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小小对联，流传已逾1000年，却至今挂在无数人家门楣。
嘉靖二十年前后，浙江一座不足3万人的小城，街口石牌坊下忽然多出一张红纸，上面只有7个字：马吃春夏秋冬草。行人一批批围上去，看了却悄悄后退。
红纸旁边写得很直白：能对出下联者，可得黄家独女一人作妻，还有嫁妆田地3亩、绸缎若干。明码标价般的条件，本该让无数年轻人心动，可到傍晚仍无人上前提笔。
黄家的女儿黄皎月其实才20岁，读书写字已有10年，十来本诗集翻得起毛。她不缺嫁妆、不缺才学，只是脚有37码，在当时“女子三寸金莲”的观念里，这成了被放大的“缺点”。
集市那天来往行人至少有200人，真正敢凑到近前细看上联的不到20个。有人嘀咕“对子不难”，却一听说新娘脚大两寸，立刻摆手，说什么“传出去不好听”。一句话就能戳破当时的偏见。
直到日头偏西，一个衣服补了5处、鞋底磨穿两层的流浪汉走到摊前。他盯着那7个字看了大概3分钟，又抬头望了望黄家高出街面1米的门楼，忽然笑了一下，问守在旁边的伙计：“真对上，就真娶？”
伙计说，黄家老爷亲口说的，早上辰时立下的誓，门口两根对联柱都刻着年月日：嘉靖十六年八月初八。只要对仗合平仄，不准反悔。听到这句话，流浪汉明显站直了些，像是一下子涨高了半寸。
他报出的下联只有8个字：人走东西南北路。上下联一共15字，春夏秋冬对东西南北，马吃草对人行路，四时对四方，动静、虚实都照得整整齐齐。围观的十几个人同时低声“哎呀”了一下。
黄皎月站在门内2步远的地方，听清这8个字，转身只走了3步就进屋，亲自出来相迎。她请这位流浪汉先到偏房，用了一桶约30斤的热水，让他洗去身上积了2年的风尘，又借出一身做工考究的旧长衫。
水汽散尽，人一出来，连在场的中年掌柜都愣了几秒：眉目清秀、身形挺拔，怎么看都像是读过4年私塾的寒门子弟，而不是沿街乞讨的叫花子。有人小声猜测，他八成是落第的秀才。
这位自称姓李的年轻人，只说自己考场失意，连着3次乡试名落孙山，身上只剩5文钱，被迫一路讨饭南下。听说能靠对联翻身，他笑称“比起赌一把科举，起码赢面大了三成”。
婚事办得很快，从对出下联到入洞房，中间只隔了不到12个时辰。黄家请了4桌酒席，找来2名吹鼓手，丫鬟婢女一共7人忙前忙后，亲友却只来了寥寥5家，一半是看黄家笑话的。
但洞房里的两个人显然不在意外头的议论。新婚夜里，烛火两支，黄皎月坐在绣花床沿，忽然又出了一联，上联10个字：老鼠打洞进进出出。她一边说，一边刻意把“进进出出”四字咬得很轻。
李姓新郎想了不到1分钟，接出下联：渔夫赶潮起起落落。两个“进进出出”“起起落落”遥相呼应，既描画出潮水一天两次涨落的节奏，又隐约带出夫妻新生活的暧昧意味，在那间不足9平米的小屋里回荡了许久。
有时，一副对联就比十里红妆更准。
把时间往前拨回去大约600年，人们还只知道在门上挂“桃符”。五代十国时期，至少有20多种驱邪木牌流行，其上刻的多是“千门万户曈曈日”一类吉语，还没有像样的上下联结构，只讲吉利，不讲对仗。
到了北宋中期，城市里识字人口大约占到总人口的10%，文人开始玩起声律游戏，把桃符上的祝词写成16字、20字不等的两行，讲究平仄、对偶，据说欧阳修、苏轼都写过上百副，只是大多散佚。对联从此不再只是门神的附庸，而成了可以单独吟咏的文字艺术。
明代以后，随着纸张价格在100年间再降一半，木桃符逐渐被红纸春联取代。史料里记载，嘉靖时期江南一带的市镇，在腊月二十八到三十这3天内，几乎家家要买对联，普通农户至少贴2副，富户甚至贴到10副以上，对联真正成了“千门万户”的日常风景。
对联也从寺庙门口一路走到婚丧嫁娶。婚礼要挂“琴瑟和鸣”一类的红联，丧事则用黑白纸，简短几字，像“寿终正寝、德配天地”这类8字句。黄皎月选择用1副对联来决定终身，说大胆也好，说无奈也罢，多少反映了16世纪中叶江南读书人对文字的信念——总觉得几句巧话能改命三分。
从“马吃春夏秋冬草”到“人走东西南北路”，再到“老鼠打洞进进出出”“渔夫赶潮起起落落”，短短4句一共32个字，既写尽四季与路途，也写进婚姻里的进退张弛。千百年间，类似的故事被民间笔记重复过不下10次，每次细节不同，朝代、姓名、脚的尺码也会被改来改去，但对联牵红线的想象一直没断。
今天，贴春联仍是全国超4亿个家庭在春节期间要做的一件小事。有人从超市成捆买现成印刷的吉语，有人请社区里的书法老师现场写，也有人打开手机App，几秒钟生成一副AI对联。你在这3种方式里，会更偏向哪一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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