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春的一天深夜，怀仁堂的灯光仍亮着。散步归来的章含之突然听见父亲的老友毛泽东笑着说：“丫头，替我传句话给你父亲——从今年起，我要还那笔欠了快半个世纪的债，一年两千，十年还清。”这一幕，让旁听的工作人员都愣住了：堂堂国家主席，竟对一笔民国初年的私人借款念念不忘。可要说透毛泽东与章士钊之间的交情，却不能只看这“还债”的细节，更得提到那首脍炙人口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尤其是开头“我失骄杨君失柳”里的“骄”字。

他们的友谊上溯到一九一八年。那年初春，毛泽东携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筹款名单抵达北京，辗转来到《甲寅》杂志主编章士钊的住处。彼时的章已是法学名士，“行老”这响当当的雅号，连北大校园里的青年学生都如雷贯耳。毛泽东提出筹集两万银元的请求时，没有直言要办共产党，只说“想让湖南那批求学子弟搭上船”。章士钊沉吟良久，只回一句：“钱不是问题，人可不能没路。”随即写信、卖字画、走门串户，硬是帮那位年轻人凑够了旅费。两万银元成了中国革命星火的早期燃料，而这笔账，毛泽东后来认定是生死交情。

友谊的另一端，则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时间拨回一九二○年冬。没有洞房花烛，也没有吹打喧天，新郎的宿舍便成了新房。新娘杨开慧对朋友李淑一说：“他忙他的事业去，我等。”她真的等了十年，却等来长沙识字岭的血雨。再过两年，柳直荀也在长江南岸的战火中倒下，留给李淑一一纸牵挂。此后，烽火阻断了书信，三人天各一方，各自与命运缠斗。

一九五七年，《诗刊》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的十八首旧体诗词。李淑一反复诵读，心头涌起对旧友和亡夫的久埋思念。她想起当年杨开慧偷偷念给她听的《虞美人·枕上》，却怎么也记不起全词，只记得“堆来枕上愁何状”。她执笔给北京写去一封信，附上自己悼念柳直荀的《菩萨蛮·惊梦》，恳请“泽东同志”寄来那首旧作。毛泽东收到信笺，仍记得早春庭院里三个青春身影谈诗论文的情景。他的回信长达四页，却推说《虞美人》“不好”，随手夹去新填一阕《游仙》，后来改题《蝶恋花》。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开篇两句，把杨开慧与柳直荀的名字巧妙嵌入“杨”“柳”，又将逝者灵魂托付九霄。诗词一经课堂传抄，很快流布长沙、上海、香港，以至海外。旋即，《文汇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如潮的读者来信聚到中南海。就在热议正盛之际，章士钊携一腔好奇奔赴毛泽东的住处，一连串评点之后，他忽然发问：“主席，‘骄杨’的‘骄’，可作‘娇’讲否？”

屋里灯光昏黄，烟缕缭绕。毛泽东放下手中茶盏，半晌才答：“女子为革命捐躯，岂止娇？她的气节，何其骄傲！”短短一语，既是解释，也是纪念；既见才情，更饱含深情。章士钊默然，无声抚须。他后来写信给友人：“大丈夫当能有此情此义，方称顶天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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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的佩服不止于此。重庆谈判那阵，山城风声鹤唳，他曾握着毛泽东的手低声道：“此地不宜久留，三十六计，走为上。”毛泽东笑答：“走，革命的事也急不得，先谈谈再说。”二人于灯火阑珊处长谈至深夜。谁都清楚蒋介石的盘算，但在兵谏与谋和之间，总要有人敢来一趟孤险之旅。章士钊转身离去时，对随行记了句：“他若无事，天下幸甚。”

新中国建立后，章士钊被推举为政协常委，又主持中央文史研究馆。学术书桌上，他伏案编订《柳文指要》，夜深不寐。毛泽东得知，连连催促：“稿子成了就寄，想看看。”清样打好，毛泽东在空白处批注圈点不下百处，不仅商榷句读，还检索典故出处，极尽严谨。出版当天，毛泽东送去一束芍药，曰：“花如君子，挺然自立。”旁人觉得奇怪，章士钊却会意大笑：“他又拿我打趣！”

惟有年岁的残酷最不留情。一九七三年初夏，九十高龄的章士钊从香港返京，积劳成疾，病势一泻千里。住进医院前，他仍絮叨：“祖国统一，吾尚有责。”六月，一纸讣告传至游泳池边，警卫员犹豫多时才递上。毛泽东握电文，默立良久，随后缓缓踱步至石榴树下，久久无言。

第二天清晨，他嘱秘书：“给行老家送那笔钱，利息照旧。”信封上，仍写着四个字——“旧债新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