆嗦着,一边包饺子。

她的手因为常年踩缝纫机,关节有些变形,包出来的饺子却很好看。

当热气腾腾的饺子终于出锅时,那股简单的面粉和肉馅的香气,充满了整个小屋。

苏晴看着我被冻得通红的脸,突然就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我有些笨拙地伸手,用我那粗糙得像砂纸一样的手指,替她擦去眼泪。

“明年,”我看着她的眼睛,郑重地承诺,“明年,我们一定能租一个有暖气的房子。”

她哭着,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个除夕夜,我们没有看春晚,电视机里嘈杂的欢笑声只会让我们显得更凄凉。

我们只是依偎在一起,吃着那盘或许是我们这辈子吃过最香的饺子,听着窗外零星的鞭炮声,规划着那个遥远却充满希望的未来。

这三年,我们几乎没和苏家联系过。

刚开始,岳母还会打来电话,哭着让我们回去,说都是一家人,别闹脾气。

苏晴接过电话,只是平静地说:“妈,我们在这边挺好的。”

说了几次,那边也就不再打了。

至于那五百万,和那个飞扬跋扈的弟弟,就像上辈子的事,被我们刻意地遗忘在了记忆的某个角落。

我们用自己的双手,一分一分地挣钱。

第一年,我们还清了当初离开时借朋友的几千块路费。

第二年,我们有了一点点存款。

第三年,我们终于从那个阴暗潮湿的小单间,搬进了一个有独立卫浴和阳台的大单间。

虽然依旧是租的,但当阳光第一次透过阳台洒进来时,苏晴激动得哭了。

三年的磨砺,像一把刻刀,在我们身上留下了风霜的痕迹。

我的背驼了些,皮肤变得黝黑粗糙。

苏晴的眼角,也添了几道细纹。

但我们的眼神,却比三年前更加明亮和坚毅。

我们以为,日子就会这样,虽然辛苦,但平静地,一天天过下去。

直到那个电话的到来。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夏日傍晚。

太阳像个巨大的咸蛋黄,懒洋洋地挂在城市的天际线。

我拖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回到了我们的新出租屋。

打开门,苏晴正在厨房里忙碌。

空气中飘着饭菜的香气,那是我们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

“回来啦?快去洗手,马上就能吃饭了。”她回头冲我一笑。

阳光从阳台洒进来,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轮廓,那一瞬间,我觉得这三年的苦,都值了。

晚饭很简单,一个番茄炒蛋,一个清炒豆芽,一锅米饭。

我们面对面坐着,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吃饭。

这是我们三年来的习惯。

身体的疲惫,让我们懒得多说一个字,但内心的安宁,却胜过千言万语。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

是那种老式的和弦铃声,在这安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掏出那个用了好几年的旧手机,屏幕上显示着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

我皱了皱眉,第一反应是推销电话。

最近总有这种电话,卖保险的,卖房子的,烦不胜烦。

我随手就想按掉。

“接一下吧,万一是工地上有什么急事呢?”苏晴提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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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了想,也是。

于是,我划开了接听键,为了方便吃饭,随手点了免提。

“喂?”我的声音带着一丝不耐烦。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一个非常标准、甚至有些过分恭敬的普通话传了过来。

“您好,请问是林伟先生吗?”

是个女人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很专业。

“是我,什么事?”我一边往嘴里扒着饭,一边含糊地问。

“林伟先生您好,我是银行贵宾理财中心的客户经理,工号0734。我们系统监测到,您名下的储蓄账户刚刚发生了一笔大额资金入账,按照我行的安保规定,我们需要和您本人进行电话核实。”

贵宾理财中心?

大额资金?

我差点笑出声。

我全身上下所有的银行卡加起来,余额不会超过五位数。

其中大部分还是准备下个月交房租的。

我跟“贵宾”这两个字,八竿子打不着。

肯定是诈骗电话,现在的骗子,剧本都写得这么专业了。

我皱了皱眉,扒了口饭,嘴里塞得满满的,含糊不清地说:“大额资金?你们搞错了吧,我卡里就几千块生活费,哪来的大额……”

我本想直接挂了。

但电话那头的声音依旧彬彬有礼,却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确认感。

“没有错的,林伟先生。我们系统已经进行了反复确认。”

那女人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看电脑屏幕,然后用一种更加清晰、更加郑重的语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

“我们再次确认,就在刚才,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三十七分,您尾号为6688的储蓄卡账户,收到一笔来自‘信托投资公司’的转账……”

她说到这里,我手中的筷子,毫无征兆地,“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

饭粒和油星,溅在了我满是灰尘的裤腿上。

我整个人,像被人点了穴一样,僵在了那里。

嘴里那口还没咽下去的米饭,仿佛变成了一块石头,堵在我的喉咙里。

我的眼睛瞪得像铜铃,死死地盯着那个小小的、屏幕已经有些裂纹的手机。

坐在我对面的苏晴,也听到了电话里的内容。

她端着饭碗的手,悬在了半空中。

脸上的表情,在短短几秒钟内,从疑惑,变成了震惊,最后定格为全然的不可置信。

她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响,却发不出任何一个完整的音节。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无限拉长。

整个世界的声音都消失了,只剩下电话那头,那个冷静得近乎冷酷的女声,还在继续。

她用一种播报天气预报般平稳的语调,说出了那个足以将我们整个生活彻底颠覆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