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三月下旬,汉口江岸仍带着冬意。码头上,陈嘉庚望着奔腾江水,神情专注。这位在新加坡缔造三十多家工厂、又一手办起十所学校的闽籍侨领,此刻心思却全系于北方——那里有座名叫延安的黄土高原小城。

身边朋友不免劝他谨慎,毕竟国民党高层已对他耳提面命。“陈先生,不妨缓一缓吧。”有人低声提醒。陈嘉庚只是摆手:“总要自己去看,眼见为实。”短短一句,态度鲜明。

南洋华人社群对陈嘉庚回国考察寄予厚望。自“一·二八”起他组织赈济、抗日募捐,七年间筹款逾千万银元,全数交国民政府。然而到重庆仅三周,所见尽是腐败与踢皮球,连他都说“心寒”。也正因此,他更想弄清另一支旗帜——中国共产党到底靠什么维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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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陈嘉庚由成都出发,车行川陕大道。蒋介石前一晚设宴,百般挽留。陈嘉庚实话实说想去延安。蒋介石黑沉着脸,话锋急转:“延安不过土匪巢穴!”陈嘉庚不愿争辩,只一句“等我回来再谈”。从此,阻力变暗线,但旅程继续。

五月三十一日黄昏,他的车队翻越秦岭,抵达延安城外的清凉山。岗楼上红星熠熠,数千名群众夹道相迎。小学生举着自制纸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八路军战士扛着步枪,微笑致礼。这样质朴的场景,与重庆灯火酒宴形成强烈反差。

第二天上午,窑洞里的会见开始。毛泽东身着灰布军装,神情从容,亲自迎出门口。屋内陈设简单:方桌一张,破藤椅几把,墙上挂着油印的作战地图。寒暄刚落,陈嘉庚先关心领袖身体,建议调整作息,毛泽东笑答:“夜深人静,才写得动文章。”短促对话,却拉近了彼此。

日落后,主席陪同用餐。所谓“盛宴”,主菜一盘清炒白菜,一钵咸饭,一砂锅老鸡汤。毛泽东坦率说明鸡来自邻家老乡的馈赠,未作任何掩饰。陈嘉庚轻抿汤汁,忽觉鼻酸——海外巨富此刻被一碗清汤打动,因为他看见了真实的艰苦,也看见了对客人的体贴。

随后的九天,延安各界安排了紧凑而朴素的行程:参观陕北公学、访问八路军留守兵团、走访边区农会。操场上,战士们一半列队训练,一半忙着翻土种菜。陈嘉庚问何以如此,朱德解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暗暗比较,顿生钦佩。

六月一日晚,大礼堂灯火通明,长木板凳挤满文艺工作者。秧歌队跳起《兄妹开荒》,演员下台拉着客人旋转。陈嘉庚拍手叫好,连声说“精神可嘉”。军民的平等与热情,彻底颠覆了他对“红区”的想象。

毛泽东利用间隙向陈嘉庚详述抗战全局、统一战线政策、侨务规划。谈到华侨子弟教育,他主动提出将来在厦门恢复大学经费,可由中央另行拨款。陈嘉庚听后心头一热,连夜整理笔记,准备返南洋后发布。

六月八日清晨,陈嘉庚离开延安。送行的除了干部,还有那位赠鸡的老大娘。老人把两双布鞋塞给他,“路上穿吧,省得脚疼。”车窗外黄尘飞扬,人影渐远,陈嘉庚紧握布鞋,默念“此行值了”。

回到重庆,他在“国民外交协会”演讲,题目叫《西北之观感》。会场掌声不断,听众惊叹“延安竟如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随后下达禁令,演讲稿不得刊印。但山城茶馆里仍口口相传:“陈嘉庚说延安有希望。”

同年九月,陈嘉庚返新加坡,于《南洋商报》连载《祖国考察记》,公开肯定共产党纪律与清廉。文章几度被删节,他索性印万册小册子,自费寄往马六甲、槟榔屿、泗水。侨团议论纷纭,赞许者占绝大多数。

一九四五年十月,新加坡迎来光复。毛泽东远在延安发来八字: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短短八字,写尽相互信任。随后的解放战争、政协筹备、开国大典,陈嘉庚都以海上灯塔般的角色参与或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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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零年夏,他将余下资产全部划归厦门大学与集美学校,用来扩建工学院、增设航海系。福建鹰厦铁路动议也在他的提案中成形。一九五七年通车那天,人民大会堂里毛泽东笑言“三个姓陈的都高兴”,会场一片愉快气氛。

陈嘉庚对国家建设常提尖锐建议:节粮、修机场、保护黄帝陵。毛泽东几乎件件批示办理,彼此通信往来极为密切。有意思的是,陈嘉庚身边秘书曾统计,光给中央的信函就超过百件,平均每月一封,可见热忱。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陈嘉庚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七岁。灵柩运回集美,安葬于鳌园。今日走进园区,石刻“华侨捐资兴学第一人”七字仍清晰耀眼。身后事寥落,他生前坚持的“国家富强、教育为本”理念,却早已深植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