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3日晚上，上海宝山区的淞南新村一带还带着点春夜的凉意。
一辆出租车从远处开过来，停在小区附近。车门打开，下来两个中年男人，一个高个，一个矮个。他们肩并肩往小区大门走，一边走一边聊天，声音不大，却听得出心情不错。
高个男人走在前头，眼看就要踏进小区大门了，矮个男人忽然从衣服里抽出一把尖刀，猛地朝高个的腰上捅了过去。
那一刀又快又狠。高个男人猝不及防，转过身，满脸都是震惊和不解。他张口问了一句：“老大，怎么回事？”话刚出口，人已经站不稳了，身体慢慢往下倒。
他的眼睛却一直睁着，死死盯着矮个男人，目光里全是困惑和难以置信。没过几秒，他便彻底倒在地上，再也没了动静。
报警电话很快打到宝山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民警赶到现场时，高个男人已经没了呼吸。法医检查发现，他后腰只有一处刀伤，伤口深而致命，一刀就切断了重要血管。
这种下手方式说明凶手力气大，而且对受害人怀着极深的恨意，否则不会这么干脆利落。
民警在尸体旁边找到死者的皮包，里面钱包、手机、证件都在，没丢任何东西。这基本排除了抢劫杀人的可能。
死者的身份也很快查清，黄冬，35岁，河南周口人，来上海打工多年，在一家搬家公司开货车，家就住在案发的小区里。
案发地点是居民区，周围人来人往，民警立刻展开大范围走访，想找到目击者。
可奇怪的是，问遍了附近住户和路人，竟没有一个人知道身边发生了命案，也没人听到呼救或者打斗的声音。
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专案组甚至有人猜测，会不会是职业杀手干的，专门挑没人的时机下手。
既然现场找不到直接线索，侦查方向只能转向死者本人。民警开始深挖黄冬的日常交往、朋友圈子和可能存在的矛盾。
黄冬的妻子提供了一条关键信息：案发当晚，黄冬在出事前几分钟给她打过电话，说自己刚和几个单位同事吃完饭，现在正打车回家，马上就到，让她别等了，早点睡。
可妻子等了很久，丈夫始终没回来。电话里他语气正常，听不出任何异样，这说明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遇上了危险。
这条线索立刻被重视起来。刑侦支队决定马上找到当晚和黄冬一起吃饭的那些同事，把那天晚上的活动轨迹彻底查清楚。
在搬家公司领导的配合下，民警了解到，当晚和黄冬一起聚餐的共有六个人，全是公司里的货车司机。民警逐一打电话通知他们到单位配合调查。
电话打过去，五个人接到通知后都很快赶了过来，只有一个人始终没接通——他叫张宗志，安徽人，手机关机。
五个人赶到公司后，民警把他们一个个叫进去问话。大家回忆说，那天下午五点下班后，六个人没急着走，都留在公司休息室里打牌。
牌局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左右，有两个人手气好，赢了差不多一千块钱，就说请客，到通南路上一家饭店吃晚饭。
饭吃完已经九点左右了，大家在饭店门口散开，各自回家。黄冬当时是跟张宗志一起打的车走的。
公司有规定，司机手机得二十四小时开着，因为随时可能有活儿要联系。民警一听张宗志突然关机，心里就有了数，立刻开车去了他住的地方。
张宗志三十九岁，为人老实厚道，在公司干活勤快，领导和同事都挺喜欢他。因为年纪最大，大家平时都喊他“老大”。
更让人觉得不对劲的是，张宗志的表弟赵敏提供的情况。
赵敏说，案发当晚九点左右，他正开着集装箱卡车在高速上行驶，突然接到张宗志的电话。
电话里张宗志声音很急，说自己得了性病，让赵敏赶紧帮他打电话给老婆，叫她明天一早带儿子去性病防治中心检查，恐怕他们也传染上了。说完就挂了，赵敏想再问清楚，却提示对方已经关机。
过了大概四十分钟，赵敏又收到一条短信：“我把黄冬打死了。”赵敏当时就懵了，完全搞不懂是怎么回事，马上回拨，还是关机。
他觉得表哥肯定出大事了，赶紧给搬场公司的调度员打电话，把短信也转发了过去。
调度员接到电话和短信，马上试着打张宗志的手机，果然关机。
第二天早上，张宗志没来上班，这在以前从来没发生过。调度员觉得事情严重，立马报告了公司领导。
与此同时，刑侦支队的民警和张宗志的妻子也到了公司，所有人都在找同一个人——张宗志。
民警反复琢磨张宗志打给表弟的那通电话和短信，越想越觉得不对。如果张宗志真是当晚最后一个跟黄冬分开的人，那黄冬的死就跟他脱不了关系。
一个平时老实巴交的人，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又为什么突然失踪？
事情得从2008年12月说起。
那天张宗志下班后把车开回公司，换好衣服准备回家，在门口碰上了黄冬。黄冬一把拉住他：“老大，急着回家干吗？走，跟兄弟喝两杯去。”
黄冬虽然不是安徽老乡，但跟张宗志在同一个公司干了四年多。两人以前经常搭伴跑长途，关系一直不错。
张宗志也没多想，就跟着去了公司附近一家小饭店。那天黄冬特别高兴，酒一杯接一杯，没多大会儿两人都喝得脸通红。
黄冬忽然一把搂住张宗志的脖子，笑嘻嘻地问：“老大，你去发廊玩过没有？”
张宗志愣了一下，赶紧摇头：“我理发从来不去发廊的。”
黄冬拍着他的肩膀，笑得更开了：“老大，别跟我装傻啊！我是说，你找过小姐姐没有？”
张宗志脸一下子红了，头摇得飞快：“这种事我可不敢做，万一被抓就要坐牢了。家里老婆孩子还指着我挣钱养呢。”
黄冬叹了口气，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你呀，真是太老实了，活得也太没意思了。”
借着酒劲，他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起自己这些年去发廊的经历，说得眉飞色舞。
张宗志听着听着，脸更红了，心里却有点羡慕。黄冬说得那么起劲，那些细节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让他有点心痒。
那晚他们喝到很晚，张宗志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黄冬讲的那些事，像放电影一样一遍遍回放。
越想越睡不着，天快亮的时候，他突然坐起来，下定决心：有机会一定要自己去试试。
机会来得比想象中快。2009年1月23日晚上十点左右，张宗志加完班一个人往家走。
路过一条安静的小马路时，看到一家发廊门口亮着粉红色的灯，一个披着长发、打扮得时髦的小姐姐站在那儿，不停朝他招手：“大哥，进来玩会儿嘛！”
张宗志心跳得厉害，脚步不由自主停了下来。他站在原地盯着小姐姐看，脑子里又冒出黄冬讲的那些画面。
小姐姐见他没走开，直接走过来挽住他的胳膊，往里面拉。
张宗志紧张地往四周看了看，没见警察，也没熟人，就半推半就跟着进去了。半个多小时后，他出来了，脸上带着意犹未尽的表情。
一个星期过去，张宗志觉得下身有点不对劲，偷偷去医院检查，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
可从那以后，他总觉得身体不对劲，浑身不舒服，却又说不出哪里有问题。心里像压了块石头，越来越沉。
他本来就不爱说话，现在更沉默了，整天心事重重的样子。同事问他怎么了，他也只是摇头，说没事。
到了4月初，情况越来越糟。他开始发烧、没力气，吃不下饭，还老是恶心想吐，全身发痒，像有无数蚂蚁在皮肤下面爬。痒得他晚上睡不着，白天也没精神。
他又去医院看，医生还是查不出什么毛病。张宗志心想，肯定是得了性病，这家医院水平不行，查不出来。他决定自己想办法治，不再去医院了。
张宗志买了好几本关于性病的书，一连几个晚上埋头看，把书上的症状跟自己身上的毛病一条一条对照。
她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最后终于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自己得的不是普通性病。
那一刻，他整个人都懵了。仅仅去发廊了一次，就染上了这种病。他坐在那儿，眼泪止不住往下掉。
得了艾滋病，等于判了死刑。他脑子里一下子闪过妻子温柔的样子，儿子天真的笑脸，还有老家年迈的父母。
这些年他在上海拼命干活，好不容易在公司站稳脚跟，收入稳定，还在昆山买了套房，小日子眼看就要过得舒坦了。可就因为那一晚的糊涂，一切都完了。
后悔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他怕得要命，也恨得要命。他恨那个小姐姐把病传给他，更恨黄冬。
要不是黄冬那天晚上喝多了酒，一个劲儿跟他吹嘘发廊多好玩，他怎么会鬼迷心窍走进那家店？现在好了，自己活不长了，黄冬却还能好好过日子。
“他娘的，我得找黄冬算账。既然我活不了，你也别想好过！”张宗志平时最老实，可这一回真急眼了。
他气冲冲跑到超市，花了一百多块买了把尖刀，打算好好教训黄冬。他知道黄冬块头大，身高快一米九，正面打肯定打不过，只能找机会趁他不备下手。
4月23日晚上，下班后黄冬又约大家打牌，然后一起去吃饭。张宗志觉得时机到了，就把刀悄悄藏在身上。
饭吃完已经九点多，大家在路边打车回家。他故意对其他几个司机说：“你们先回去吧，黄冬今天喝多了，我送他回家。”其他人也没多想，就各自走了。
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见黄冬倒地后，张宗志没敢多看，转身就跑。他先拦了辆出租车，直奔吴淞码头。到江边后，他一个人在堤岸上走来走去，心乱如麻。
他给表弟赵敏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得了艾滋病，让赵敏帮忙通知他老婆带儿子去检查。又发了一条短信：“我把黄冬打死了。”发完就把手机关机了。
他坐在江边，看着黑乎乎的江水翻滚，好几次想跳下去一了百了。可手脚发软，就是迈不出那一步。半夜里，他实在待不下去了，在路边拦了辆黑车，让司机往嘉定开。
车到嘉定已经是凌晨。路上不时有警车闪着灯开过去，张宗志吓得魂飞魄散，心想警察肯定在到处抓他。
他赶紧让司机停车，自己钻进路边绿化带，趴在树丛里大气都不敢出。等警车走远，他才爬出来，把那把刀远远扔进树林深处，然后消失在夜色里。
天亮了，张宗志知道不能再在上海待下去了。他得赶紧离开。正好路边有辆拉客的摩托车经过，他立刻拦住，让司机把他送到江苏昆山。
到了昆山，他一刻也不敢耽搁，又换上一辆黑车，直奔南京。
在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继续坐黑车去了溧阳。从溧阳再转车，跑到了安徽的宣城、芜湖、合肥，一路往西逃。
逃着逃着，他心里越来越难受。自己得了艾滋病，日子没剩多少了。他特别想回老家看看年迈的父母，跟他们说声最后的再见。
可每次走到村口附近，他都停下脚步，不敢往前迈。总觉得警察可能就在家里等着他，只能含着泪掉头走开，好几次都是这样过家门而不入。
最后，他坐上火车，逃到了湖北汉口。他本想去找一个熟悉的安徽老乡躲一阵子，可在汉口转了半天，也没找到人。
身上只剩几十块钱，他咬牙买了张汉口回南京的火车票，连夜又折返回去。打算到南京找亲戚借点钱，再继续跑。
这几天几夜的奔波，把他折腾得不成人样。几乎没正经吃过一顿热饭，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每次看到穿制服的人或者警车影子，他就心跳加速，赶紧躲得远远的，生怕被认出来。
坐在回南京的火车上，车厢晃晃悠悠，张宗志靠着窗户，眼睛慢慢合上了。他实在太累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他听见旁边有人在说话：“一个人只要干了坏事，迟早是要被抓住的。”
这句话像针一样扎进他耳朵，他“刷”地一下从座位上跳起来，四下张望。原来是邻座几个乘客在闲聊。他的动静太大，引得周围乘客都看过来。
就在这时，一名乘警从车厢那头走过来查票。张宗志脑子嗡的一声，心想完了，这次肯定被抓了。他眼前一黑，整个人瘫坐在座位上。
乘警走近了，看了他一眼，并没有停下，只是继续往前巡视。张宗志这才缓过神来，手心全是冷汗。虽然只是虚惊，可这一吓把他彻底击垮了。
他看着乘警的背影渐渐远去，突然觉得再逃下去也没意思。早晚会被抓住，还不如自己去投案，早点把事情了结，也让自己解脱。
他站起来，走到餐车找到乘警，声音发抖地说：“警察同志，我在上海杀了人。”
乘警一听，立刻严肃起来。先让他坐下，然后用电脑查了他的身份信息。一查，果然，上海宝山警方网上正通缉他。乘警马上控制住他，同时通知了上海宝山分局。
第二天，专案组的侦查员赶到南京，把张宗志押回了上海。
案发后第二天，侦查员去市性病防治中心拿到了张宗志用假名做的检查报告。结果出来，所有指标都正常，他根本没得病。
专案组领导感慨地说，他办过那么多命案，像张宗志这样因为一件荒唐事就杀人的动机，还是头一回碰到。
张宗志平时是个老实巴交、内向的人，可性格上有缺陷，特别容易钻牛角尖，疑神疑鬼。
去发廊玩了一次之后，他总觉得身体不对劲，心里压力越来越大，整天提心吊胆，觉得自己得了绝症，生不如死。
没人及时帮他疏导心理问题，他就把所有怨气都算在了同事黄冬头上。黄冬那天喝酒时跟他吹嘘发廊的事，在他看来就是害他走上绝路的罪魁祸首。
结果，一时冲动之下，他拿刀捅死了黄冬，酿成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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