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西南某省份机械行业企业主周建平的遭遇，引发了对行业协会乱象的再次审视。为方便组织专家进行科技成果评鉴，他于2021年加入省内一个施工行业协会，每年缴纳600元会费。
然而在随后的四年里，协会方面频繁以“职务晋升”为名进行游说：支付19800元可担任副会长，缴纳4万多元则可成为常务副会长。原本期待通过协会平台拓展商业网络的企业主，不承想却成了某些协会眼中待价而沽的“财源”。
周建平的案例并非孤例。近年来，律师行贿60万元谋取律师协会会长职位、餐饮饭店协会副会长人数竟达89名等报道屡见报端。这些现象揭示出部分行业协会已偏离其非营利定位，将会员头衔买卖、有偿评比表彰、隐形权力寻租发展为“商业模式”。
今年1月召开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在公报中明确将学会协会列为重点整治腐败的新增领域，表明此类问题已超越个别案例，成为具有一定普遍性、亟需系统治理的社会问题。
“二政府”阴影下的权力变现
行业协会、学会本应是连接政府、企业与市场的桥梁纽带，承担着行业自律、服务企业、沟通协调等公益职能。然而现实中，部分协会的“二政府”色彩依然浓厚。
虽然2015年《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实施后，行业协会在形式上与主管部门脱钩，但许多协会仍与原主管单位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利用残留的行政影响力谋取利益。
这种依附关系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旋转门”现象：一方面，退休官员进入行业协会任职的情况比比皆是，他们借助原有政商关系为协会和企业“疏通渠道”；另一方面，协会也乐于打着“政府背景”旗号开展各类活动。如报道中所提，有的协会甚至承诺“帮助本不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做政府工作申请上市”，将协会角色异化为“权力掮客”。
这种运作模式使行业协会很容易成为权力寻租的隐蔽通道。表面上，协会通过举办会议、开展评比、组织培训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服务；实质上，这些活动往往成为设租寻租的载体。企业为获得协会认可的“荣誉称号”“资质认证”不得不支付高额费用，而协会则利用其半官方背景为企业背书，形成利益输送的闭环。
生存压力下的畸形转型
行业协会乱象的产生，既有历史遗留的“官本位”思维影响，也有现实层面的生存压力驱动。脱钩改革后，许多行业协会失去了财政支持和行政资源，却未能及时建立起符合市场规律的运营模式。面对办公场地租金、人员薪资、活动经费等现实压力，一些协会便将目光转向了手中仅剩的“资源”——头衔和认证。
这种“资源变现”模式逐渐系统化、公开化。普通会员、理事、副会长、常务副会长乃至会长，都被明码标价。层级越高，价格越贵，享受的“特权”也越多：更高规格的席位安排、更频繁的媒体曝光、更优先的商业机会对接。在这种模式下，行业协会的治理结构被严重扭曲，选举成为形式，民主化为空谈，谁出价高谁就能获得“话语权”。
有偿评比则成为另一种创收手段。各类“行业十大品牌”“最具影响力企业”“诚信经营示范单位”等评选活动层出不穷，参评费用从几千到几十万元不等。这些评比往往缺乏科学标准和规范程序，实质上成为“付费荣誉”。对于企业而言，购买这些荣誉既可用于市场营销，也可作为向地方政府争取政策支持时的“资质证明”，形成了一种扭曲的激励循环。
隐性腐败的温床与社会风气的污染
行业协会的乱象不仅损害其自身公信力，更可能成为隐性腐败的温床。由于行业协会处于政府监管与企业运营的交叉地带，其活动往往不易被常规审计和监督所覆盖。一些利益输送行为以“会费”“赞助费”“评选费”等合法名义进行，具有较强隐蔽性。
这种“转几道弯”的利益勾兑方式危害深远。一方面，它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财力雄厚但专业能力不足的企业可能通过购买头衔和荣誉获得不当竞争优势；而真正有实力但不愿参与这种游戏的企业则可能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它也扭曲了行业协会的功能定位。本应代表行业整体利益、制定行业标准、推动技术进步的协会，沦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难以发挥其在质量监督、纠纷调解、政策建议方面的应有作用。
更值得警惕的是，行业协会乱象可能与其他领域的腐败形成联动效应。当企业将通过协会购买的头衔用于项目投标、政策申请、融资贷款时，实际上是在用变相贿赂影响资源配置决策。这种隐蔽的腐败形式比直接的权钱交易更难发现和查处，对社会风气的污染也更为持久和深入。
结语
行业协会乱象的治理，既是反腐斗争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环节。随着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将学会协会列为重点整治领域，相关治理工作已进入新阶段。这不仅需要纪检监察部门的持续发力，也需要民政、发改、市场监管等多部门的协同配合，更需要全社会对行业协会角色的重新认识和正确定位。
只有当行业协会真正摆脱“二政府”的阴影和“敛财工具”的异化，回归其服务行业、沟通政企、促进发展的初心，才能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应有的建设性作用。这一转型过程或许艰难，但对于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行业进步而言，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