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人民军队举行了首次正式授衔活动。在此之前彭德怀和罗荣桓已经了解了拟授名单的整体情况。他们负责评定工作，对每位将领的资历贡献都做了仔细衡量。
解方担任过志愿军首任参谋长。他早年出身东北军系统，接受过日本军事学校训练。这段经历让他掌握了系统的军事知识和参谋技能。
1936年解方秘密加入党组织。当时他还在东北军里担任职务，参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相关活动，为团结力量做了不少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解方随部队投入战斗。他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在旅和师的层面负责参谋协调，处理作战中的具体事务。
1941年解方到达延安。此后他在中央军委情报部门和党校军事训练班工作，逐步适应了新的环境，积累了情报和训练方面的经验。
后来解方调到一二〇师担任参谋长，还在吕梁军区继续做同样工作。这些岗位让他在敌后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参谋支持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解方在东北战场继续从事参谋工作。他协助部队进行作战准备和指挥协调，为战役推进提供了后方支持。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解方被任命为志愿军首任参谋长。他主要负责司令部作战计划的制定和日常事务的组织。
在志愿军司令部几位副司令员分工不同。解方在整体谋划和情报分析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保障了指挥链条的顺畅运行。
彭德怀对解方的工作一直比较认可。他觉得解方在参谋岗位上做事细致，谋划思路清晰，适合处理复杂局面。
拟授军衔结果出来后彭德怀发现解方被评为少将。他结合解方在朝鲜战场的实际作用，认为这个安排需要进一步讨论。
彭德怀随后去找罗荣桓反映情况。罗荣桓当时主管总干部管理部，两人就解方的军衔安排交换了意见。
罗荣桓听取意见后进行了说明。他认可解方在抗美援朝中的专业表现，但强调评定要综合考虑个人全部革命经历。
解方加入党组织的时间相对较晚。他1936年入党，1941年才到达延安，与那些早期参加红军队伍的同志相比起步阶段有差异。
解方职业生涯中主要从事参谋辅助工作，很少独立带领部队直接作战。这类经历在评定时被视为一个重要参考点。
评衔标准特别注重军队初创时期的贡献。红军长征等早期阶段的资历在整体衡量中占有较大分量。
抗美援朝虽然意义重大，但时间上处于后期。评定时这类经历的加成作用相对有限，其他志愿军领导的军衔也主要依据此前积累确定。
经过讨论和组织研究，解方最终被授予少将军衔，并且排在同级名单的前列位置。这反映了对他在朝鲜工作成绩的肯定。
解方授衔后继续从事军事训练和教育相关工作。1984年4月他在北京逝世，为军队建设留下了自己的贡献记录。
彭德怀和罗荣桓在授衔完成后也分别在国防建设和干部管理领域继续履行职责，推动军队向正规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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