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投资中把“洞察力”发挥到极致？——暗能量诺奖得主的投资洞察（下）| 泉果探照灯|宇宙学|投资洞察|暗能量|泉果|牛顿|物理学|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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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心泉意

颠覆自己的认知，才是科学家的终极挑战。我们不是在证明什么，而是在学着如何面对未知。

——Saul Perlmutter

斯德哥尔摩瑞典学院

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发言

图1. 美国天体物理学家Saul Perlmutter

如何通过触碰“现有的知识边界”，来实现行业游戏规则的突破？

专业投资人如何能超越“对”与“错”的二元思维模式，在审慎面对批评的同时，始终保持思维的清晰，并坚守自己的原则？

“悲观者正确，乐观者前行”，诺贝尔奖得主眼中的“死磕”，跟我们理解的完全不同，为什么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持续探索，直到为问题寻找到解决方案？

在上一期，我们介绍了全球的“老钱总舵主”Nicolai Tangen（尼科莱·坦根），在最新的一期访谈中，与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之一——2011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Saul Perlmutter（索尔·珀尔马特）关于科学与投资的探讨。

尼科莱·坦根是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常规意义上大佬跨界进阶的经典传奇——早年在挪威军队接受情报特训，后进入金融行业，通过跨界引入专业知识打造了投资领域的“情报投研天团”，并因此在全球金融圈独树一帜。

6年前，他以CEO身份入主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着约1.7万亿美元规模的挪威主权基金，并因一系列科技股、金融股的成功投资而备受好评；截至2026年1月1日，其管理规模已达约2.2万亿美元。

尼科莱的挪威基金，亦堪称一支反映全球经济状况的“球运基金”——他在全球范围内持有了近9000家公司的股票，占全球所有上市公司总市值的1.5%。

相比之下，宇宙学家索尔的经历坎坷得多，他更像一个计划外的“草根逆袭传奇”。在其漫长的科研生涯中，他其实长期处在一个“既不像主流科学家，也不像主流成功者”的位置上。

他的团队曾被称为“乞丐科研团”，最艰难的时期，靠着抵押公寓的现金流维持研究团队运转，在发表那篇关于“暗能量”的重要论文之前，他曾经连续3年几乎毫无进展。最狼狈的时候，还在伯克利大学的街头摆摊，用望远镜给路人看木星，以此来换捐款。

当索尔首次提出“暗能量推进宇宙加速膨胀”的假说时，即使在团队内部，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更遑论他发表观点之后，所遭受到的整个学界的强烈质疑。

据说，在取得关于“暗能量”的重大发现的那晚，索尔并没有欢呼雀跃，而是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他盯着电脑屏幕，沉默了很久，然后缓缓说道：“要么我们错了，要么整个物理学界，都错了。”

正因为长期在这种“反直觉”“逆人性”的环境中生存、研究，索尔非常深刻地理解：在任何一个领域，要取得真正的成功，即使是在以严谨、理性、客观著称的科研领域，也不能只靠公式、逻辑或技术，而是一整套关于“如何一起思考、纠错，并最终构筑共识”的协作机制。

所以在访谈中，尼科莱在和索尔做warm up热场的时候，就聊了这样一个话题：

尼科莱：我发现，通常，最好的投资决策，即使一开始我是对的，但也没人会同意我。因为这类决策其实是特别反直觉的。在你们科研领域也这样吗？

索尔：绝对是。

尼科莱：展开说说？

索尔：我自己反思，我获得诺贝尔奖的唯一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精彩的实验，而是因为我们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

这项令人惊讶的结果就是——宇宙的膨胀不是在减速，而是在加速。

顶级的科研与顶级的投资很相似，就是决策者需要不断地“保持质疑”和“面对质疑”。

以下为访谈精编：

提问者尼科莱

Nicolai Tangen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CEO

嘉宾索尔

Saul Perlmutter 天体物理学家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图2. Nicolai Tangen（右）对话Saul Perlmutter（左）

投资和科学的共通之处在于，我们不用“对”“错”理解世界，而是用概率理解世界……正因如此，科学发展出了一整套“被迫面对批评”的传统……

尼科莱

我想说一句有点“夸张”的话——在我开设了播客至今，索尔是最聪明的嘉宾之一。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时，你跟我说过：“从技术上讲，人类已经具备了解决大多数问题的能力，包括气候、粮食、能源……但之所以迟迟做不到，是因为我们没法跟彼此好好沟通。”

这让我印象深刻。

索尔

是的。我确实这么认为。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宇宙历史中的一个特殊时刻——这是人类第一次，真的有能力去解决全球性问题。

但遗憾的是，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感觉到了，在世界范围内，真正卡住我们的，往往不是技术，而是我们缺乏一种科学方法，去跟立场不同的人好好说话，一起把事情完成。

尼科莱

那在你看来，所谓的“科学方法”是什么呢？

索尔

很多人在学校都学过一些“科学方法”，那是一种“假设-验证”的流程，但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更重要的是，科学其实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

比如，科学不是用“对”与“错”来理解世界，而是用概率。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在现实中，尤其是做集体决策时，我们经常会忘记这一点。

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不可能100%地确定一件事是对的或错的。如果你心里能清楚地意识到：“我大概有75%的把握是对的，但也有25%的可能是错的。”

那么，单单这个“我可能是错的”的想法，就已经能极大地改善讨论的质量了。因为它会让你不那么执着于“证明自己对”，而更愿意听别人在说什么。

尼科莱

在团队中，这会更容易做到吗？

索尔

是的。当一个人独自思考时，其实很难跳出自己的思维框架，一旦你开始和别人讨论，可能性就会被打开。而真正重要且更难的，是跟不同意你的人交谈。

正因为如此，科学发展出了一整套“被迫面对批评”的传统：

你必须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去给那些会认真挑毛病的人看。而他们的核心任务，不是鼓励你，而是尽可能指出你的漏洞——这恰恰是发现缺陷、避免自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但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我们似乎正在丧失这种能力——我们很少去想：为什么要和不同意见的人交流？以及，这种交流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尼科莱

但如果你工作的常态，就是不断被别人反驳，那科学领域是不是对“玻璃心”不太友好？

索尔

科学的这套制度，并不意味着科学家就不在乎面子，或者被质疑时心里不会难受。老实说，很多时候一样会有“你懂什么？”的那种气愤。

不同之处在于，科学并不是指望人能一直理性、一直开放。所以它干脆在制度上设了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你必须回应批评。

不管是论文评审的批评、学术会议上的当场质疑，还是圈子里反复被追问同一个问题——大多数人一开始都会本能地排斥。

但到最后，你总会意识到：好吧，这个问题我必须回答。

“而往往正是从这一刻起，

你的思考开始变得更清晰。”

我发现，其实大多数人并不具备长期死磕一个问题的耐心。大家往往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呀！我已经花了一整天、甚至一整周的时间来解决它了！”然后就放弃了……

但科学精神是，“这个问题是能解决的”。如果这周没想明白，那就继续想。一个月后还不行，那就换个方法，再试一次。这样日复一日，几年如一日，十年如一日，几十年如一日，最终我们才有可能看到突破。

我们不能只靠刹车来开车，我们还需要油门。而这个油门，就是那种“我们一定能搞定这件事”的信念。

尼科莱

听你这么说，这似乎和一种“既自信、又谦逊”的状态有关？

索尔

是的，就是这样的。不过我得先说一句，我并不觉得典型的科学家是那种“特别谦逊”的人。

尼科莱

那你觉得自己算谦逊吗？

索尔

在这点上，我当然会做到尽量谦逊。因为我很清楚自己犯过错误，也遗漏过重要的东西。有些错误是我自己发现的，但也有很多是靠别人指出来，我才意识到的。

尼科莱

那你身上有哪些方面并不太“谦逊”呢？

索尔

（笑）我认为，那个不太谦虚的部分，其实挺有意思的。

因为，在谦逊之外，科学文化还有另一面，而且我认为这一面是必须存在的，那就是一种自大和傲慢。

毕竟，你必须得让自己相信，哪怕骗自己相信，某个困难的问题，最终是可以被解决的。

你知道，大多数人其实并不具备长期死磕一个问题的耐心。

我们往往会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呀！我已经花了一整天、甚至一整周的时间来解决它了！”然后就放弃了。

而科学文化不断在强化一种想法就是，这个问题是能解决的。如果这周没想明白，那就继续想。一个月后还不行，那就换个方法，再试一次。这样日复一日，最终我们才有可能看到突破。

但是要能长时间的做到这一点，你需要一种非常强大的信念，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某种程度的“自大”。

尼科莱

也就是说，你得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自己的能力？

索尔

没错。而最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你真正需要的，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

一方面，你要足够谦逊，随时准备承认自己可能错了；

另一方面，你又必须足够自信，相信我们一定能把这个问题解出来。

只有这样，当一条路走不通，你不会就这样“算了”，而是会想：一定还有别的办法。我认为，这正是科学之所以能不断向前的秘诀。

科学确实强调怀疑精神，它们能帮你避开很多思维陷阱。但你不能只靠刹车来开车。你还需要油门。而这个油门，就是那种“我们一定能搞定这件事”的信念。

图3. 索尔在2011年获诺奖时的访谈用图

大多数科学家，正是在不断逼近这些“我们原本确信无疑的地方”，试图看看它们是否真的站得住。如果世界和我们原本想象的稍有不一样，那往往意味着碰触到了现有知识的边界。

尼科莱

所以你有个提法是“个人保持谦逊，集体保持傲慢”，对吧？

索尔

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先承认一件事：科学中大多数真正重要的进展，都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那就是我们可能搞错了。

科学研究会认真计算测量误差，弄清楚在当前条件下，哪些偏差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些其实都只是“表层错误”。

真正让人兴奋的，是当你意识到：也许问题不在数据，而在我们一直依赖的那套基本理论本身。

比如，当你发现我们对引力的理解可能有问题时，那就是真正突破的历史时刻——爱因斯坦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他把牛顿的理论算得更精确，而是因为发现，在某些极端条件下，牛顿的引力理论根本不够用。

错得越彻底，反而越可能意味着一次真正重要的发现，这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是反直觉的。

所以，听起来“不断质疑”不讨人喜欢，实际上恰恰相反——质疑是科学最强大的能力之一。

尼科莱

你为什么会用“室内乐”（Chamber Music）来形容科学合作？那也是你团队里一个很重要的比喻。

索尔

因为这种“持续质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完成的。

回头看，我生命中有很多老师对我影响很深，有些当然是科研上的，比如我的博士导师；但也有一些，来自完全不同的领域。比如，我的小提琴老师。

学过乐器的人会知道，你的乐器老师往往陪伴你很多年。而她教给我的，不只是技术上的精准，而是一种对整体的感受——不仅仅是“弹对”，而是追求音乐本身。

尼科莱

你现在还会演奏吗？

索尔

会的。而且我一直更喜欢室内乐，而不是独奏。

比如，在弦乐四重奏里，每个人都在弹奏，但同时也必须倾听别人的旋律。这种高度的相互关注，和团队一起解决科学问题时的状态非常像。

正是这种彼此拆解、彼此回应的过程，让团队合作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这也是我觉得团队科研非常有意思的原因之一。

我喜欢那种似乎理解了，但还没完全明白的状态。

尼科莱

问个可能有点傻的问题——你是宇宙学家，也是天体物理学家，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索尔

天体物理学研究的是你在天空中能看到的各种现象。而宇宙学更关心的是：这一切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化到今天的？

尼科莱

那当你想到宇宙时，它在你脑海里是什么样子的？

索尔

我一直着迷的一点是，相对论告诉我们，三维空间可能存在着曲率，而我们的大脑根本就没有进化到能够想象它的程度。

因此，你必须不断强迫自己去想象很难想象的情景。比如，一个看似无限的空间，如果你朝着一个方向走得足够远，因为有曲率，你最终可能回到原点。

而且，我一直很享受让自己的大脑处在这样一种“困惑”的状态。

我喜欢这种，你似乎理解了一些，但还没有完全明白的状态。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奇怪的愉悦感。

彩蛋

2011年诺奖颁奖的时候，委员会把索尔和团队的发现，称为一次“宇宙学范式的颠覆”。

索尔自己在获奖演讲中说：

“ 颠覆自己的认知，

才是科学家的终极挑战。

我们不是在证明什么，

而是在学着如何面对未知。”

参考资料：

Why Doubt Is a Superpower | Nobel Prize–Winning Physicist Saul Perlmutter，Dec 24，2025
Expanding the Universe,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Global Challenges, Sep 19, 2024
Author Talks: How scientific thinking can help us tackle our toughest societal problems, Mckinsey, May 29,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