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5日清晨，上海虹桥机场的候机室里，李时雨刚端起一杯热茶，军统特务便一拥而上。“李委员，请跟我们走一趟。”茶水尚未入口，冰冷的手铐已扣住了他的手腕。那一刻，他脑海里闪回三个月前收到的那张微缩电报——“官越大越好，大胆往上爬”，字迹苍劲，落款是“北方局”。
被押往看守所的卡车颠簸得厉害，车厢门缝透进晨曦。李时雨暗暗嘀咕：果然爬得太高，终究招来风雨。可转念一想，自己还能捂住全部秘密，这份“心慌”便被压到了嗓子眼最深处。
事情要追溯到1934年夏天。那时的他刚从北平法学院毕业，被党组织派往奉系军阀张学良部队充当文书。潜伏生涯由此开启。军营里，他表面循规蹈矩，夜深人静时却借写公文之便，把东北军调动、兵站补给等数据一笔笔誊进暗格小册。三个月后，这些数字就悄悄横跨沈阳、天津，经海河运输线送到陕北。
抗战爆发后，北平已成沦陷区。李时雨滞留天津，本想继续向北找党，却因铁路中断被困在卫城码头。正迷茫之际，天津地下党碰头人赵杰递来一张印有法院徽记的介绍信：“老李，先把自己安插进去，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于是他摇身一变，成了天津地方法院书记官。凭着流利的日语，他拿到宪兵队发放的通行证，在津京两地穿梭。几年里，他私运电台零件、烧毁敌方卷宗、掩护同志脱险，忙得脚不沾地。
1939年12月，汪精卫飞抵南京筹组伪政权，急需北方“知名人士”背书。李时雨抓住时机，自荐为国民党北方代表，顺利进入汪伪“立法院”。陈公博见他口才了得，干脆拉到身边当随员。有人背地里说他“吃汉奸饭”，他装聋作哑，心里盘算的却是另一套剧本。
“陈先生，北方对新政权疑虑甚多，若有纲领草案先行宣示，或可缓解。”一次酒局上，他佯装为汪伪出谋划策。席间收集到的谈话记录，被他化作一张张极细的米纸，卷进钢笔夹层。当晚，一只骑车少年从南京下关码头穿行，翻山越水把情报送往皖南。数周后，新四军提前获悉日军“铁壁扫荡”路线，主力部队紧急转移，避免了重大伤亡。
汪伪末年风声鹤唳，戴笠领命“肃奸”。陈公博判断风向不对，开始暗中疏散亲信。正好军统上海区缺人，他便向戴笠推荐了“老李”。就这样，李时雨阴差阳错迈入军统，被授少将衔，手头掌握的文件远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
军统大楼的天台差不多每周都升起一面新旗，内部派系倾轧，硝烟看不见却刀刀见肉。李时雨夹在中间，如履薄冰。有时夜深，他会对好友余祥琴感叹：“升得越快，离太阳越近，烧着翅膀的滋味可不好受。”余祥琴以为他只是谦虚，拍拍肩笑道：“将来司令部里还得靠你我撑场。”两人谁也没想到，若干年后，正是这位“好友”递上了那份逮捕令。
在被捕前，他悄悄往北平发出最后一封电报：“情况危急，或有牺牲。”翌日即被带走。审讯室里，探照灯照得人睁不开眼。他被反复拷问“背景”“联络人”，嘴唇咬得出血，仍只给出一句：“为国服务，无愧天地。”敌人翻遍了他所有档案，找不到一纸确证。三个月后，案件被原封不动转到上海地方法院。
1947年春，他被判七年半徒刑。囚车驶向提篮桥监狱，窗外的梧桐枝头吐出嫩芽。监仓里阴冷，他却并不绝望，因为听到看守交头接耳：“共军又打下一个县。”战局走向早已告诉他，黎明不会太远。
1949年2月，国民党因财政窘迫宣布“减刑大赦”，15年以下刑期一律释放。走出铁门的第二天，李时雨已坐在静安寺路某间咖啡馆，等来了上海局交通员。“工作照旧。”对方递给他一把新刻的钢印。
四月上旬，他登上北往的专列。列车过津浦线，车窗外的麦田泛着青色。抵达北平西直门站时，城头红旗迎风招展。几天后，在中南海勤政殿，他见到了刘少奇。
“同志，15年卧底，不易。”刘少奇的语速并不快，却句句沉稳。
“没什么，只盼着能多做点事。”李时雨回得轻声。
组织为他补办了入伍手续，授予少将军衔，并记特等功一次。消息传回老家，乡亲们才知道，这个当年偷偷改名“时雨”的孩子，竟在刀尖上走了半辈子。
值得一提的是，他拒绝了后来调入高层机关的安排，坚持要求去接管上海治安。理由很简单：“城市还没真正安稳，需要人盯着。”1950年底，他又被派往东北，参与肃特工作。行李只有一只旧皮箱，里面装着两样宝贝：一枚党徽和那支陪伴他多年的钢笔。
多年潜伏让他显得格外寡言，也练就了极强的观察力。新中国成立初期，各路残敌尚未清除，他领着小组连夜突击，破获潜伏特务网三十余起。东北严寒，他常披大衣到夜巡，靴底冻得咯吱作响，同事劝他多歇一宿暖炕，他摇头道：“咱们慢一步，老百姓就多一分危险。”
1953年，完成“六一三”专案收网后，他才第一次请假回家，乡路漫长，车马颠簸。村口的老杨头抖着旱烟袋，半开玩笑：“李家那小子，你究竟给谁当官啊？”李时雨笑笑，没有作答，只是抬头望了望满天星光。
晚年有人劝他写回忆录，他不肯动笔：“组织需要的，我早写完；不该说的，一字也不留。”直到1984年病逝，身后只有几件旧军装、一枚发黄的工作证，以及那支钢笔。今日翻看档案，15年潜伏、九度换装、三易主子、无数情报，串起的却是一条最简单的信念——听党指挥。这一句话，他从21岁悄悄写进入党志愿书，就再没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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