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延安保卫处的油灯亮到拂晓。窗外寒风呜咽，屋里却杀机四伏。刚从关中返回的独臂部长陈泊把一张名单重重拍在桌上：“这些名字，全是潜进来的第四期‘汉训班’学员，动作得快，延安没时间等。”周兴点点头，只一句话：“人手你自己挑。”这场对决的帷幕，由此拉开。
追溯源头，要从“浙江特训班”说起。那是民国二十七年国难当头之际，戴笠却暗地里另起炉灶，挑拣西北学生赴温州受训。翌年秋，班底迁至汉中陈家营，变身“汉训班”。外面打着“游击干部培训”的幌子，里头教的却是爆破、密码、渗透，全冲着陕甘宁而来。集训九期，学员三百余，最锋利的一拨就是第四期的三十二人。
吴南山便是那期里的佼佼者。他原是庆阳小学教师，为逃战火误入汉训班。三个月下来，看透国民党“联共抗日”背后的暗算，却已陷身囹圄，只能假意应付。毕业那年五月，他被派往陇东渗透。偏偏庆阳早成共产党治下，他索性“将错就错”，把任务原封不动地报告了陆为公、马文瑞等人，从此暗渡陈仓。
十月，老同学祁三益潜进富县，声称奉命筹划“延安联络”。吴南山顺势把他“请”到庆阳，暗中通报保卫处。陈泊接到电报，连夜驰来。次日凌晨，两人刚踏进城门洞，守候的侦察员一拥而上，将祁三益按倒。祁嘴硬不过几轮审讯，松口供出了潜伏名单。
祁的笔迹，让陈泊眼皮一跳——随行勤务员李峰壁赫然在列。半小时后，李被秘密控制。消息直达中央社会部，李克农拍板：先转化，再反用。祁三益“亮相”后，利用旧同学身份，一连摸出第二、第三小组。边区银行的刘嘉陵、贸易局的杨志常、白求恩医院的李春茂，一个个浮出水面。杨超交名册时还笑着说：“祁兄，咱总算都到齐了。”一句话便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
但谜底仍未解开：三十二个，只到手七八个，其余在哪？疑云一直笼罩陈泊。答案在除夕夜到来——大雪封门，一名自称陈兴林的青年在庆阳县哨所求见“共产党要员”。他开口第一句：“我是‘汉训班’教官，带着命令来的，但我不想再替戴笠卖命。”陈泊闻讯赶到，没提审讯，先递上热茶。陈兴林沉默良久，终于交代：所有九期学员已编入所谓“第五纵队”，潜伏要害机关，待胡宗南进犯便里应外合。三位联络员中，两人已落网，他是第三位，也是负责最后动员的传令兵。
陈泊并未立刻收网。他给了陈兴林三天假：“回家看看老母，带点年货。回来再细谈。”这份信任化作最锋利的软刀。三天后，陈兴林依约返回，带来一袋高粱面和一张更详尽的联络图。原来，潜伏者已分散在边区政府、军委二局、后勤部、兵工厂等十余处。若爆发总攻，他们将先摧毁电台，劫持首长。
五月四日，延安举行青年节大会，万人空巷。陈泊暗中调派二十余名便衣守在会场四周。彩旗飘，军乐起，队伍鱼贯而入。陈兴林在人群中不时摸一摸耳朵、扣一下纽扣——那是事先约定的暗号。一个上午过去，三十二名目标悉数被圈定。会后，保卫干事分頭出击，夜里就带回了剩余的二十一人。第二天清点，三十二人里只有号称“死硬派”的王焕章拒不松口，其余三十一人全愿意倒向这边。
短短半年，延安便化敌为友，掌握了对手大量内线。边区再无潜伏危机，胡宗南的“六路围攻”胎死腹中。四三年春，重庆白公馆里搭起灵堂，戴笠手捧花圈，眼睛却盯着来客蒋介石的脸色。他压低嗓音解释：“延安地下工作者全部被共匪杀害，忠魂已去，请委员长恕罪。”这出戏精心设计，只为遮掩惨败真相。
而在陕北窑洞，毛泽东得报，欣然拍案：“这是奇功！一个布鲁，挖出三十二根暗钉。”他又补了一句，“要是能再有十个这样的布鲁，延安安若磐石。”随即，中央决定提升陈泊为边区保卫处处长，加授二级八一勋章，以资勉励。
胜利并未让陈泊停笔，他紧接着粉碎了军统针对我党领袖的多次刺杀。建国后，他南下主持广州公安，三年扫清暗藏顽敌。人们只记得他断臂挥舞的背影，却少有人知道，这位海南汉子曾在马来西亚街头卖力打短工，也曾只身暗杀叛徒，因炸药提前爆炸失去左臂。正是这条空荡荡的袖管，让无数军统细作夜不能寐。
一九七二年夏末，陈泊病逝广州，终年六十三岁。送行那天，老地下工作者、白发苍苍的吴南山拄着拐杖站在灵堂外，低声叹道：“布鲁没了，可他留下的那套‘反用’手册，还撑着咱们的门。”此语未必全真，却道尽了那段血与火中的机智与胆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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