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消费”被喊得很勤，可既然要刺激，为什么不干脆把钱打到老百姓卡里？
大家不是没见过政策工具，消费券、以旧换新、补贴、降息，轮番上阵，问题是需求端就是起不来，你用再多“花招”，都抵不过一句最朴素的话：我兜里没底，我不敢花。
胡锡进曾经发过一条很出圈的观点，大意是有些国家给每个人发钱属于哄骗公民，“都发钱等于都不发钱”，后来每次讨论“发钱”，这句就被端出来当挡箭牌。
但这个观点听上去像经济学，其实更像一句顺口溜，它不是在解释现实，而是在替某种既定路线护航。
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会认为，货币长期只影响名义变量，不影响就业、产出这些“真实变量”，于是就有人顺势推出结论：发钱必然通胀。
听起来很“严谨”，可关键在于前提条件被他们自己悄悄藏起来了。
第一层被忽略的是财富再分配效应。
例如某企业家有1000万现金，1000个穷人每人1000元，穷人合计才100万，财富比例大概是1比10。
如果给每个人发2万，社会名义财富变成3102万，穷人合计拿到2100万，企业家只是多了2万，但占比被稀释到不到1/3。
这当然不等于“都发钱等于都不发钱”，这是把钱从边际消费倾向低的人手里，挪到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人手里。
你可以嫌这个模型简化，但它点破了要害，发钱不是把货币“等比例放大”，而是改变分配结构，结构一变，经济运行结果就会变。
第二层被忽略的，是中国当下压根不是“满产经济”。
你要是美国那种服务业占大头、供给瓶颈明显的经济体，发钱容易把价格顶上去，这我承认。
但中国的现实是通缩风险正在抬头，需求不足、产能闲置是真问题。这时候还谈“发钱会通胀”，就像孩子都快饿死了，你提醒他“吃多了会肥胖”。
第三层被忽略的，是预期与社会稳定。
经济从来不只是数字游戏，它也关乎人心，发钱能缓和矛盾，能改变整体预期，但刺激消费最怕的不是“没政策”，而是“政策让人觉得未来更不确定”。
人一旦把现金当成安全垫，再大的补贴都只能换来短暂的脉冲，换不来持续的信心。
第四层，才是最容易被绕开的核心矛盾：我们不是没花钱，而是钱花得“不像给人花的”。
钱一直在“流”，只是不太往居民部门流，宏观上看，你在加杠杆；微观上看，老百姓钱包却没见鼓，这就是今天消费起不来的根源之一。
过去20年大搞基建，是因为它确实能提升效率，打通分工，带动增长，形成税收回流的乘数效应，京沪高铁这种项目，确实改变国运。
但这盘棋走到今天，边际效应递减已经摆在台面上，“修更多”未必等于“赚更多”，甚至可能变成“背更多”。
当投资效率走低，还要靠加大项目来托底，就容易出现两种副作用：第一是债务沉重，第二是资源在链条中被层层消耗。
工程链条存在大量“吃拿卡要、上下打点”等乱象，钱通过项目链条走一圈，到底层劳动者手里，往往所剩不多，你说刺激消费，结果刺激的是谁？
如果花钱方式还是“继续搞铁路公路、补贴产业园、炒房地产”，那不如把钱分了，至少按人头打卡更公开、更透明，中间被吃掉的更少。
中国的财政资源要用在刀刃上，关键在于“准”和“稳”。
第一，给农村居民更明确的兜底支持。
取消农业税这种“并不算大”的收入改善，通过双重差分等方法验证后，能显著降低中老年自杀数量，尤其在欠发达中西部更明显。
第二，要对年轻人更直接地投放资源。
年轻人边际消费倾向高，拿到钱会用于生活补贴，能更快形成交易量回升，并且青年就业与预期稳定，本身就是宏观稳定器。
第三，对生育进行更系统的补贴，而且不应只盯二胎三胎，一胎也要补。
很多人不愿交社保，本质是对人口结构变化下的未来保障水平产生疑虑。你要缓解这种疑虑，就得在“养育成本”上给出更明确的公共支持。
地方债与贷款规模说明资金在流动但没流到居民端，基建边际回报走低说明老办法越来越难续命。
刺激消费不是喊口号，刺激消费的第一性原理就一句话：让最想花、最敢花、最需要花的人手里有钱，并且让他们相信明天不会更糟。
中国的优势在于产业链完整、动员能力强、政策工具多，我们不是没有牌，我们是需要更精准的出牌方式。
该投的投资要投，但要更重视“新质生产力”和真实回报；该给的兜底要给，因为兜底不是福利主义，是稳定预期的底盘；该减的无效支出要减，因为每一分浪费都在透支未来的财政空间。
刺激消费，为什么还不发钱？
不是“不能”，更多时候是“惯性”和“路径依赖”，但当现实已经变了，继续用旧脚本，只会让问题拖得更久、成本更高。
这盘棋，到了该换下法的时候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