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22日清晨六点半，天刚蒙蒙亮。上海曹安路与环西二大道交界的绿化带还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两名清洁女工像往常一样，提着编织袋走入那条少有人行的小径，准备捡拾前一夜留下的垃圾。
她们很快注意到小径旁斜放着一只半米高的黄色纸箱——那是乐氏薯片的包装箱，崭新，上口敞开着，露出里面鼓鼓囊囊的黑色塑料袋。在绿化带工作久了，她们见过被丢弃的各种物品：旧衣服、废家具、吃剩的餐盒，但这样一只敞开的纸箱，透着说不出的怪异。
她们靠近了纸箱。其中一人小心翼翼地解开最上面那只塑料袋的扎口。塑料袋里，一双经过修饰的细眉下，是一双再也不会睁开的眼睛；染成棕黄色的头发贴在失去血色的脸颊上——那是一颗年轻女子的头颅。
接到报警后，嘉定公安分局副局长陆卫星率队率先抵达现场。随后赶来的是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简称“803”，这个数字是其在延安路803号的门牌号，在上海刑侦界，“803”三个字代表着顶尖的刑侦力量）的侦查员们。
纸箱内共有七个黑色塑料袋，分别装着人体不同部位的尸块。尸块切割面相对整齐，显示凶手有一定解剖知识或相关经验——可能是医疗背景，也可能是屠宰、烹饪相关职业。尸块腐败程度不高，法医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30小时左右，即5月20日深夜至21日凌晨。
死者为女性，年龄在18-25岁之间，身高1.65-1.70米。她染着当时颇为时髦的棕黄色头发，眉毛精心修饰过，双手涂着红色指甲油，左眼旁有一道细微疤痕，牙齿排列不甚整齐——这些细节勾勒出一个模糊的肖像：一个注重外表却可能经济拮据的年轻女子。她的指甲较长且完整，排除了发廊洗头妹的可能（这类工作需要短指甲），而染发、修饰眉毛等特征，又将调查方向指向了娱乐场所从业人员。
2003年的上海，正处在经济腾飞的关键节点。浦东开发开放进入第十三个年头，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在这座光鲜的国际大都市背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灰色地带”——KTV、歌舞厅、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吸纳了无数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年轻女性。她们中有不少人使用化名，流动性强，社会关系复杂，一旦出事，往往成为“无名者”。
警方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确定死者身份。没有身份证，没有随身物品，只有一个被分割的躯体。
一、
现场最重要的物证是那只乐氏薯片纸箱。刑侦人员对纸箱进行了极其细致的勘查。
纸箱侧面的条形码提供了第一个线索。侦查员很快查明，这只纸箱产自上海某食品有限公司，是该公司4月29日中班时段第六小时生产的产品。在那个时段，同一批次共有180箱薯片下线，其中136箱发往外省，44箱留在上海，通过物流公司配送到各大商场和便利店。
专案组立即兵分两路：一路追查留沪的44箱薯片去向，另一路则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张贴印有被害人复原照片的寻人启事。
然而追查纸箱的路径很快陷入僵局。食品公司的销售记录只到物流公司这一层，至于这些纸箱最终被送往哪家具体店铺，并无详细记录。更复杂的是，纸箱作为包装物，其流通过程中存在多种可能：可能是顾客购买商品后带走，可能是店员整理货架时替换下来，也可能是被收废品的人捡走。这只装着尸块的纸箱，可能来自上海任何一家销售乐氏薯片的店铺，也可能几经转手才到达凶手手中。
与此同时，寻人启事的反馈也寥寥无几。警方在周边16个派出所辖区张贴了2000多份启事，又在《新民晚报》等本地媒体刊登了寻人信息，甚至将协查通报上传至公安内部网络，请求外省市警方协助。但几天过去了，仍然没有人来认领这个无名女子。
二、
5月26日晚上，六十岁的邓老伯像往常一样，吃完晚饭后靠在躺椅上翻阅前几天积攒的报纸。当他的目光扫过《新民晚报》中缝时，突然停了下来——那里刊登着警方寻找尸源的消息。
“环西二大道与曹安路交界处发现女子尸块……年龄约18-25岁，染棕黄色头发，左眼有疤……”
老邓放下报纸，眉头紧锁。他的思绪飘回到了一个星期前，飘回到他家二楼那个租客的房间。
老邓住在普陀区桃浦镇，这里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随着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当地居民将自建房屋分隔出租成了普遍现象。老邓家也有几间房常年出租，补贴家用。5月14日，一个名叫夏正强的男人租下了二楼的一间屋子。夏自称32岁，是附近世纪联华超市熟食部的员工，看起来老实本分。
怪事发生在5月20日深夜。熟睡中的老邓被一声凄厉的“救命——”惊醒。那声音很特别，像是被人扼住喉咙时挤出的呼喊，短促而绝望。老邓在黑暗中仔细辨认，声音似乎来自二楼夏正强的房间。他起身下楼，发现夏的房间还亮着灯。
“小夏，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老邓敲门问道。
屋内静了几秒，传来夏正强沉闷的回答：“没听见，我已经睡了。”话音刚落，灯就灭了。
老邓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再没听到任何声响，便回房睡了，以为自己做了噩梦。
第二天上午，老邓看见夏正强骑车去上班，脸色苍白，精神萎靡。下午，夏提前回来了，紧闭房门不知在做什么。傍晚时分，夏推着自行车出门，后座上捆着一只纸箱，手上还拎着一个沉甸甸的黑色马甲袋。邻居随口问起，夏回答：“单位分的大肠，给朋友送去。”
5月22日一早，老邓的妻子看见夏正强在房门口冲洗地面，还洗了一大盆衣服。做完这些后，夏就离开了，再没回来。24日，老邓闻到夏的房间里传出浓重的液化气味，想进去查看，才发现门锁不知何时被换掉了。他踹开门，发现液化气阀门开着，赶紧关上。房间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味，老邓当时没多想，只是气愤租客的不负责任。
直到看到报纸上的寻人启事，这些零散的片段才在老邓脑中串联起来——深夜的呼救、苍白的脸色、冲洗的地面、换掉的门锁、黑色的马甲袋，还有那只纸箱。
老邓坐不住了，第二天一早，他先去了夏正强工作的世纪联华超市。店长告诉他，夏在22日下午递交了一张病假条后就再没来上班。老邓又辗转联系上夏的妻子和母亲，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知道夏的去向。
5月27日下午，老邓走进了派出所。
三、
接到老邓的报案后，普陀分局、“803”和嘉定分局的侦查员迅速赶到夏正强的出租屋。房门被打开的那一刻，一股混合着腐败气味和血腥味的恶臭扑面而来。
房间不大，约十平方米，陈设简单：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地上放着一个脸盆，里面浸泡着几件衣裤，水已被染成暗红色。侦查员打开衣柜，最上层有一个用黑色塑料袋严密包裹的包裹，解开后，里面是已经开始腐败的人体组织——正是被害人缺失的躯干部分。
经法医鉴定，这些尸块与曹安路绿化带发现的部分属于同一人。夏正强的作案嫌疑急剧上升。
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在夏正强工作的超市和周边娱乐场所展开了调查。超市同事反映，夏平时话不多，工作还算认真，主要负责熟食部的电烤鸡制作和销售——这项工作需要每天肢解数十只鸡，夏的刀工相当娴熟。5月21日，夏来上班时脸色极差，在休息室睡了一会儿就提前下班了。
在桃浦镇的一家OK厅（当时对KTV的俗称），侦查员获得了关键线索：夏正强偶尔会来这里消费，曾带过一个名叫“毛毛”的小姐回过住处。“毛毛”是四川人，真实姓名不详，平时由绰号“黄毛”的领班管理。而“黄毛”本人，在案发后也失踪了。
通过对外来人口的排查，警方最终确认“毛毛”姓毛，二十出头，来自四川农村。联系她的家人得知，毛毛已经近半个月没和家里联系了，平时她也很少主动打电话回家——这在当时外出打工的年轻女性中并不少见，长途电话费昂贵，很多人只有过年过节才会联系家人。
死者身份终于确定了，就是毛毛。一个从四川农村来到上海，在娱乐场所工作的年轻女子。而她生命最后时刻所在的地方，就是夏正强那间月租不到三百元的出租屋。
四、
夏正强去了哪里？
调查显示，夏的妻子是一名住家保姆，平时住在雇主家，只有领工资或节假日才回出租屋；他们七岁的儿子住在夏的母亲家。夏的社会关系相对简单，但警方排查后发现，他在河北保定、江苏南京、安徽安庆、四川犍为等地都有亲友，其中四川犍为是他岳母家。
2003年，中国的铁路系统已经相当发达，但实名制购票尚未实施，旅馆入住登记也不严格，这给追逃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警方分析，夏正强很可能逃往外地投靠亲友。嘉定警方迅速向上述地区的公安机关发出协查通报，并派员重点前往四川犍为布控。
那个年代的跨省追逃，靠的是警方之间密切的协作和细致的基础工作。犍为县公安局接到通报后，立即对夏正强可能的落脚点进行摸排。5月29日，夏正强在其第五个姐夫的亲戚家被抓获。他躲藏在四川农村一个偏远村庄，本以为能逃过一劫，没想到上海警方的协查通报这么快就到了千里之外。
6月4日，夏正强被押解回沪。在审讯室里，这个32岁的男人显得憔悴而惶恐。他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五、
2003年5月20日晚，夏正强邀请几个朋友到出租屋吃晚饭。饭后，一行人又到桃浦镇上的茶室喝茶聊天——这是当时外来务工人员常见的休闲方式，消费不高，能打发漫漫长夜。深夜散场时，茶室里一个绰号“黄毛”的领班凑过来，问夏要不要“带小姐回去玩玩”。在当时的城乡结合部，这种半地下的性交易并不少见。
夏正强选了其中一个叫毛毛的女孩。价格谈的是200元。回到出租屋后，两人发生了关系。但事后在付钱时，双方发生了争执——夏认为服务不满意，想少付一些；毛毛则坚持要全额付款。
争吵逐渐升级。毛毛威胁要报警告他强奸（虽然实际上这属于卖淫嫖娼，双方都应受治安处罚，但在实践中，这种威胁往往能震慑嫖客），夏正强则恼羞成怒。据他供述，在激烈的争吵中，毛毛大声呼救，他情急之下掐住了她的脖子，想让她闭嘴。但在肾上腺素的作用下，他失去了控制，等他清醒过来时，毛毛已经停止了呼吸。
那一刻的夏正强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他首先想到的是妻子——她过几天就要回来领工资了，如果发现尸体，一切都完了。这个念头压倒了一切。
那一夜，夏正强坐在尸体旁，抽完了整包烟。凌晨时分，他出门漫无目的地逛了几圈，回到房间后试图睡觉，但一闭眼就是毛毛瞪大的眼睛。5月21日下午，他从超市提前下班，做出了一个更加残忍的决定：分尸。
作为熟食部的员工，夏正强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肢解电烤鸡。他熟悉关节结构，知道如何下刀最省力。这种日常工作的技能，如今被用在了极端罪恶的场合。他将毛毛的尸体肢解成七块，分别装入黑色塑料袋中。傍晚，他用自行车载着部分尸块，抛到了曹安路绿化带——那里离他的住处不远，而且他小时候常去那里捉蟋蟀，熟悉环境。
5月22日，在抛尸部分肢体后，夏正强回到出租屋，打开液化气阀门试图自杀。但求生的本能最终占了上风，他关闭阀门，去医院开了一张病假条交到单位，然后踏上了逃亡之路。他先乘火车到南京，再转车到四川，辗转多个亲戚家，最终还是落网。
“我不应该杀人啊！”审讯结束时，夏正强重复着这句话。但一切都太迟了。
六、
2003年的上海，正处在剧烈的转型期。一方面，城市高速发展，机会遍地；另一方面，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在城乡结合部形成了一片片“移民飞地”。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脱离了原有的乡土社会约束，又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体系。夏正强和毛毛，都是这个庞大群体中的一员。
夏正强来自江苏农村，通过亲戚介绍在上海的超市找到工作。他有着看似稳定的工作，但收入微薄，夫妻长期分居，精神生活贫乏。像他这样的务工人员，在当时的上海有数十万之多。他们白天在工地、工厂、超市辛苦劳作，夜晚则回到狭小的出租屋，面对的是无尽的孤独和欲望的煎熬。
毛毛的处境更为典型。来自四川农村，学历不高，在娱乐场所工作是许多像她这样的女孩“来钱快”的选择。她们使用化名，隐瞒真实身份，游走在法律和道德的边缘。当她们失踪或遇害时，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会被察觉，调查难度极大。
这起案件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那只乐氏薯片纸箱。2003年前后，正是外资超市大举进入中国的时期，乐事、品客等洋品牌薯片作为“时髦零食”进入寻常百姓家。而超市的普及，也带来了包装物流系统的标准化。正是纸箱上的条形码，为警方提供了第一批破案线索。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起颇具“现代性”的罪案。
2003年秋天，夏正强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临刑前，他提出想见儿子一面，但未能如愿。毛毛的家人从四川赶来，领走了女儿的骨灰。他们没有提起民事赔偿——夏正强家徒四壁，根本无力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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