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时间拨回1979年，西方那帮老牌强国下巴都要惊掉了。
在中东，有个号称“世界第五”的硬茬子——伊朗巴列维王朝，手握波斯湾最猛的海军和最顶尖的战机，居然在一夜之间，说塌就塌了，连个响声都没听见。
接手这个西化、时髦、现代摊子的，不是扛枪的军阀头子，也不是穿西装打领带的政客，而是一帮缠着头巾、捧着《古兰经》的神职人员。
这就是那场震动全球的伊朗伊斯兰革命。
不少人觉得这是“宗教狂热”占了上风。
可撇开那些狂热的表象，往根子上刨，这其实是巴列维国王心里的算盘珠子拨错了最要命的一颗。
这笔账的症结就在于：一个国家能不能一边给经济装上火箭推进器，一边把政治死死锁在“封建”的小黑屋里？
巴列维觉得这事儿能行。
他还给这套方案起了个挺洋气的名号——“白色革命”。
1963年1月，巴列维正春风得意，手里攥着两张王炸。
头一张牌是石油换来的金山银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石油让伊朗富得流油。
原本第五个五年计划只打算投365亿美元，后来国王大笔一挥，直接加码到了700亿。
这些钱全砸向了机械、运输、电力这些硬骨头领域，年增长率一度飙到了吓人的25.9%。
第二张牌是暴力机器。
从63年到77年，伊朗军队的人数翻了一番，从20万涨到了41万，军费更是像坐了火箭，从不到3亿窜到了73亿。
为了防着有人炸刺，他还特意养了一帮叫“萨瓦克”的特务，5000多个密探撒向全国，充当国王的“耳目和铁拳”。
握着这两张牌，巴列维心里是这么盘算的：拿石油美金收买人心，用枪杆子堵住嘴巴，然后在伊朗硬生生嫁接一套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
为了把这事儿办成，他抛出了“白色革命”六点计划，后来又层层加码到十好几项。
给妇女投票权、让工人拿分红，甚至承诺两岁以下的小孩国家全包了。
这套组合拳打得那是花哨得很。
巴列维自己都飘了。
有些地方我们其实已经迈进那个门槛了。”
可尴尬的是，这宏伟蓝图看着漂亮，落地执行的时候全是窟窿眼儿。
就拿最核心的“土地改革”来说吧。
巴列维的初衷是：把地分给老农，让他们变成拥护王朝的小地主，顺道削弱那些封建大地主的势力。
可真干起来，全是心眼儿。
为了不把大地主得罪死，法律留了后门：用机器耕种的地、果园都不分，最肥沃的地皮地主自个儿留着，连浇地的水权都还没扯清楚。
这一通折腾下来，老农分到手里的，往往是些不长庄稼的碎地。
更有意思的是，为了搞“农业现代化”，政府转头又要把这些刚分到地的人强行塞进国营农场。
这下可好，农民手里的地还没捂热乎就飞了，刚尝了点甜头，转眼又变回了“打工人”。
这种既想当好人又不想割肉的改革，捅了个大篓子：本来老老实实在农村待着的农民，地没了，活路也没了，只能一股脑涌进城里。
他们没变成感激国王的中产，反倒成了城市贫民窟里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
再看工业那边，所谓的“工人分红”也成了空头支票。
物价涨得比工资快多了，分那点钱还没过年就不值钱了。
老板们为了少掏钱，还跟收税的穿一条裤子，虚报利润。
老百姓啥实惠没捞着，可巴列维自我感觉依然良好。
他觉得，只要把反对派的头按进水里，这事儿就算成了。
为此，他在1975年干脆把装点门面的两党制也给废了，弄了个“复兴党”，放话说这是全伊朗唯一的合法党派。
这等于拿着大喇叭告诉大伙：这地界儿，只能有一个脑袋思考，那就是国王的脑袋。
就在这节骨眼上，巴列维犯了战略上最大的忌讳：他把枪口对准了宗教圈子。
从他爹礼萨·汗那辈儿起，巴列维家族就看宗教势力不顺眼。
逼着男人戴礼帽、不让女人裹面纱、没收宗教地产。
到了白色革命这会儿，政府更是借着土改的名义，强行规定宗教地产必须签99年的长租约，变相断了清真寺的财路。
巴列维寻思，只要把钱袋子扎紧，这些老古董自然就没戏唱了。
可他漏算了一个要命的数据。
据1974年的统计，全伊朗居然有5400座清真寺，1.5万名神职人员。
在乡下，清真寺不光是磕头礼拜的地方，那是村里唯一的社交中心和情报站。
当巴列维把左派（红色革命）打趴下，把世俗反对派（国民党、民族党）收拾干净之后，他惊恐地发现，整个伊朗社会就剩下唯一一个还能组织起来的反对派——清真寺。
那些对改革绝望的农民、被物价压弯腰的工人、看不惯全盘西化的保守派，最后全涌到了这唯一的出口。
站在这个出口等着他们的，是个叫霍梅尼的老爷子。
其实霍梅尼也不是一开始就要造反的。
早在1943年，他在《揭露秘密》这本书里说话还挺客气，说什么“咱们没说非得教法学家掌权不可”，只是希望政府办事得按真主的规矩来。
那会儿，他的底线也就是搞个君主立宪，只要国王听劝就行。
可随着巴列维越来越独断专行，霍梅尼的账本也换了新的。
60年代，他开始指着鼻子骂国王。
到了70年代，他搞出了一套惊天动地的理论。
他在《伊斯兰政府》里直接摊牌：君主制这玩意儿本身就不合法，正儿八经的政府只能是“教法学家治国”。
这简直是个天才般的政治发明。
他把什叶派那种传统的“坐等伊玛目回来”的消极念头，改造成了“在伊玛目回来之前，咱们得先把权夺过来”的行动纲领。
这套理论，对于那些刚进城、在现代化浪潮里晕头转向、找不到北的伊朗底层老百姓来说，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这仗还没打，胜负已分。
彭树智先生在《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里评价得特别到位：这场革命，说白了就是伊朗老百姓对巴列维国王那个“夹生饭式的现代化”给出的回击。
巴列维想用经济发展的跑车，硬拖着政治专制的破车厢狂奔。
他以为只要车速够快，车厢那点毛病就不是事儿。
可他忘了，当经济底子已经换成了资本主义那一套，上层建筑却还是封建君主那一套的时候，这两股劲儿互相拉扯，迟早要把这列火车撕得粉碎。
1979年，霍梅尼带着他的“教法学家治国”理论杀回来了。
他把世俗法律统统废掉，搞起了神权政体。
宪法直接把宗教领袖捧上了天，确立了绝对权威，法基赫（教法学家）体制成了伊朗新的灵魂。
当然，这也是个很难逾越的框框。
从打地基开始，关于教法学家权利怎么分、伊斯兰跟共和到底怎么处，争论就没停过。
这些争论，也给后来埋下了新的雷。
但对于巴列维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
他手里攥着最先进的F-14战斗机，养着庞大的特务网，守着花不完的石油美金。
但他唯独没搞明白一件事：
在这世道上，人心这笔账，从来不是靠砸钱和动刀子就能抹平的。
信息来源：
霍梅尼《揭露秘密》（194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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