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26日凌晨，霹雳山短暂的雾幕刚被曙光撕开，枪声已密不透风。彭绍辉左臂中弹，碎骨外露，他却只是用牙关咬住毛巾，挥动右手指挥突击。山头易手的那一刻，他晕倒在地，随行军医在担架旁焦急地说：“师长，再不动刀，人就保不住了。”彭绍辉睁开眼，吐出一句：“占住高地，别管我。”
在后方简陋的土窑手术台上，没有麻药，也没有电灯。锯骨的刮擦声直击心底，医护不敢多看，他却低声嘱咐：“把弹片留下，回头给官兵看看，知道咱是怎么流血的。”这一役，彭绍辉失去了左臂，却多了个响当当的外号——“独臂师长”。三个月后，他戴着空荡的袖管，再次站在部队前列，仿佛什么都没少。
战火的硝烟把时钟拨回到七年前。1927年3月，毛泽东带着调查队踏遍湘潭各乡镇，在距韶山冲八公里的瓦子坪，一群赤脚青年围着他打转。“小伙子，脚板不疼？”毛泽东问得随和。彭绍辉干脆回答：“家里穷，鞋子买不起，当光脚兵方便。”这句土话，让调查者记住了面前这个放牛娃。
之后的马日事变，让湘潭的夜里枪声四起。20岁的彭绍辉索性离乡，心里只装着一个念头：找到毛委员。可山高路远，他先进入国民革命军三十五军，在彭德怀所部当兵。挑粮、背炮、扛担架，他什么苦活都抢着干。彭德怀看在眼里，让他参加秘密支部的学习。两个月后，平江起义爆发，彭绍辉随队改编为红五军，终于踏上了与毛泽东相同的道路。
井冈山会师时，彭德怀把彭绍辉介绍给毛泽东：“这是咱们湘潭的伢子。”毛泽东拍着他的肩膀笑道：“好啊，又见到你了，放牛娃也能当闯将！”一句话，一辈子的念想。此后数年，他跟着彭德怀转战大江南北，攻南丰、夺黄陂、血战赣南，越来越多的人只知道独臂彭师长，却少有人记得他是韶山的后生。
长征路上，彭绍辉三度踏雪山，二次过草地。途中曾因力挺中央红军，被张国焘手下押往枪决。朱德拍案而起：“把人给我放了！”才将他救回。离队时，老总拍拍他残臂：“还走得动？”彭绍辉反问：“路是靠脚走的，和胳膊没关系。”夜色里，他挎枪疾行，衣袖猎猎作响。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转赴晋绥。黄土高原的风沙刮得人睁不开眼，他却能在荒沟里凑出三千名青壮。一次上报数字，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连声叫好：“孔夫子弟子三千，你比他更会教兵！”1945年七大前夕，毛泽东派警卫员到枣园口迎接老乡。彭绍辉一进门就用湘乡话招呼，毛泽东哈哈大笑：“记性真好，还记得我那次访贫问苦。”两人对坐一炷香，谈的多是粮秣、兵员、课堂，也谈到韶山田埂上放牛的旧事。
抗战胜利不久，华北烽烟再起。吕梁山区连年鏖战，彭绍辉一手抓战斗，一手办学校，把识字班办进连队。有人悄悄议论：“独臂师长还想当教书先生？”他只是摆摆手：“枪口对敌人，书本对自己，缺一不可。”1949年春天，解放太原前夜，第七军露宿汾河岸边。枪声里，彭绍辉端着望远镜，袖管被风吹得拍打胸口，警卫员劝他进防空洞，他摇头：“前沿更需要眼睛。”
新中国成立，他被任命为陆军第七军军长兼第一高级步校校长。1953年春节前后，他终于回到阔别26年的瓦子坪。乡亲们扛着鞭炮堵在村口，大红横幅写着“欢迎彭绍辉将军”。可他板着脸，令民兵立刻摘下：“别喊将军，我是当兵的，和你们一个样。”随后他把自己一个月工资全送给小学，换来一排崭新的课桌。
1955年授衔那天，彭绍辉穿上将星闪耀的新军装，军礼仍旧单臂，目光却在寻找一个背影——主席没到场，但电报很快飞来：“绍辉同志军功卓著，众望所归。”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渐渐蒙尘，他更在意的是书桌上那一摞日记本。朋友问他为何坚持写，他说：“打完仗刀枪会生锈，字不会。”
1969年10月1日，北京秋高气爽。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接见模范人物与高级将领。轮到彭绍辉，他抬手敬礼，袖空如昔。毛主席握住那只粗糙手掌，笑称：“咱俩算是真老乡，小时候一起放牛的情景还在眼前。”人群静了一瞬，又爆出掌声。彭绍辉憨厚地回答：“主席，我就是那放牛娃。”两位韶山人相视一笑，城楼下十万群众浪潮般欢呼。
此后几年，彭绍辉坐镇总参，忙于军改与训练。闲下来，他研究《孙子兵法》、翻译二战资料，还把自己省下的稿费订购《毛泽东选集》，寄回家乡文化站。他常对侄孙彭日清说：“读书是最便宜的武器，拿好了，打什么都不怕。”
1970年冬，他被查出主动脉瘤。医生劝他手术，他摆手：“先把材料交代清楚，别耽误公事。”病情反复，他仍伏案批阅文件。1978年4月22日夜，他在病榻上发出最后指令：“资料别乱，后人要用。”三天后，心脏骤停，终年七十二岁。追悼大厅挤满了战友，挽联上写着：独臂擎枪，赤胆忠诚；韶山子弟，与领袖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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