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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九十年代，一个穷小子想出人头地，就得拿命去拼。
他叫陈默，当年为了那点可怜的自尊，跟他那当官的女儿谈着恋爱的女友说：你等我六年。
六年啊，他真就从鸟不拉屎的山沟里爬了出来，成了全省最年轻的县长。
庆功宴上，所有人都来给他敬酒，唯独主座上的市委书记，一言不发。
那眼神，不像看一个前途无量的下属，倒像在看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
突然，“啪”的一声脆响，响彻整个包厢！
书记把那杯满满的白酒，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地摔在了他面前的地上！
酒水四溅，所有人都吓傻了。
他指着陈默的鼻子，几乎是吼出来的：我闺女为你耽误了整整六年！
01
一九九七年的冬天，北风刮得像是要撕开人的脸皮。但在丰城县政府食堂最大的包厢里，却温暖如春，甚至有些燥热。
我叫陈默，二十九岁，今天是我上任丰城县县长的庆功宴。
包厢里人声鼎沸，一张能坐二十人的大圆桌挤得满满当当，全是县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脸上的笑容一个比一个真诚，嘴里的祝贺词一套比一套漂亮。
“陈县长，您可是咱们丰城县建国以来最年轻的县长啊！真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组织部的老王端着酒杯，满面红光地凑过来，酒气混着热气喷在我脸上。
“是啊是啊，陈县长上任副县长这两年，咱们县的经济那可是坐着火箭往上蹿！这次提拔，实至名归，众望所归！”旁边宣传口的李科长立刻附和道。
我微笑着，一一举杯回应，说着“谢谢大家抬爱”、“以后还要多多仰仗各位”之类的客套话。我的嘴角几乎要笑僵了，但后背上，一层细密的冷汗却怎么也止不住，黏糊糊地贴着洗得有些发硬的白衬衫。
我的所有不安，都源于坐在主桌最中心的那个人——市委书记，林建国。
从我踏进这个包厢开始，到现在已经快一个小时了。林书记就像一尊被冰封住的雕塑，纹丝不动。他面前的碗筷是干净的，酒杯是满的，但他一口菜没动，一口酒没喝。
他就那么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用那双深邃得看不见底的眼睛，一言不发地看着眼前这片热闹。
不，更准确地说，他的目光，像两道精准的探照灯，穿过攒动的人头和蒸腾的菜肴热气，牢牢地锁定在我身上。
那不是上级对下级的审视，也不是长辈对晚辈的期许。那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温度。我甚至能在其中读出一丝……鄙夷，和一种被压抑到极致的怒火。就像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表面平静，地底下却已是熔岩翻滚。
这让我感到一阵阵心悸。
在官场上，公开的批评、严厉的敲打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沉默。这种沉默像一堵无形的墙，把你和所有人都隔离开来。它让你猜不透对方在想什么，只能任由恐惧在心里疯狂滋生，把自己折磨得体无完肤。
我把这几年在丰城县的工作，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从招商引资的合同细节，到下乡扶贫的账目往来，我敢用我的人格担保，我没做过一件出格的事，更不可能有什么把柄落到别人手里。
那林书记这股无名的怒火，到底从何而来？
副县长老张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好人，眼看气氛越来越诡异，他大概是觉得自己的职责所在，必须得把场子暖起来。他端着满满一杯白酒，颤颤巍巍地走到林建国身边，脸上堆满了近乎谄媚的笑容。
“林书记，您能亲临我们丰城的庆功宴，真是让我们这小地方蓬荜生辉啊！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敬您一杯！我们陈县长年轻有为，以后啊，还得您这位老领导多多栽培，多多提携！”
老张把姿态放得极低，话说得也滴水不漏。
包厢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看着林建国。
林建国终于有了动作。他缓缓地抬起眼皮，扫了老张一眼，那眼神冷得像数九寒天的冰碴子。他没看老张手里的酒杯，也没说话，只是伸出右手食指，用指节，不轻不重地在红木桌面上敲了一下。
“笃。”
声音不大，却像一记重锤，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老张的笑容僵在脸上，端着酒杯的手停在半空，伸也不是，缩也不是，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
整个包厢的温度，仿佛瞬间被这一记敲击声降到了冰点。刚才还喧嚣热闹的气氛，此刻死寂得可怕，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今天这关，怕是躲不过去了。林书记这明显是冲着我来的。我再这么坐着，就太不懂规矩了。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慌乱，强迫自己挤出一个最谦卑、最诚恳的笑容。我端起自己的酒杯，站起身，缓步走到林建国面前。我的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刃上。
“林书记，”我把自己的酒杯举得比他的杯沿要低，这是官场上的规矩，“我敬您一杯。首先，感谢市委对我的信任和培养，把丰城县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我一定……”
我的话还没说完，林建国打断了我。他再次抬起眼，这一次，是正视着我。
在那双眼睛里，我看到了失望，看到了愤怒，还看到了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沉痛。
他缓缓地端起了面前那杯一直动过的白酒。
我心里猛地一松，以为他终究还是要顾及场面，准备接下我这杯酒了。只要他喝了，哪怕只是一小口，今天这场危机就算过去了。
包厢里其他人的表情也明显放松下来，气氛似乎有解冻的迹象。
林建国把酒杯举到半空，手腕很稳。满满一杯五十二度的北方烈酒，在他手里像一杯白水。他停顿了两秒钟，那两秒钟，漫长得像一个世纪。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脸。
就在我以为他要一饮而尽的时候，他的手腕，突然毫无征兆地向下一斜。
“哗啦——”
清亮的酒液，像一道小小的瀑布，从晶莹剔셔的玻璃杯里倾泻而出，不偏不倚，尽数浇在了他脚下那块价值不菲的暗红色羊毛地毯上。
浓烈的酒精味瞬间在空气中炸开，刺鼻，又带着一股令人心寒的决绝。
所有人都惊呆了。
老张的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组织部的老王手里的筷子“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我怔怔地看着那块迅速变深的湿漉漉的地毯，大脑一片空白。
这已经不是敲打，不是警告，这是当着全县所有主要干部的面，对我最彻底的羞辱。他宁愿把酒倒掉，也不愿意喝我敬的酒。
做完这一切，林建国面无表情地把空杯子“砰”的一声，重重地顿在桌面上。
那声音，像一道惊雷，在我耳边炸响。
02
冰冷的尴尬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端着酒杯，僵在原地，感觉全身上下的血液都凝固了。脸上火辣辣的，仿佛被林建国用那杯酒泼在了脸上。
耳边嗡嗡作响，那些曾经让我引以为傲的祝贺声，此刻听起来都像是一句句无情的嘲讽。
我的思绪不受控制地飘散，飘回了十年前。
那时的我，还不是什么“最年轻的县长”，只是一个从秦岭深处，一个叫石头沟的偏僻山村里走出来的穷学生。我叫陈默，人如其名，沉默寡言，不爱说话。因为我知道，我一开口，那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就会引来同学们的窃笑。
我的世界是灰色的。穿着洗得发白、打了好几块补丁的旧衣服，永远缩在教室的角落里。每个月家里东拼西凑寄来的那点生活费，只够我顿顿啃馒头就咸菜。为了能吃上一顿肉，为了能买一本新的参考书，我周末就去学校附近的工地，和那些真正的农民工一起，搬砖，扛水泥。
一天下来，能挣个十几块钱，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手上磨出的血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
自卑像一层厚厚的壳，把我包裹得严严实实。我不敢和人对视，走路永远低着头，生怕别人看到我那双因为贫穷而显得格外惶恐的眼睛。
就在那片灰暗得看不到一丝光亮的世界里，林晓月出现了。
她就像一只误入我这片荒原的萤火虫，带着温暖而明亮的光。
她是省城姑娘，家境优越，父亲是市里的干部。她漂亮，开朗，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像弯弯的月牙，能照亮整个世界。她是我们的班长，待人接物落落大方，从没有一点城里姑娘的骄矜。
她似乎很早就注意到了我的窘迫。
她从不当众点破我的难堪，而是用一种最体贴的方式，悄悄地帮助我。班级里有一些勤工俭学的名额，比如打扫教室、去图书馆整理书籍，她总会优先安排给我。
她会笑盈盈地把任务单递给我，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陈默，这事儿就交给你啦，你办事我最放心！”
那些活儿很轻松，但每个月能有几十块钱的补助，对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我一直以为她只是出于班长对困难同学的同情，直到那件事发生。
大三那年冬天，临近期末，我为了评上奖学金，没日没夜地泡在图书馆里复习。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精神紧张，我的老胃病犯了。那天下午，我正埋头苦读，胃里突然一阵绞痛，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人已经躺在学校的医务室里。刺鼻的消毒水味让我皱了皱眉，一个温柔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你醒啦？感觉怎么样？”
我转过头，看到了林晓月。她正坐在我的病床边，手里端着一个铝制饭盒，脸上写满了关切。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在她身上，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美得有些不真实。
我挣扎着想坐起来，她连忙按住我：“别动，医生说你是低血糖加上急性胃炎，要好好休息。”
她打开饭盒，一股浓郁的肉香瞬间飘满了整个房间。是三个热气腾腾的大肉包子。她又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一瓶还是温热的牛奶，插上吸管，递到我嘴边。
“快吃吧，都凉了。”她的语气，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温柔。
我看着她，眼眶一热，差点哭出来。长这么大，除了我妈，从来没有一个女孩子对我这么好过。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包子，喝着牛奶，那是我整个大学时代，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
她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吃，眼神里带着一丝心疼。
“陈默，”她轻声说，“身体是本钱，别太拼了。以后有什么难处，就跟我说，别一个人硬扛着。”
那一刻，我那颗被自卑和贫穷冰封了许久的心，像是被投入了一颗小石子，漾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近了很多。她会找各种理由“请”我吃饭，会把她做完的课堂笔记塞给我，上面用娟秀的字迹划满了重点。我知道她是在照顾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
那年冬天特别冷，北风像刀子一样。我买不起手套，一双手冻得又红又肿，裂开了一道道血口子。有一次上课，我写字的时候，一道口子裂开了，血渗了出来，染红了作业本。坐在我旁边的她看见了，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去上课。拉开课桌抽屉的时候，摸到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我拿出来一看，是一副崭新的灰色毛线手套。那不是商店里卖的那种机器织的，针脚有些地方还显得很笨拙，线头也处理得不太好，一看就是亲手织的。
我的心，在那一刻，被一股巨大的暖流包裹了。
那天晚自习下课后，我鼓起我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在学校的小树林里，叫住了她。
“晓月，谢谢你的手套。”我把手套递给她，“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她没接，只是看着我，月光下，她的眼睛亮晶晶的。
“不贵重，”她摇摇头，嘴角带着一丝俏皮的笑，“就是……织的时候老是出错，拆了好几回呢。”
她说着，突然伸出手，把我那双冻得通红的手，连同那副手套一起，轻轻地包裹在她的掌心里。她的手很暖，很软。
“陈默，你……是不是喜欢我？”她仰着头，看着我的眼睛，那么直接，那么勇敢。
我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我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只能拼命地点头。
她笑了，笑得像个得到了糖果的孩子。
“我就知道。”她踮起脚尖，在我冰冷的嘴唇上，轻轻地亲了一下。
那个吻，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整个灰暗的世界。
我们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在那个物质匮乏，精神却无比富足的年代，我们的恋爱很简单。一起去图书馆占座，一起在食堂打饭，一起在操场上散步。
她靠在我的肩膀上，仰望着天上的星星，对我说：“陈默，你别看现在苦，我觉得你将来肯定特有出息。你比我见过的所有男生都聪明，都踏实。”
那句话，像是刻进了我的骨子里。我暗暗发誓，这辈子，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让这个好姑娘，过上最好的日子。我不能让她跟着我吃一辈子的苦。
她，就是我所有奋斗的动力。
03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转眼就到了毕业季。
离别的伤感和对未来的迷茫，像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在整个校园上空。对于校园情侣来说，毕业就意味着考验。是“毕业就分手”，还是为了对方，选择一个共同的城市，一份未必如意的工作，这成了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难题。
对我而言，这似乎并不是一个难题。我成绩优异，年年都是一等奖学金，还是优秀毕业生。毕业分配的时候，好几个香饽饽单位都向我伸出了橄榄枝：留校当辅导员，去省设计院，或者进省政府的某个核心部门。
林晓月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会一起留在省城。她已经通过家里的关系，在市电视台找好了一份做编导的工作。她不止一次地规划着我们的未来，在哪个地段买房子，周末去哪里郊游，甚至连以后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看着她满眼憧憬的样子，我心里既甜蜜，又感到一种沉甸甸的压力。
那年五一，她第一次正式带我回家见父母。
她家住在市委大院，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门口有警卫站岗，气派非凡。我提着两瓶当时最好的白酒和一些土特产，站在那扇朱红色的大门前，手心紧张得全是汗。我身上那套唯一像样的西装，还是问同学借的，穿在身上总觉得有些不合身。
开门的是一位中年男人，身材魁梧，面容严肃，眉宇间带着一股久居上位的威严。他就是林晓月的父亲，林建国，时任市计委的主任。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那目光，客气中带着审视，冷静中带着挑剔，就像在评估一件商品，看看它是否物有所值。
“请进吧。”他淡淡地说了一句，便转身进去了。
那顿饭，我吃得如坐针毡。晓月的母亲很热情，不停地给我夹菜。但林建国，从头到尾都没怎么说话，只是偶尔问一些关于我家庭背景、学习成绩的问题。他的每一个问题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剥开我所有光鲜的履历，直指我最不愿提及的出身。
饭后，晓月的母亲拉着晓月去厨房洗水果。客厅里，只剩下我和林建国两个人。
他给我泡了一杯茶，茶香袅袅。
“小陈，”他开口了，语气比饭桌上缓和了一些，“我听晓月说，你好几个单位都想要你，你自己是怎么打算的？”
我挺直了腰板，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沉稳一些：“林叔叔，我个人倾向于去省政府办公厅，那里更能锻炼人。”
他点了点头，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说：“办公厅是不错，起点高，平台好。但是，进步也慢，熬资历的地方。你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没背景，没人脉，想在那里出头，很难。”
他的话，像一根针，精准地刺中了我内心最敏感的地方。
我没有说话，只是攥紧了拳头。
他放下茶杯，看着我，继续说道：“晓月是我们唯一的女儿，从小没吃过苦。我们不求她将来大富大贵，只希望她能平平安安，生活安稳。我看了你的材料，你是个很优秀，也很有上进心的年轻人，这一点，我非常欣赏。”
他话锋一转：“这样吧，我已经和你王伯伯打好招呼了，他是省建设厅的厅长。你去他那里，先去设计院下属的一个施工单位干两年，积累点基层经验，回来之后直接提副科。以后路怎么走，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这比你去办公厅端茶倒水，要强得多。”
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安排得那么妥当，那么“为我着想”。
但我听完，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堵住了。一股混杂着屈辱、愤怒和不甘的情绪，瞬间涌上了我的喉咙。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在告诉我，我之所以能有这条“捷径”，完全是看在他女儿的面子上。我未来的前途，都和他林家的资源捆绑在了一起。他可以让我平步青云，自然也可以让我一无所有。
那一刻，我强烈的自尊心被彻底击碎了。我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凭借自身努力获得认可的优秀毕业生，而是一个企图攀附权贵、靠女人上位的“凤凰男”。
我爱林晓月，爱得深沉。正因为爱她，我才不能接受这种带着施舍意味的“恩赐”。我骨子里那份从山沟里带出来的、近乎偏执的骄傲，让我无法低下我高昂的头颅。
我要的未来，是靠我自己的双手，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我要堂堂正正地站在她身边，为她遮风挡雨，而不是像一棵依附大树的藤蔓，成为她父亲权力的附属品。
那天从林家出来，我一晚上没睡。
第二天，我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我撤回了所有投向省城单位的简历，转而向省委组织部递交了一份申请，申请去全省条件最艰苦、最偏远的响水乡，当一名基层选调生。
消息传来，所有人都以为我疯了。我的导师痛心疾首地找我谈话，劝我不要自毁前程。同学们也觉得我不可理喻，放着阳关大道不走，非要去挤那条独木桥。
反应最激烈的是林晓月。她哭着跑来质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么愚蠢的决定。
“陈默，你到底在想什么？你知不知道响水乡是什么地方？那里连路都不通！你去那里，我们怎么办？”她在我的宿舍里，第一次对我发了脾气。
我看着她哭红的眼睛，心如刀割。但我还是狠下心，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
“晓月，我爱你。但我不能靠你父亲的关系过一辈子。那样，我在你面前，永远都抬不起头。你相信我，给我五年时间，最多五年，我一定能混出个人样来，到时候，我开着车，带着最气派的迎亲队伍，风风光光地回来娶你。我不想让任何人，尤其是你父亲，看不起我。”
我的话，说得斩钉截铁。那是一种属于年轻人的、不计后果的执拗。
她看着我，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滑落。她没有再和我争吵，只是轻轻地摇着头，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和绝望。
“我等的，不是什么县长，也不是什么气派的迎亲队伍……”她抽泣着说，“我等的……只是你。”
我不敢再看她的眼睛，我怕自己会动摇。
去响水乡报到的那天，她来火车站送我。站台上，人来人往，汽笛声刺耳。她什么话都没说，只是把一个行李包塞到我手里。我打开一看，里面是给我准备的各种药品、厚衣服，还有一本崭新的相册，里面放着我们俩的合影。
火车即将开动，我必须上车了。
我抱了抱她，在她耳边说：“等我。”
然后，我狠心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踏上了那节绿皮火车的车厢。我没有再回头，因为我怕看到她流泪的样子，我会舍不得走。
我以为，我选择的是一条通往我们更好未来的荆棘之路。我以为，暂时的分离，是为了将来更长久的相守。
我却不知道，我那个决绝的转身，让我们之间，隔了整整六年。
04
开往响水乡的路，比我想象的还要艰难。火车坐到市里，换长途汽车到县城，再从县城坐一种被当地人称为“三蹦子”的农用三轮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了整整一天，才终于到达目的地。
眼前的响水乡，比我出发前能想象到的最差情况，还要差上十倍。
低矮破旧的土坯房，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道路，村民们脸上菜色般的蜡黄和眼神里的麻木……这里的一切，都像是一幅褪了色的黑白画，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乡政府就是几间瓦房，我的宿舍，是其中最偏的一间，窗户玻璃都破了一块，用报纸糊着。晚上，山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刮得人骨头缝里都疼。
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苦的时光。
但奇怪的是，我心里却憋着一股劲。越是艰苦，我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就越是强烈。林建国审视的目光，晓月含泪的脸庞，都像鞭子一样，在身后狠狠地抽打着我，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我告诉自己，陈默，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跪着也要走完。
我收起了大学生的那点清高，脱下了那身不合身的西装，换上了和乡亲们一样的解放鞋、旧布衫。我跟着乡里的老干部下村，一家家地走访。我学着说当地方言，学着抽呛人的旱烟，学着和那些满身泥土的庄稼汉一起，坐在田埂上，讨论今年的收成和明年的出路。
我的脚底板磨出了厚厚的老茧，皮肤被山里的太阳晒得黝黑。不到半年，我就彻底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干部”。
响水乡穷，穷在不通公路，山里的好东西运不出去。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
没钱，我就带着乡亲们自己干。我把我在大学里学的土木工程知识都用上了，自己勘测，自己设计。为了省钱，炸山的炸药都是我们自己配比的。那是一件极其危险的工作，我每天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有一次，一个哑炮突然爆炸，碎石飞溅，我为了保护身边的乡干部，后背被划开了一道十几公分的口子，血流不止。我在乡卫生所躺了半个月，差点就没抢救过来。
路修通了，我又带着乡亲们搞经济。我们这里山好水好，我就琢磨着搞生态养殖，种经济作物。我写了十几份可行性报告，跑到县里、市里，一遍遍地找领导汇报，求政策，要资金。
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我记不清吃了多少次闭门羹，受了多少白眼。
为了拉来一个罐头厂的投资，我在那个老板的办公室门口，从早上八点，一直等到晚上十点，整整三天。他被我的“执着”搞得没办法，终于同意见我一面。见面就是喝酒，三大杯白酒下肚，我当场就喝得胃出血，被送进了医院抢救。
但最终，那个项目我还是拿下了。
那六年，我几乎是用命在工作。我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脑子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我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不敢停下来。因为我怕一停下来，孤独和对晓月的思念就会把我吞噬。
刚到响水乡的时候，我们还保持着通信。山里邮路不方便，一封信，从我这里寄出去，辗转到省城她手里，往往需要半个多月。她的回信再寄过来，又是一个月过去了。
我们聊的，也渐渐从最初的儿女情长，变成了我的工作汇报。我在信里，兴奋地告诉她，我们修的路挖了多少土方，我拉来的项目能给乡亲们带来多少收入。我以为她会为我的成就感到骄傲。
我却忽略了，她想要的，或许只是一个简单的问候，一句“我想你”。
后来，乡里终于通了电话。我欣喜若狂，第一时间给她拨了过去。但电话接通后，我却发现，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除了“我很好，别担心”、“你也是，注意身体”之外，就是长久的沉默。我能感觉到，电话那头，她曾经像火一样的热情，在一点点地冷却，熄灭。
距离，真的会磨灭一切。
我走后的第三年，我攒了一个长假，准备回省城去看她。我想给她一个惊喜。可就在我收拾好行囊，准备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响水乡突发百年不遇的山洪。
暴雨倾盆，河水暴涨，整个乡都成了一片汪洋。我不能走。我把回家的车票撕掉，带领全乡的干部群众，投入到了抗洪抢险的第一线。我们在齐腰深的水里，背着老人孩子转移，用身体去堵管涌……
那场大水，足足闹了半个月。等洪水退去，一切恢复平静的时候，我已经累得脱了形。
我第一时间跑到乡邮电所，给她打电话。但电话拨过去，听筒里传来的，却是“您所拨打的电话是空号”的提示音。我心里一慌，又往她单位打电话，同事却说她已经调走了，具体去了哪里，他们也不清楚。
从那以后，我就彻底和她断了联系。
我安慰自己，她肯定是在生我的气，气我一次又一次地失约。等我成功了，等我实现了当年的诺言，我再回去找她，她一定会原谅我的。
这个信念，支撑着我走过了剩下的三年。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响水乡，在我离开的时候，已经从全省倒数的贫困乡，一跃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明星乡。人均收入翻了好几番，家家户户盖起了新瓦房。
我的政绩，也成了我晋升的资本。因为在基层表现突出，我被破格提拔，从乡长到副县长，再到丰城县县长。
二十九岁，正处级干部。我实现了当年在晓月面前许下的诺言，甚至，比我承诺的还要好。
我以为，我终于有资格，可以堂堂正正地回去找她了。
我以为，我们的故事，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思绪被拉回到死寂的庆功宴上。众人散去，偌大的包厢只剩下我和几个县委的领导。林建国的司机走了过来，面无表情地对我说：“陈县长，林书记在县委招待所的院子里等您。”
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
县委招待所的院子里，种着一棵上了年头的老槐树。夜色深沉，月光被乌云遮蔽，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在寒风中摇曳。
林建国就背对着我，站在那棵老槐树下，身影显得有些萧瑟。
我走到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恭敬地叫了一声：“林书记。”
他没有回头，声音像是从冰窖里发出来的，冷得彻骨：“陈默，你觉得你很成功，是吗？”
我低着头，谦卑地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工作。”
“工作？”他猛地转过身，一步步向我逼近。他身材高大，那股久居上位的强大气场，像一座山一样向我压过来，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
他走到我面前，抬起手，指着我的鼻子，一字一句，字字如刀。
“你为了你的工作，把我女儿的人生给毁了！”
我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毁了？晓月？这怎么可能！
我急忙辩解道：“林书记，您误会了！我没有！我和晓月当年……我们是有约定的！”
“约定？”林建国冷笑一声，那笑声里充满了无尽的鄙夷和愤怒，听得我浑身发冷，“少跟我提你那些冠冕堂皇的狗屁约定！”
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个东西，不是我想象中的文件或者照片，而是一把带着红旗标志的车钥匙。
他看都没看，直接把钥匙“啪”的一声，砸在了我面前的石桌上。金属碰撞石头发出的清脆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现在，开我的车，”他盯着我的眼睛，眼神像两把淬毒的利刃，“去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部，三楼，307病房。”
“你自己去看看，你的‘约定’，把她变成了什么样！”
05
我握着那把冰冷的车钥匙，金属的棱角硌得我手心生疼。
医院？晓月怎么会在医院？
林建国的话，像一把沉重的铁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把我所有的侥幸和幻想，砸得粉碎。
她生了什么重病？是这些年过得不好吗？还是……出了什么意外？
无数个可怕的念头，像毒蛇一样，瞬间缠住了我的大脑，让我无法呼吸。我来不及多想，也顾不上跟林建国再多说一句话，转身就朝停在院子里的那辆黑色奥迪冲去。
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钻进了驾驶室，手抖得厉害，钥匙插了好几次才插进锁孔。我发动汽车，一脚油门踩到底，车子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了县委大院，朝着市区的方向疾驰而去。
夜深了，国道上车辆稀少。我把车速提到了极限，车窗外的景象飞速倒退，变成一片片模糊的光影。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当年的画面和林建国愤怒的脸交替出现。
“我等的……只是你。”晓月在火车站哭泣的脸。
“你把我女儿的人生给毁了！”林建国指着我鼻子的手。
我的心，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地揪住，疼得我几乎要蜷缩起来。悔恨，像汹涌的潮水，将我彻底淹没。
我当年为什么要走？我为什么要那么固执，那么可笑地坚持那点所谓的自尊心？如果我留下来，如果我接受林叔叔的安排，晓月现在是不是就不会躺在医院里？
我这六年拼了命换来的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她出了事，我这个县长，当给谁看？
从丰城县到市区，平时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我只用了不到五十分钟。
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白色大楼，在夜色中像一头沉默的巨兽。我把车随意地停在急诊门口，拔腿就往住院部跑。
走廊里空荡荡的，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消毒水味道，闻着让人心慌。惨白的白炽灯光从头顶照下来，把走廊照得亮如白昼，也把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显得格外孤单。
住院部，三楼，307病房。
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跌跌撞撞地找到了那个房间。
门是虚掩着的。我站在门口，心脏狂跳不止，像是要从胸腔里撞出来。我的手抬起来，却僵在半空，迟迟不敢推开那扇门。
我害怕，我怕看到我无法承受的画面。我怕看到她插着呼吸机，面无血色地躺在病床上。
我鼓足勇气，凑到门上那块小小的长方形玻璃窗前，往里看去。
只看了一眼，我就像是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冰水，从头凉到了脚。
病房里很安静。我想象中那个病重垂危的场景，并没有出现。
病床上是空的，白色的床单铺得整整齐齐，没有一丝褶皱。
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正背对着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她穿着一件素净的碎花连衣裙，长发简单地挽在脑后。
是林晓月。
她瘦了，背影显得有些单薄。
她正微微弓着身子，动作轻柔地，给一个躺在旁边婴儿床里的小孩掖着被角。她的侧脸在灯光下，线条柔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属于母亲的温柔光芒。
婴儿床……孩子？
我的大脑，瞬间宕机了。
这……这是怎么回事？
她结婚了？有孩子了？
如果她结婚了，过得很幸福，那林建国为什么会那么愤怒？为什么说我“毁了她的人生”？为什么说她被“耽误了六年”？
这六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无数个问号在里面横冲直撞。
就在我怔在原地，不知所措的时候，病房的门，突然从里面被“吱呀”一声拉开了。
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年轻男医生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大概是准备去查下一个病房，出门的时候还在低头看手里的病历夹。
他一抬头，看到了像根木桩一样杵在门口的我，明显愣了一下。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神里带着一丝疑惑.
然后，他扶了扶眼镜，用一种公事公办的客气口吻问道：
“你好，请问你是……孩子的父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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