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八月的一天清晨，雾气在长江面上缓缓翻滚，刚刚出狱不久的陈独秀扶着栏杆站在战时江防船的甲板上。身旁是一袭青布长衫的潘兰珍，她低头替丈夫整理领口，神情专注而温柔。岸边的武汉码头人潮汹涌，她却只看得见眼前这位鬓发花白的书生。
那一刻，谁也想不到这对年龄相差二十九岁的夫妻，未来只剩下短短五年时光。陈独秀在江津病榻前留下的那句“可从速改嫁”，后来被很多人反复咀嚼，可如果回到他们相识相守的来路，这句话便不再显得突兀。
回溯七年前。1930年秋天，上海法租界熙华德路的一处石库门弄堂迎来一位自称“李先生”的落魄书生。街坊只知道他年过半百，常披深青长衫，足不出户。没人猜到，他就是昔日《青年杂志》总主笔、五四旗手、“二陈”之一的陈独秀。彼时的他，因受通缉而隐姓埋名，只能寄身狭窄亭子间，靠译书和教私塾度日。
对门的小姑娘潘兰珍，每天清晨天不亮就去烟草公司上工，夜里又要挑灯缝补衣杵米饭。她自幼家境清寒，十余岁便做女工，十七岁惨遭恶棍凌辱，幼子早夭，受尽冷眼。对于来历不明的“李先生”，她起初只敬而远之。直到某晚停电，灯油断尽，她在楼道里摸黑摔倒，邻居们匆忙关门，只有“李先生”扶她起来，用夹杂安徽口音的吴语轻声问：“摔痛了吗？”那句关切，把她的心照亮。
后来她才知道，眼前这位看似落魄的老人，曾是名震江湖的“北大风云人物”。可无论过去如何辉煌，此刻他只是手头拮据、遍体疲惫的病人。她开始送去热粥，洗衣补袜，他则教她识字，念亚里士多德，也讲《春秋》。小屋里常亮着微弱的煤油灯，树影斑驳，两人以书为伴，以沉默为盟，情愫悄然生根。
1931年春，他们在一位朋友家简易成婚。没有繁复礼仪，只有一盏灯、一方小桌，还有两颗相依为命的心。新婚第二年，噩耗降临。10月15日，陈独秀被叛徒出卖，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配合国民党缉捕，将他押解南京。这是夫妻第一次也是最长的别离。
“李先生”的真实身份泄露，上海街头巷尾一时间是非纷飞。潘兰珍咬紧牙关典当首饰，携米袋与被褥，辗转到南京老虎桥监狱。探监那天，她轻声说：“先生，吃口热饭吧。”陈独秀却脸色一沉：“赶紧回去，你还年轻，不必跟我受罪。”潘兰珍只是把饭菜放好，转身坐在狱外小屋，日复一日等放风的钟声。五年里，她就是那座监狱外的一盏孤灯。
1937年七月，卢沟桥枪声惊醒北中国。蔡元培、胡适、柳亚子联名致电当局，终于换来陈独秀的出狱。走出牢门，他先看见的便是那张熟悉的脸，几道泪痕，眉宇却仍旧坚韧。他们携手上船西去，沿江逆流，目标四川江津。一路颠沛，盘缠捉襟见肘，夫妻却难得安宁。陈独秀在船舱里自嘲：“此身已残，幸有你在，不然我早被历史埋葬。”
到江津后，刘湘已殒，蒋介石的炮火正与日机呼应。陈独秀租下城郊旧院，屋顶常漏雨，院里竹影婆娑，倒也清静。他白天翻译柏格森、斯宾诺莎，夜里为儿孙授课。潘兰珍则推着石磨换米浆，熬粥做鞋，侍奉双目失明的婆婆。邻里见她一身粗布，却总保持干净利落，不由得称她“潘小娘子，手脚快得很”。
贫病交加之际，国民党仍派人劝降。朱家骅带着十万大洋支票来访，被陈独秀骂得满脸通红。他依旧锋利：“国民党杀我儿子，我岂能忘？金钱名位，你们收回吧！”拒绝的背后，是骨鲠，也是悔意。离群索居多年，他最难以释怀的，是当年与同志们割席分坐；而对妻子，他唯有不尽的感激。
1942年五月初，他因误食蚕豆花泡水，引起血压骤升、尿毒症、肾衰，病势汹汹。27日下午，他忽然让小儿子陈松年把母亲叫到床前。屋里风扇哒哒转，竹帘被晚风吹得轻响。陈独秀声音嘶哑，却一字一句：
“兰珍，你要靠自己活着。如果有人真心待你，莫要顾虑，赶紧改嫁。再有，南京教育部寄来的那点钱，绝不可动，别让我的名字换利。”
说完，他握紧妻子粗糙的手，干裂的嘴角勉强勾出笑意。潘兰珍眼泪扑簌而下：“先生，你我相守十余载，已是足够。可若你不在，天再亮也没了光。”
陈独秀沉沉睡去，不到两日便撒手人寰。终年六十三。灵堂里没有哀号，只有潺潺江声。潘兰珍借钱买来白绸，为丈夫换上干净长衫，又一针一线缝上一朵素白小花。她坚持不让任何人募捐，怕应了那句遗言——“不可拿我的名声卖钱”。
后来，潘兰珍带着养女回到上海，在闸北一家小饭馆掌勺糊口。她把陈独秀留下的手稿裱好，藏在箱底，再苦也不肯典当。1949年秋，她被查出胃癌。病床上，她把女儿的手放在自己胸口：“妈没什么给你，这几本书好好收着。”十一月初，灯火阑珊，她合眼离世，年仅四十一岁。
人们常说陈独秀桀骜，可在江津那方小院，他是一位苍老却心怀歉疚的丈夫；有人讥笑潘兰珍“傻”，可那份带着烟火味的真心，比十万大洋更有分量。透过这对夫妻的背影，可以看到大时代翻涌的潮水与一个家庭的隐忍——历史的钟摆摆动不止，终留下的，是静默的深情与抹不去的书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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