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当下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越来越复杂。
昨天，也就是2月8日，日本右翼代表高市早苗再次当选日本首相，这使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会越来越复杂，安全压力进一步增大。
如今，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现实与潜在风险相互交织、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风险综合体”。其表现在就是：大国博弈与秩序变革激烈，经济科技竞争加剧，地缘安全压力增大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复杂等内容。下面我们先看第一个：
大国博弈与秩序变革激烈
大国博弈加剧，个别国家强化军事同盟，推进包括中导系统在内的军事部署，严重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等行为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使大国博弈与秩序变革更加激烈。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单极霸权思维回潮。单极霸权思维回潮是当前国际局势的重要表现，这种思维的核心是拒绝接受多极化的世界现实，试图通过单边行动和强制手段维系一国主导地位。
这种思维信奉“炮舰政策”，通过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其霸权，将主权国家视为可交易的资产或需要清除的威胁。如美军对委内瑞拉发动的军事行动并抓捕其现任总统；公开叫嚣为获取丹麦的格陵兰岛将不惜“动用军队”，等等，这些都是单极霸权思维在当前国际社会的回潮。
此外，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通过高额关税等手段强迫利益转移。如今美国关税的平均税率飙升至17.9%，达到193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被指全面背弃了世贸规则。
当下，美国对我“脱钩断链”呈现升级态势，从贸易摩擦向科技封锁、供应链重组及规则排斥等全方位延伸，以“小院高墙”“去风险化”等策略，构建排挤我国的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
二是全球治理体系失序。其表现就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挑战，国际规则博弈加剧。全球治理体系的失序是深层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给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带来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例如，在国际规则体系博弈方面，美国频繁“退群毁约”等行为，致使全球治理失序、失灵，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质疑。
因此，经济安全风险上升，全球产业链重构以及金融市场的波动等经济问题，可能通过多种渠道传导至国内。例如，地缘风险可能波及金融市场，进而冲击国内的实体经济。
三是国际规则遭受冲击。当前国际规则体系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这背后是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激烈博弈，以及全球权力结构变化带来的深层矛盾。
单边主义霸凌行径，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对国际规则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实用主义态度。从而导致多边机制陷入瘫痪，关键多边机构（如WTO上诉机构）运作停摆，其权威性遭到系统性侵蚀，有效行动能力下降。
这是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复杂多变的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就是：
经济科技竞争加剧
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科技竞争正在显著加剧，这背后是技术革命、国家战略与地缘政治的多重驱动。“脱钩断链”“筑墙设垒”等行为破坏了全球产业链安全，科技竞争白热化并伴随“卡脖子”风险。这种竞争的加剧并非偶然，而是由几个根本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一是技术革命的驱动力。如今，人类社会正处在从“互联网+”向“人工智能+”迈进的时代，AI等技术作为通用目的技术，正在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和全球经济格局。同时，竞争已超越单纯的技术追赶，深入到基础科学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的比拼，这关乎长远发展的根基。
二是国家安全与战略自主。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战略自主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如今，经济竞争与地缘政治深度交织，关键技术被视为国家安全的基石，确保供应链的韧性和关键领域的自主可控成为国家维护经济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
大国博弈也围绕未来产业主导权与国际规则制定权展开，这直接影响未来的全球经济秩序和话语权。
三是经济发展新动能的角逐。各主要经济体都面临传统增长动力减弱的挑战，迫切需要将科技创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新质生产力。通过发展智能经济、绿色经济、低空经济等，旨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总而言之，当前的经济科技竞争是一场围绕未来发展主导权的综合性、战略性博弈。它既体现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具体产业的赛道上，更深刻根植于国家发展战略、安全保障需求和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的把握。
这场竞争的结果不仅决定各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更可能重塑未来的全球力量平衡、产业分工格局乃至人类社会的演进方向。
这是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复杂多变的第二个表现，第三个表现就是：
地缘安全环境非常复杂
当前中国的周边地缘安全环境非常复杂，亚太地区成为大国博弈焦点，个别国家强化军事同盟，域外势力加大介入台海、南海、东海等议题。这是百年变局、大国博弈和地区矛盾交织下的地缘安全压力。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海上方向面临压力较大。海上是目前地缘压力最集中、最敏感的方向，核心焦点是台海、南海和东海。其中，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美国一些势力持续打“台湾牌”，加强对台军售。
2025年12月18日，美国批准了价值高达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军售包括82套“海马斯”远程火箭炮、420枚“陆军战术导弹”、60门M109A7自行火炮等8类武器，若全部交付，台军将累计拥有111套“海马斯”系统，形成对大陆沿海的远程打击群，将大幅提升台军“非对称打击”能力，增加解放军两栖作战的难度与风险。
另外，美国在南海地区也没消停，通过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盟国的联合军演（如一年一度的“肩并肩”联合军演），以及推动美日菲澳等四边防长对话，直接介入南海争端。
2025年，美军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频率和针对性都有所加强，旨在抵消中国的主权声索，使得地区摩擦风险升高。东海问题主要是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的争端。
美国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并将其纳入其“印太战略”的整体框架，这使得东海局势与更大的地区博弈深度绑定，增加了东海地区的复杂性。美国有意推行的台海、南海和东海“三海联动”策略，意图就是让中国在多个战略方向上同时承受压力，分散我们的战略资源和注意力。
二是陆上方向面临不同挑战。相较于海上的波谲云诡，陆上形势总体稳定，但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其中，中印边境纠纷事件时有发生。
中印双方通过多层次沟通机制，基本上保持了边境地区的总体稳定，避免了大规模冲突。然而，由于领土争议的深层次矛盾并未解决，边境地区的军事对峙和小规模摩擦依然时有发生，安全局势依然非常脆弱。
近年来，周边地区动荡外溢凸显。中国西部和南部接壤的地区，如缅甸的内乱、阿富汗的局势以及印巴之间的对峙，都呈现“低烈度长期化”的特征。这些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存在向中国境内渗透的风险，对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稳定构成直接威胁。
此外，大国对陆上周边的渗透加剧，如美国等域外势力加强了对中国陆上周边地区的战略渗透，例如通过深化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插手缅甸内部事务、在蒙古推进“第三邻国”外交等方式，试图从陆上方向对中国形成战略牵制。
三是大国竞争与联盟体系压力。周边安全压力的本质，是中美两国战略竞争在地区层面上的集中体现。
一方面，是美国的全方位遏制。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其“印太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遏制中国。
通过强化“五眼联盟”、升级“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扩充“奥库斯”（AUKUS）联盟等，在中国周边构建一个多层次、立体化被称为“亚太版小北约”的战略围堵。
另一方面，地区力量进行战略调整。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地区主要力量也正在进行战略调整。
例如，日本寻求扩大军事能力并深化与美国的同盟；印度在美俄之间寻求平衡的同时，也对华存在战略猜疑。这些国家的战略再定位，使得地区力量对比和组合关系发生新的复杂变化。
总之，中国面临的周边地缘安全压力，既源于大国战略竞争这一结构性矛盾，也受到历史恩怨、领土争端、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多重因素的复杂影响。
中国需要继续运用系统思维和动态平衡的艺术，既要坚定维护核心利益，也要以开放姿态与周边国家深化合作，通过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这是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复杂多变的第三个表现，第四个表现就是：
非传统安全挑战严峻
当前中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严峻，日趋复杂多元，科技与数据安全、经济与金融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态环境与资源安全、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等跨国性问题日益严峻。
它们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需要系统应对的“非传统安全综合体”。这些挑战之所以复杂，在于它们呈现出两方面的新特点：
一方面是非传统安全具有隐蔽性与交织性。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不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交织叠加，其风险具有隐蔽性和交织性。
例如，美国的电影、音乐、快餐，无不带着浓厚的美国味，那些好莱坞大片，个个都是讲述美国梦的故事，观众在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种意识形态的输入比以往更加隐蔽。
另一方面是非传统安全的突发性与扩散性。很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恐怖袭击、金融危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常以突如其来的方式爆发，并且由于其跨国性特征，影响会迅速扩散，波及多个国家。
例如，于2019年年底暴发的武汉新冠病毒，短时间内便迅速波及全球，其风险的突发性与扩散性让我们大家都领教了。三年多时间的疫情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至今还未完全过去。
当今，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是全方位和深层次的，其复杂性源于大国战略博弈、全球治理体系调整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竞争等多重因素的叠加。
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关键在于运用系统思维，统筹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与参与国际共同安全的关系，通过自身的发展与合作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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