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除夕，煤油灯下守岁的孩子们都去哪了？
如今过年，总觉得差点意思。城里禁了鞭炮，年夜饭也懒得做，直接订酒店。一家人低头抢红包，春晚成了背景音乐！
可五十年前，年味是能尝得到、闻得着、听得到的热闹。一家人围坐在土坑上，吃着玉米花、柿子饼，用葫芦勺喝着白开水，心里乐开了花。
腊月二十三是序曲。灶王爷上天述职，母亲在灶头摆上黏牙的麦芽糖，叫“封口糖”。我偷吃一块，甜得发苦。父亲说，糖黏住灶王爷的嘴，叫他“上天言好事”。那时我信以为真，现在想想，老百姓那点卑微的祈愿，都在这块糖里了。
真正的狂欢从腊月二十七的“年集”开始。镇上的土路被挤成一条蠕动长龙。空气里炸油条的香、蒸馒头的甜、劣质烟卷的呛、牲畜粪便的臊，混成一种奇特的“年味”。
父亲攥着皱巴巴的几十块钱，挤进扯布的人堆，给我们姊妹几个扯做新衣裳的“的确良”。母亲最关心“请神”的香烛和写对联的红纸。小孩子眼里只有鞭炮摊，手工做的土炮，舍不得整挂放，要拆散了一个个点。
年三十，煤油灯在每个房间都点亮，这是全年唯一舍得“长灯”的夜晚。父亲和爷爷在堂屋“请家堂”，母亲在灶台上煮一块肉，一大锅萝卜块。黄表纸写的祖宗牌位前，供着白面馍、刀头肉。父亲磕头时格外沉默，腰弯得很深。那一刻，香火缭绕中，死去的人仿佛真的回来了。
年夜饭前要放一挂“迎神鞭炮”，这是男孩的特权。我哆嗦着点着捻子，噼啪声炸亮半个村庄，火药香钻进鼻腔，这才是年的底色。饭桌上，一年到头见不到的肉管够。母亲总把夹一大块给我，说“吃了跑得快”。
守岁最难熬。没有春晚直播，收音机嗞嗞啦啦放着戏曲。我们裹着棉袄在煤油灯下玩“拾子儿”，手冻得通红也不睡，因为母亲说“守得住，爹娘活得长”。午夜交子时，全村鞭炮齐鸣，像要把天炸个窟窿。父亲在院里点响最大的“二踢脚”，“咚—嘎！”带着全家的盼头蹿上天。
初一拜年，膝盖磕在冻硬的土地上，生疼。可拿到几毛压岁钱，买一挂一百响的小鞭，一个个拆开放，能快乐一正月。
如今我给孩子讲这些，他听着像传说。他没见过煤油灯，没跪过土地，他的年味在Wi-Fi里，在游戏皮肤上。那些为我们燃尽自己的“年”，和那些教我们敬天敬祖先的人，都留在了五十年前的寒风里。
我们终于过上了天天像过年的日子，年却丢了。丢了也好，也许它太累了，需要歇歇。只是我总在某个午夜，依稀听见“二踢脚”划破天际的嘶鸣，闻见混着煤油气的油香。那是我的根，是我无论走出多远，都能摸着回去的、暖烘烘的路。
五十年前守岁的孩子们，如今都是爷爷、奶奶辈的人了，少数的已经掉队。留下来的老“孩子们”，是多么的幸运、多么的幸福。
年味虽淡，但年味丰盛富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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