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深秋，湘潭韶山还没完全褪去连绵细雨带来的湿气，65岁的毛泽嵘坐在屋檐下发呆。远处的稻垄里传来牛铃声，那节奏像是在提醒他——北京离这里真的很远。半年前，他已经给三哥毛泽东寄出第二封信，信封上写着“北京中南海”，结果还是石沉大海。那一刻，他才意识到：想见一面，没那么简单。
回忆得再早一点，1925年夏天的韶山冲热浪滚滚。毛泽东回乡办农民协会时，人群中那个不停记录消息、满脸稚气的小伙就是毛泽嵘。他排行家中老五，粗识几字，却乐意帮三哥传递口号、张贴布告。彼时，兄弟俩在禾苗间谈到革命，“三哥，咱们真能翻身？”“能！”毛泽东抬头望天，只说了一个字。毛泽嵘信了，也赌上了后半生的平静。
两年后，大革命失败。农会骨干被追捕，毛泽嵘用草席裹着简单行李，连夜翻山去外乡。再返韶山已是1937年，家中田地早被豪绅逼卖，父亲留下的一口老水井也被填平。他没抱怨，托舅舅在杨林乡分了一块薄田，日出而作，挑灯补锅。耳朵里却老回荡着“革命会赢”的话。
时间一晃到1949年8月，湘潭解放。街头巷尾都在议论“石三伢子成了共和国主席”。毛氏族人奔走相告，连夜放鞭炮。毛泽嵘听见动静，心里像是被煮开的水冲撞：三哥真的成功了！那一晚他几乎没睡，想着进京去看看。可没过多久就传来消息——师长任常辉已带堂弟毛泽连、表弟李珂赶赴北京。毛泽嵘嘴上道喜，心里酸得像吞了生柚子。
没识多少字的他，托邻家学童写信：“三哥，老五想来北京。”十几天后收到回信，纸张上墨迹浓重：“五弟，今年不要来京，明年再说吧。”他反复辨认那三个“不要来京”的字，心里泛起疑云：莫不是自己给三哥添麻烦？
次年，他打听到木匠张成友——小时候救过三哥落水的人——居然被邀请进京。毛泽嵘不解，“非亲非故的人都能去，老五却不行？”苦闷无处倾诉，只能把家乡腊肉、辣椒装筐再寄北京，附带一行字：如果不方便，东西就留给卫士同志。仍旧没有批准信。
毛泽东其实担心两件事。第一，毛泽嵘早年得过眼疾，长途跋涉怕出意外；第二，初建政权，各地干部都把探亲当作“任务”，北平城里的招待所床位紧缺，他不愿地方政府专门派车派人供奉亲戚。可这些顾虑，写在信里又显得生硬，只能一句“暂缓”，以期兄弟理解。
等到1953年春，中央安排老区亲属进京参观，公安部派专员全程护送，这才给毛泽嵘打开一道门。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广场那天，他抬头看城楼红旗，眼泪就掉下来：三哥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自己竟姗姗来迟。那趟北京行，他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见到毛泽东。兄弟俩隔着茶几，愣了好几秒。毛泽东笑着说：“五弟，你瘦了。”毛泽嵘扑通跪下，“三哥，我想你。”一句话，屋外梧桐叶都跟着轻颤。
往后九年内，凭借同样的“红色根据地亲属慰问”名义，他又获准三次赴京。可1962年起，毛泽东让湖南省委代转一条指示：毛泽嵘进京需经本人批准。指示写得客气，实则是“收口子”。特殊时期物资紧张，北方天气又干冷，70岁的毛泽嵘身体吃不消，频繁跑动有风险。地方领导领会精神，把申请压了下来。这样一拖，就是十年。
1972年夏，韶山气温破三十八度。毛泽嵘因白内障视线模糊，拄着竹杖去乡政府，“同志，再帮我写一份申请吧，我怕再不去，就没机会了。”文件上报后，中南海意外给了“准”。这一次，他连夜收拾行李，带了两条自家腌鱼、一篮子辣椒干，硬要“让三哥尝尝家乡味”。
抵达北京时毛泽东已79岁，长年操劳病卧。躺在床上仍握着兄弟手背，一句轻声：“五弟，你来了。”毛泽嵘抬头，视线被泪包围，“三哥，我75了，走得慢，以后还见得到你吗？”房间里安静到能听见夏蝉细鸣。毛泽东没有回答，只是拍了拍他的手。那成了兄弟间最后的动作。
1976年9月9日清晨，湖南电讯局传来噩耗。毛泽嵘听到收音机里的讣告，整个人彻底瘫倒。乡邻劝他节哀，他只是摇头：“我说过见不着了。”次年，他获批前往北京瞻仰遗容。人民大会堂北侧长长的队伍里，一位穿旧棉袄的八旬老人，颤抖着双手把辣椒干放进怀里。走到水晶棺前，他再不克制情绪，声线嘶哑：“三哥，我来看你了！”那哭声沉闷，像冬夜枯井里反复回荡的水滴。
毛泽嵘此后极少提及往事，只在晚辈问起时感叹：“三哥是主席，也是放不下老百姓的人，咱做弟弟的，不能给他添乱。”十六个字，道尽六次被拒背后的通透。对于旁人，这或许是隔阂；对他们兄弟，却是一种沉默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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