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别碰那个箱子，陈锋。那是我的命，也是你的劫。”
病床上的阿阮死死攥着我的手，指甲几乎陷进我的肉里，眼神里透着一股我从未见过的、令我骨髓发凉的恐惧。
“都这时候了，为了救你的命，里面就是炸弹我也得开！”我红着眼，一把甩开了她的手。
“开了，咱们这个家就散了……”她绝望地嘶吼，声音像是一块被撕裂的破布。
我没听。我不信一个给我洗了三十年衣服、连杀鸡都不敢看的“哑巴”老婆能有什么惊天秘密。
直到那把生锈的铜锁被我撬断，直到那层发霉的油布被掀开——
我才终于明白，1988年那个雨夜，我以为自己只是捡回了一个没人要的落难女兵，其实，我是把一个能把天捅破的秘密，搂在怀里睡了整整半辈子。
一九八八年的广西边境，空气稠得像化不开的浆糊。
那时候我才三十岁，是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找饭吃的“倒爷”。
向导老歪走在前面，手里的开山刀把拦路的藤蔓砍得汁液四溅。
他是个独眼龙，一只眼罩遮着当年的弹坑，另一只眼贼亮，专门盯着那些值钱的木头。
“陈老板，这片林子不对劲。”
老歪突然停下脚步，蹲在一棵巨大的榕树根旁边，用刀尖挑起一块烂泥，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
“有血腥味，还是新鲜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下意识地摸向腰后的猎枪：“是野猪还是那边的巡逻队？”
“不好说。”老歪压低了嗓子，回头冲我比了个噤声的手势，“这几天南边不太平，听说在那边搞清洗，不少人往咱们这边跑。碰上野猪还好，要是碰上溃兵，咱俩这就得交代在这。”
雨越下越大，林子里黑得像锅底。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挪，原本是想找几根老红木，结果在一处塌陷的土坑里，我看是个还在喘气的人影。
那是个女人，穿着一身几乎辨不出颜色的越军作训服，整个人挂在树根上，半截身子泡在泥水里。她的左腿很不自然地扭曲着，裤腿被血浸透了，黑红黑红的，看着触目惊心。
老歪眼尖，看到她腰间挂着的皮带，那是军官才有的牛皮带。他二话不说，举起手里的开山刀就要往那女人脖子上砍。
“你干什么！”我眼疾手快，一把攥住老歪的手腕，那刀锋离女人的脖子就差两寸。
“陈老板，你松手！”老歪急了，那只独眼里透着凶光，“这是个当兵的！你看她那皮带，搞不好是个军官。这种人不能留，要是醒了，咱们都得死！再说了，这一带到处是地雷，她能爬到这儿，指不定后面跟着多少追兵！”
“她都快死了，你还补一刀，缺不缺德？”我也不知道哪来的邪火，一把推开老歪，“咱们是求财的，不是害命的。我看她身上也没枪，就一娘们，能把你怎么样？”
老歪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娘们？那边的娘们比爷们还狠！陈锋，你要救你救，老子不伺候了。待会儿要是把那边的特工引来了，别怪我不讲义气！”
这时候，那个女人动了一下。
她费力地睁开眼睛，雨水顺着她的眼睫毛往下淌。我以为她会求救，或者哪怕哼一声疼。但她没有。
她就那么看着我，眼神空洞洞的，像是在看一根木头，或者一块石头。然后她的嘴唇动了动，吐出一串我也听不懂的音节。
“她说啥？”我问老歪。
老歪冷笑一声：“她说让你滚，别挡着她死。”
我不信邪，蹲下身子，从怀里掏出水壶凑到她嘴边：“喂，听得懂中国话不？喝口水。”
她没喝，反而是死死盯着我手里的水壶，突然间，那双本来已经涣散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她用一种极快的速度——快到我都来不及反应，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那力气大得吓人，像只濒死的豹子。
“水……”她用极其生硬的汉语挤出一个字。
我把水壶嘴塞进她嘴里，她贪婪地吞咽着，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喝完水，她松开手，整个人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下去，但那双眼睛还死死盯着我，眼神里多了一丝求生的欲望。
“带……带我走……”她断断续续地说，“给……给你钱……”
老歪在旁边冷嘲热讽：“钱？你身上除了那身烂军装还有啥？陈锋，别听她忽悠，这种人嘴里没一句实话。”
看着她那条烂腿，又看了看这漫天的大雨。我想起了家里那几间漏雨的瓦房，还有至今没讨到老婆的窘境。
“老歪，搭把手。”我把猎枪背好，弯腰去抱她。
“你疯了？”
“算我借你的胆子。”我咬了咬牙，“这女人我要了。带回去当媳妇，总比打一辈子光棍强。”
把她弄上卡车的过程简直是场噩梦。
她的腿断了，稍微一碰就疼得直抽抽，但她愣是一声不吭，把嘴唇都咬烂了。
我的卡车是那种老式的解放牌，车斗底下有个夹层，本来是用来藏私货木头的。
我把里面的几根红木抽出来，腾出个棺材大小的空间，铺了几层麻袋，把她塞了进去。
“听着，”我趴在夹层口，对着里面黑漆漆的空间说，“前面就是边防检查站。你要是想活命，就给我憋着气，哪怕是疼死也不许出声。要是被发现了，你是那边的人，肯定要被遣返甚至枪毙，我也得蹲大狱。”
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脸，只听到一声极其微弱的敲击声，像是在回应我。
车子在泥泞的山路上颠簸，雨刮器像个垂死的老人在玻璃上无力地摆动。老歪坐在副驾驶上抽烟，一根接一根，搞得驾驶室里全是烟味。
“陈锋，我丑话说前头，”老歪吐了个烟圈，“要是检查站的兵要翻车底，我就说这女人是你自己塞进去的，我不不知情。”
“行，只要你不主动卖我，这趟的木头钱我分你七成。”我握着方向盘的手心里全是汗。
到了检查站，探照灯的光柱像把利剑一样刺过来。两个背着枪的小战士拦住了车。
“熄火！下车检查！”
我赶紧跳下车，满脸堆笑地递过去两包红塔山：“兄弟，辛苦辛苦，这么大雨还站岗呢？都是些烂木头，拉回去做家具的。”
小战士没接烟，拿着手电筒往车斗里照：“少废话，把篷布掀开。”
我心提到了嗓子眼，爬上车斗，把那一层层油布掀开，露出下面几根粗大的原木。雨水瞬间把木头淋湿了，显得更加沉重。
“就这点货？”战士用枪托敲了敲木头，发出沉闷的响声。
“生意不好做啊，好木头都在深山里，哪敢去啊。”我一边说，一边不动声色地观察战士的脚。他正踩在夹层的盖板上。只要他再稍微用力跺一脚，或者是趴下去听听动静，下面那个女人的呼吸声可能就会暴露。
这时候，另一个年长的班长走了过来，接过我的烟闻了闻：“哟，还是正宗的红塔山。行了小刘，这么大雨，别难为老乡了。看这车轮印子也不深，藏不了多少东西。放行吧。”
我感觉自己的腿肚子都在转筋，赶紧千恩万谢地上了车。
发动车子开出几公里后，我才敢把车停在路边。我跳下车，冲到车斗后面，把夹层的盖板拉开。
“喂，活着没？”我喊了一声。
里面没动静。
我慌了，伸手进去摸。摸到了一手的冷汗和血水。我把她拖出来一点，借着微弱的车灯光，我看清了她的脸。
她昏过去了，但在昏过去之前，她做了一件事。
为了不让自己因为疼痛发出声音，她把那一截用来垫着的麻袋角，死死地塞进了嘴里，塞得太深，差点把自己噎死。
我把麻袋扯出来，她猛地吸了一口气，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出的血沫子喷了我一脸。
“你是真狠啊。”我看着她，心里竟然生出一股敬佩，“对自己都能下这种死手。”
她缓过气来，虚弱地靠在木头上，看着我，突然用那种生硬的汉语说了一句：“谢……谢。”
“谢个屁。”我没好气地给她擦了擦脸上的泥，“你这条命是我捡回来的，以后就是我的人了。到了家，先把名字改了。别说你是越南人，就说你是哑巴，是我从山里买回来的。听懂没？”
她点了点头，眼神里那股子冷硬稍微软化了一点，像是一块坚冰裂开了一道缝。
我把她带回了村子。为了掩人耳目，我对外宣称这是我在云南那边买的媳妇，叫陈云。
反正那时候买卖婚姻的事儿在农村也不稀奇，顶多被村里的妇女嚼几天舌根。
但我没想到，这个“陈云”学东西太快了。
刚开始几天，她躺在床上养伤，除了吃饭喝水一动不动。
我给她找了个赤脚医生看了腿，那医生说骨头接是接上了，但以后肯定是个跛子。
我倒是不嫌弃，跛子好，跛子跑不掉。
伤稍微好点，她就开始下地干活了。
那天我从外面回来，刚进院子就闻到一股香味。不是那种大锅乱炖的味儿，是一股清新的、带着点酸辣的香气。
我走进厨房，看见她正单腿站着，在切土豆丝。那刀工简直绝了，每一根土豆丝都切得跟头发丝一样细，而且长短一模一样。
“你这手艺……练过？”我惊讶地问。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只是指了指锅里。
吃饭的时候，我不由得多看了她几眼。她吃饭的姿势太斯文了，腰板挺得笔直，哪怕是坐在那个破板凳上，也像是在坐龙椅。她不吧唧嘴，不挑食，但是那双筷子用得极其精准，从来不碰盘子边。
“阿阮，”我给她夹了一块肉，“你会说中国话吧？那天在车上我听见了。”
她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抬头看着我，眼神很平静。
“会……一点。”她的声音很沙哑，像是很久没说过话了。
“跟谁学的？”
“广……广播。”她指了指我家那台破收音机。
我信了她的邪。那是台只能收听到几个台的破收音机，而且全是滋滋啦啦的杂音。靠那个能把普通话学得带京腔？
但我没拆穿她。我想，只要她不跑，爱咋咋地。
日子就这么过着。九零年，她怀了我的种。
生产那天是个大雪天。接生婆在屋里忙活，我在院子里转圈。我听过别的女人生孩子，叫得跟杀猪一样。可阿阮那屋里，安静得吓人。
“怎么没声啊？是不是出事了？”我急得要去踹门。
这时候，门开了，接生婆满手是血地跑出来，脸色煞白。
“陈锋，你这媳妇……是不是没痛觉神经啊？”接生婆哆嗦着说，“胎位不正，我刚才那是硬生生给转过来的，那得多疼啊！换别人早昏死过去了，她愣是一声没吭，把床单都抓烂了，还反过来安慰我，让我别手抖。”
我冲进屋里。屋里全是血腥味。阿阮躺在床上，脸色像纸一样白，汗水把头发都打湿了。她怀里抱着个皱巴巴的小猴子，正用手指轻轻逗弄着孩子的脸。
看见我进来，她抬起头，那双平时总是冷冰冰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温度。
“是个……儿子。”她虚弱地说。
我走过去，看着她那张苍白的脸，心里突然酸得厉害。我抓住她的手，发现她的手心里全是血印子，那是她自己掐出来的。
“阿阮，疼你就喊出来啊，装什么硬汉。”我眼眶有点红。
她笑了笑，那是她第一次对我笑。那个笑容很淡，却很好看，像是一朵在雪地里开出来的花。
“不疼。”她轻声说，“比起……以前，这点疼不算什么。”
“以前？”我抓住这个话头，“以前怎么了？你是受过刑，还是挨过打？”
她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她把头转过去，看着窗外的大雪，声音变得很轻很轻：“以前……是在地狱里。现在，是在人间。”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嘴里的“地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我也没注意到，她在给孩子喂奶的时候，手指一直在无意识地在孩子背上画着什么。
村里人开始传闲话了。
那是儿子三岁的时候，村口的刘寡妇在那嗑瓜子。
看见阿阮背着孩子路过，就阴阳怪气地说：
“哟，这哑巴媳妇走路越来越顺溜了啊。陈锋也是心大，捡了个来历不明的野女人当宝。我看啊，这女人指不定是那边逃过来的特务，哪天把陈锋一家子都杀了也不一定。”
阿阮停下了脚步。她平时对这些闲话从来不理会，但那天，她转过了身。
她走到刘寡妇面前，从兜里掏出一把给儿子削苹果的小刀，在手里转了个刀花。
那刀花转得太快了，在太阳底下闪成了一道银圈。
然后她猛地一甩手，那把小刀“嗖”的一声飞出去，贴着刘寡妇的头皮，死死地钉在了她身后的大树上。
那刀柄还在嗡嗡作响。
刘寡妇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尿了裤子。
阿阮走过去，拔下刀，在刘寡妇的衣服上擦了擦，然后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了一句：
“以后嘴巴放干净点。我杀鸡的时候，手从来不抖。”
说完，她背着孩子走了。
那天晚上，刘寡妇连夜搬回了娘家，再也没敢回村。
我回到家，看见阿阮正在灯下给儿子缝衣服。那把小刀就放在桌子上，闪着寒光。
“今天……你吓着刘寡妇了？”我试探着问。
“她嘴太臭，熏着孩子了。”阿阮头也没抬，针线在布料里穿梭，“锋哥，有些恶人，你跟她讲道理没用，得让她知道怕。”
我看着她的侧脸，灯光打在她的鼻梁上，投下一道剪影。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她很陌生。这个每天给我洗衣做饭的女人，身体里似乎住着一只猛虎。她平日里把爪牙收起来，只是因为她不想伤人，但如果有人敢动她的崽子，她会毫不犹豫地咬断对方的喉咙。
“阿阮，”我咽了口唾沫，“你以前……到底是干啥的？别跟我说是卫生员，卫生员练不出这一手飞刀。”
她停下了手里的针线，转过头看着我。她的眼神很深邃，像是一口古井。
“锋哥，如果我说我是个杀人犯，你会赶我走吗？”她问得很认真。
我愣住了。看着她那双眼睛，我突然觉得后背发凉。但我看了看那个在床上睡得正香的儿子，又看了看这个给我把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的女人。
“只要你不杀我，不杀儿子，以前杀过谁，那是以前的事。”我抓起桌上的酒杯，一口闷了，“谁还没点过去呢？我以前为了抢木头，也差点砍死过人。”
阿阮看着我，眼里的光闪动了一下。她伸出手，轻轻地覆在我的手背上。她的手很凉，但却很稳。
“放心吧。”她说，“我的刀，这辈子只杀狼，不杀狗。更不会杀自家人。”
那是她第一次给我交底，虽然只有一半。但我信了。我以为这就是她最大的秘密，一个逃亡的女兵，有点功夫，有点狠劲。
但我错了。大错特错。
九十年代中期，边境贸易火得像着了火的干柴。
我陈锋也算是赶上了好时候，从倒腾木材转行做了建材批发，成了县城里数得着的“陈老板”。
家里盖了三层的小洋楼，院子里铺了光亮的大理石，还赶时髦买了一架不知道几手的钢琴——那是阿阮非要买的。那时候村里人都笑话，说一个“哑巴”婆娘买钢琴，那是给牛弹琴。
但我知道，阿阮不是一般的女人。这种感觉在一次酒局上变成了实打实的恐惧。
那是一九九六年，我为了拿下一批紧俏的钢材，请了几个从苏联那边倒货过来的“倒爷”吃饭。
其中领头的是个叫伊万的大胡子，那是真的像头熊，一斤装的伏特加对着瓶吹。
酒过三巡，那帮老毛子开始不老实了。
他们用俄语叽里咕噜地大声说笑，时不时用那种下流的眼神瞟一眼旁边端菜的服务员。
我也喝多了，陪着傻笑，以为他们在夸我酒量好。
这时候，阿阮来了。她是来给我送醒酒汤的。
她那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旗袍，虽然年纪上来了，但那身段还是把在场的小姑娘都比下去了。
伊万的眼睛一下子直了，他把酒瓶重重地往桌上一墩，伸出那只长满红毛的大手就要去拉阿阮的手腕。
“哟，陈老板，这是你老婆？”伊万用蹩脚的中文喊道，然后转头对着同伴用俄语大声说了一句什么。
那一桌子的老毛子都哄堂大笑，笑得极其猥琐。我虽然听不懂，但也知道那绝对不是什么好话。我刚想发火，却看见阿阮停住了脚步。
她手里端着滚烫的汤碗，稳得连一点汤汁都没洒出来。她看着伊万，眼神里那种平日里的温顺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冰冷。
“收回你的脏手。”
阿阮开口了。不是中文，是俄语。字正腔圆，带着一种莫名的威严和优雅，就像电影里那种贵族在训斥家里的仆人。
整个包厢瞬间安静了下来，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伊万的笑容僵在了脸上，那只伸在半空的手像是被电打了一样，猛地缩了回去。他瞪大了眼睛看着阿阮，嘴唇哆嗦着，用俄语结结巴巴地问了一句：“您……您是……”
阿阮没理他，只是把汤碗轻轻放在我面前，用中文淡淡地说了一句：“趁热喝，别在外面丢人现眼。”
说完，她转身就走，连看都没再看那帮人一眼。
那顿饭剩下的时间里，那帮平日里嚣张跋扈的老毛子一个个乖得像孙子。伊万走的时候，甚至还要给阿阮鞠躬。
回到家，我借着酒劲问她：“阿阮，你刚才跟那大胡子说了啥？他咋吓成那样？”
阿阮正在擦拭那架旧钢琴，她的手指在黑白键上轻轻滑过，发出一串流水般的声音。
“没什么。”她头也不回，“我只是告诉他，如果管不住自己的爪子，我就帮他剁了。”
“你会说俄语？”我追问，“这也是跟广播学的？”
“以前在那边……给苏联专家当过翻译。”她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然后手指重重地按下一个低音键，“锋哥，别问了。知道得越少，活得越久。”
那是第一次，我从她身上感觉到了那种深不可测的寒意。
这种寒意在儿子十岁那年达到了顶峰。
那天儿子哭着跑回来，满脸是血，额头上被人开了个大口子，皮肉翻卷着，看着吓人。我当时就急疯了，抱着孩子就要往外冲：“去医院！快叫车！”
“站住！”
阿阮从厨房里冲出来，手里还拿着把菜刀。她看了一眼儿子的伤口，脸色都没变一下：“来不及了，去医院要半个小时，血流干了就没救了。把他放桌子上！”
“你疯了？这是人命！”我吼道。
“闭嘴！”阿阮把菜刀往案板上一剁，那股子杀气让我硬生生把话咽了回去。
她转身冲进屋里，拿出一个平时锁在柜子深处的小铁盒。打开来，里面不是什么首饰，而是一套亮闪闪的手术刀片，还有止血钳、羊肠线。
“按住他的手脚。”阿阮命令我。
我看着她熟练地给手术刀片消毒，那一瞬间，她不像是我老婆，像是一个在战场上千锤百炼的军医。不，更像是一个冷酷的屠夫。
她没有打麻药，直接开始缝合。儿子疼得杀猪般惨叫，拼命挣扎。
“别动。”阿阮的声音冷得像冰，“再动就把你血管割断了。”
她的手稳得可怕，针线在皮肉间穿梭，动作快得带起了残影。一共七针，每一针的间距都像是用尺子量过一样精准。
缝完最后一针，她打了个漂亮的结，剪断线头，然后从怀里掏出一颗糖塞进儿子嘴里。
“好了。”她长出了一口气，那股子杀气瞬间散去，又变成了那个温顺的母亲，“别哭了，留个疤正好，男孩子就要有点疤才像样。”
我瘫坐在椅子上，看着满桌子的血迹，还有她那双还在滴血的手，颤抖着问：“阿阮，你以前……到底救过多少人？还是……杀过多少人？”
她正在收拾那些器械，听到这话，动作顿了一下。
“救人和杀人，有时候是一回事。”她低声说，“手术刀拿在手里，想救人就能救，想杀人……也就是一滑手的事。”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夜的噩梦。梦里阿阮拿着手术刀，微笑着站在我床头，问我是想活还是想死。
二零一八年，日子过得安稳又乏味。我六十岁了，阿阮也老了。她的腿脚越来越不利索，每逢阴雨天就疼得下不了床。那是当年的老伤，像个甩不掉的冤魂缠着她。
我打算带她去国外看看腿，听说那边有好的骨科医生。
麻烦就出在这个“出国”上。
阿阮是黑户，当年的户口是找关系办的假身份。现在要去办护照，一查档案，全是漏洞。我不死心，托人找关系，这一下，就把动静搞大了。
那天下午，天阴得厉害，闷雷在云层里滚来滚去，眼看就要下暴雨。
一辆黑色的奔驰S级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我家院子门口。
那车真气派，黑得发亮，跟我们这小县城的土路格格不入。
车上下来一个穿着黑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
他手里拿着个公文包，站在门口打量着我家的房子，那种眼神让我很不舒服，像是在看一个还没到手的猎物。
我在院子里浇花，看见他进来，警惕地问：“你找谁？”
那人很有礼貌，操着一口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
“请问，这里是陈锋先生家吗？我听说，您夫人的腿脚不太好，想去国外治疗？”
“你是谁？”我放下了水壶。
“我是做医疗中介的。”他笑了笑，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听朋友说起这事，正好我有那边的渠道，想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我接过名片，上面写着：越南XX集团商务代表，阮文雄。
听到“阮”这个姓，再看着这张名片，我心里突然升起一股莫名的警觉。我还没说话，二楼的窗户突然“砰”的一声关上了。
那是阿阮的房间。
中年男人抬头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窗户，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看来尊夫人不太想见客。没关系，这是我的名片，陈先生如果想通了，随时联系我。关于您夫人的‘身份’问题，我们也可以帮忙解决。”
他在“身份”两个字上加了重音。
他走后，我拿着名片上了楼。推开阿阮的房门，我看见她正缩在墙角，浑身发抖，手里死死攥着那把用来削水果的小刀。
她的脸白得像纸，眼神里充满了绝望。
“是他……他们找来了。”阿阮的声音抖得不像话。
“谁？”我走过去抱住她，“那个姓阮的？他是谁？你的仇家？”
阿阮抓着我的衣领，指甲都要陷进我的肉里：“锋哥，别问了。我们跑吧。带着儿子，带上钱，去深山老林，去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阿阮，现在是法治社会！”我试图安抚她，“就算他是仇家，也不能光天化日之下抢人吧？再说你都六十岁了，他们还能把你怎么样？”
“你不懂……”阿阮摇着头，眼泪流了下来，“有些恨，是几辈子都消不掉的。有些债，是用命都还不起的。锋哥，你不该去办护照的，你不该让我的名字出现在那个系统里的……”
那一夜，阿阮一宿没睡。她一直坐在窗前，盯着外面漆黑的夜色，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她就会像受惊的兔子一样跳起来。
我也没睡。我把当年的猎枪翻了出来，虽然早就生锈了，但拿着它，我心里多少有点底。
但我没想到，灾难来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
第二天早上，阿阮倒下了。
她在做早饭的时候，突然手里的盘子掉在地上，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骨头一样软了下去。
我冲进厨房的时候，她已经口吐白沫，人事不省。
“脑溢血！”县医院的医生看了片子，脸色凝重，“出血量很大，必须马上手术，但这种手术风险极高，而且费用……”
“钱不是问题！”我红着眼吼道，“救人！给我救人！”
手术室的红灯亮了起来，像一只猩红的眼睛，死死盯着我。
就在这时候，护士跑出来：“病人家属，病人的身份证号码有点问题，医保系统录不进去，需要你们提供一下以前的病历或者详细的身份证明，不然有些进口药没法开。”
“身份证明……”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阿阮哪有什么身份证明？她的身份证是假的，医保也是挂靠在别人名下的。
“以前的病历也行！只要能证明她以前有过什么既往病史！”护士催促道。
我想到了那个箱子。
那个阿阮从不让我碰的、藏在柜子最深处的旧皮箱。她说那是她的棺材本，里面有她这辈子的秘密。
我把儿子留在医院守着，自己开着车像疯了一样往家跑。
回到家，我冲进卧室，把衣柜里的衣服全都扒拉出来。那个墨绿色的旧皮箱就静静地躺在角落里，上面落满了灰尘。
这箱子还是三十年前我从边境把她带回来时那个。箱子角都磨破了，露出了里面的木头茬子。
箱子上挂着一把铜锁，早就生锈了。
我没有钥匙。阿阮从来没把钥匙给过我。
“阿阮，对不起了。”我从工具箱里翻出一把大螺丝刀，对着锁眼狠狠地撬了下去。
“咔嚓”一声，铜锁断了。
那一瞬间，我犹豫了一下。阿阮说过，看了我会后悔一辈子。但我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为了救她的命，哪怕里面装的是炸弹我也得开。
箱盖很沉，像是灌了铅。我用力掀开它，一股陈旧的、混合着樟脑丸和某种淡淡香水味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以为我会看到钱，看到金条，或者看到她以前杀人的武器。
但是没有。
箱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块红色的天鹅绒布，上面放着几样东西。
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一枚刻着俄文的金色勋章，还有一封用蜡封得严严实实的信。
可那张照片上的人，让我觉得浑身的血都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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