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3日凌晨，南宁北大路还笼着寒雾，街面却被几盏马灯晃出斑驳光影。值夜民兵听到的第一条命令是：准备升起五星红旗。距离南宁解放已整整一个月，这座曾被桂系军阀盘踞近三十年的城市，终于要公开宣布由人民政府接管。主持升旗的，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莫文骅——广西人、十三兵团政委、南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也是新中国南宁市的首任市长。
谁能想到，三十天前他差一点倒在距离城门九十华里的山道上。1949年12月4日，十三兵团抵近宾阳，莫文骅阑尾炎突发，车队被炸断的公路逼停，战士抬着担架摸黑前进。随队卫生员的话很直白：“再耽误，就有穿孔的危险。”莫文骅忍痛摇头，不肯打吗啡，嘴里只蹦出四个字：“快，把城拿下。”这种近乎倔强的坚持，和他过往二十年的行军一样，从不退后。
时间拨回1929年冬。那年邕江码头飘着细雨，19岁的莫文骅挎着黄布行囊，跟随邓小平、张云逸的队伍悄悄离开南宁，转赴百色。半个月后，百色起义打响，他正式成为红七军一员。从此，广西山川在身后消失，黄河、长江、松花江次第出现在行军图上。井冈山的雾、湘江的水、皖南的小道，他样样熟悉，却再也没踏进家门一步。这一去，就是二十载烽火。
抗战时期，他在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负责政工，接待过仅剩十几人的“左江抗日游击队”幸存者。那支队伍曾被白崇禧以“统一抗日”名义调到徐州，最终埋骨台儿庄。后来有人问他为何对白系如此冷硬，他的回答简单：“欠的，终归要还。”
1949年初，第四野战军横渡长江。衡宝战役结束后，白崇禧部一面南逃，一面在桂系地盘布下纵深火力。毛泽东直接电示：“不与白部纠缠侧翼，径取南宁后方。”十三兵团被指定执行“跨越包围”，莫文骅对此心领神会。他给部队下达的第一条纪律是：轻装夜行，不留痕迹。事实证明，这种打法极大扰乱了桂军节奏。12月4日凌晨，南宁北门炮声骤起，守军仅三小时即瓦解。七天后，镇南关收复，广西战役宣告结束。
解放南宁当天，军部仅用一个连接管市区，其余主力分赴各县追剿土匪。南宁城区设施凋敝，国民党遗留官员四散，补给仓库大多被纵火。莫文骅挑灯清点库存：布匹两千匹、米粮三万石、药品不足半月用量——这就是“首府家底”。当天深夜，他召集骨干分配任务：兵站兼粮仓，军管会兼市府，警备司令部兼公安局。现场有人担心“兵民混用”引发误会，他沉声一句：“枪在腰上，心在百姓。”
随后是南宁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剿匪战。自1950年10月至1951年5月，全区歼匪四十余万，其中军级匪首一百七十名，被俘“七星刀”匪首马炳臣供称：“南宁一失，人心全散。”剿匪同时，莫文骅兼顾市政。他把兵团预留的几十万银元拨出一半，用于修渠整路，兴建糖厂、织布坊。有人替他算账：“军费缺口会很大。”他摆手道：“没有产业，财政永远是窟窿。”
最让南宁市民津津乐道的，是人民公园的选址。当年南宁市区不过方圆十里，望仙坡远在荒郊，一些干部主张“先凑合把府前旧花园修一修”。莫文骅却坚持把公园落到望仙坡与白龙塘之间，“将来人口往东南扩，这一片会是城市中心。”为了说服众人，他亲自带队在荒坡上植树，一锹一锹填土。1958年毛泽东南宁会议期间，主席在此接见各族代表，登高远眺后说道：“树多了，城也大了。”那句对话在广西干部中广为流传。
行政接管期间，莫文骅还做了一件外界少知的小事。南宁有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李任仁，曾任白崇禧幕僚。解放后，这位老人心存疑虑，常闭门不出。莫文骅隔三差五登门，与他谈诗词、论方志。有一次得知老人所住木楼被白蚁蛀空，他立刻调配公家宿舍。两周后木楼倾塌，李任仁幸免于难，自此参与整理《广西通志》，成书时已近古稀。他常自嘲：“要不是那间房，我可能连序言都写不完。”
1951年春，中央考虑干部结构调整，中南局会议结束后，陶铸把消息带到南宁：“你要调回部队。”原以为会在家乡长期耕耘的莫文骅，仅仅思索片刻便点头：“军委调遣，遵命。”两个月后，他赴东北军区出任政治部主任。离别那天，南宁街头一切如常，只有护城河边新栽的木棉随风摇晃，似在替主人目送。
统计显示，1951年底，南宁城区道路硬化里程较解放当年增长两倍，自来水覆盖面突破七成，原桂系银行收缴资金六成以上用于交通、水利、轻工，市级小学增至三十三所。许多人惯把这些数字作为南宁转型的起点，而对莫文骅来说，最难忘的或许仍是那段炮火声中的跋涉——九十华里、阑尾炎、马灯闪烁。正如他战后写下的诗句：“血战二十载，重踏家乡门；地面变红色，天上换星辰。”多年后的历史档案，把这副对仗简洁地归类为“个人感怀”。可在南宁老一辈工人心中，那是一份踏实可见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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