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诚可贵，复仇价更高|世钧|复仇|小团圆|张爱玲|曼桢|毛姆|爱情|赖雅|金锁记

说完了家庭中的张爱玲家庭中的张爱玲：“我宁愿你死，不愿看你活着处处受痛苦。”

战争中的张爱玲 “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终于讲到这个系列的终章：恋爱中的张爱玲。

01 胡兰成：爱情诚可贵，复仇价更高

不能免俗，我们先要讲到张爱玲恋爱中最浓墨重彩的篇章，就是和胡兰成那段恋情。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张迷对胡兰成的感情很复杂，在《小团圆》出版之前，我们只能从胡兰成的《今生今世》看到一些对这段感情的描述。看张爱玲对他说：“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还有那她写在照片后面的话，见到胡兰成，自己“ 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

我小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恶心，觉得恶心还要看，一边看一边恶心。类似于今天看到自己的爱豆塌房，被爆出恋爱时的聊天记录，第一反应是：假的，全是假的！但内心又隐约知道其实是真的，又忍不住不看，因为第一次看到自己爱豆的另一面。

现在的我成长了，觉得一切外人看起来不配不堪不值的感情，都有能够理解之处。

今天，就让我们心平气和的，不粉不黑地去看胡兰成和张爱玲的感情纠葛。

胡兰成家境贫寒，一开始是个教书先生，结过两次婚，有四个孩子，中间甚至因为贫困潦倒，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新生的孩子看不起病死了。后来，被汪伪政权看中，成为笔杆子，官至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在1943年，因为公开表示对汪伪政权的失望，导致锒铛入狱。

年轻时的胡兰成

胡兰成在获释之后，有一天看杂志，看到张爱玲的一篇小说，就是我们在上一集节目中提到的《封锁》，惊为天人，决心去见见这个作者，他后来对张爱玲说自己当时不知道作者是男是女，心想：“ 如果是男人，也要去找他，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发生。”

两人头一次见面是在张爱玲和姑姑同居的公寓，一聊就是五个小时，告别的时候，胡兰成忽然对张爱玲说：“你身材这么高，这怎么可以？”

这句话很符合胡兰成的套路，就像当年鲁迅形容郭沫若“才子加流氓”，有点唐突，有点进攻性，一下子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当时的胡兰成比张爱玲大十五岁，不仅有老婆，同时还在南京和舞女同居，在追求张爱玲的时候，可能还和女作家苏青有染。而当时的张爱玲，虽然已经名声在外，但其实还不到23岁。

我观察很多“成名趁早”的人，往往会显示出一种世故和天真并存的矛盾，一方面他们当然比同龄人经历的事情更复杂，成败更彻底，读的看的都多，所以更早熟；但另一方面，成名之后，他们生活变成一种真空状态，缺乏真实的人际关系，没有过puppy love，没有过职场勾心斗角的经历，某种意义上，应对真实世界危险的能力是很差的。

在《今生今世》里，热恋时的胡兰成对张爱玲说了很多恭维话，还说：“天下人要像我这样喜欢她，我亦没有见过。”

可另一方面，在《小团圆》里，我们看到了赞美之外的另一面，一种明里暗里的贬低。张爱玲写，之雍（就是胡兰成）对她不止说过一次：“ 我看你很难。”是说张爱玲很难找到喜欢她的人。所以女主角九莉也经常发出感慨：喜欢自己的人太少了。

还原到张爱玲出道时，是有很多恶意乃至于意淫，而张爱玲只是二十出头，我们假设这时候有个有经验的男性表示，喜欢你的人很少，讨厌你的人很多，我欣赏你，能保护你。这的确是有诱惑力的。

很稚嫩的张爱玲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张爱玲天真的地方。张爱玲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里，乔琪乔对葛薇龙说：“ 你也用不着我编谎给你听，你自己会哄自己。总有一天，你不得不承认我是多么可鄙的一个人。”——当时张爱玲还没谈过恋爱，这话后来看来简直是一语成谶，张爱玲也对胡兰成何尝不是“自己哄自己”。

张爱玲和胡兰成在1944年签下婚书，同年的11月，胡兰成去了武汉。在哪里来的，胡兰成和一个十七岁的护士小周大谈恋爱。次年三月，胡兰成回到上海，和张爱玲在一起短暂待了一段，五月，又回到武汉和护士小周谈情说爱，甚至谈婚论嫁。

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当时是1945年了，日本侵略者马上就要投降了。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投降，胡兰成在街上听到广播，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立刻开始了逃亡生涯，从武汉到了南京，又到上海，后来又逃到了杭州、温州一代。

张爱玲千里寻夫，写了那本非常著名的，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散文《异乡记》，我每隔一段就会重读，每次重读都感受更深。虽然是千里寻夫之旅，但是夫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是张爱玲带着新奇的目光东看西看，连乡间的戏也看得兴趣盎然，可字里行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忐忑和苦涩。

现实中，张爱玲找到胡兰成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和自己寄居人家守寡的姨太太，一个叫做范秀美的女性在一起了。

所以胡兰成看到张爱玲的时候，不仅没有欢喜，反而怒斥她：“你怎么来了？”

张爱玲在温州一直寄居在旅馆里，胡兰成和范秀美住在一起，只有晚上去找张爱玲。这段寻夫是非常屈辱的。张爱玲当然看出了胡兰成和范秀美的关系，黯然回到了上海。但同时还在给胡兰成寄钱，胡兰成在温州逃难两年，钱全是张爱玲接济的。

张爱玲当年见到的温州

这期间，范秀美还怀了孕，胡兰成没有钱打胎，就写了一张纸条让侄女带给张爱玲，范秀美也一道去了，纸条上写着“看毛病，资助一点。”

聪明如张爱玲，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从里屋拿了金镯子让范秀美去典当，典当了钱，范秀美打了胎。

发生过这些，两个人怎么也无法在一起了。到了1947年6月，张爱玲给胡兰成写了那封著名的分手信，说：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信中还附着自己写剧本赚的30万分手费。

这段感情纠葛其实满打满算只有三年，再加上胡兰成一大半时间都在逃亡，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更少，甚至可能都不到一年。它为什么如此有名，各种细节都被津津乐道？其实就是因为胡兰成后来在《今生今世》里，洋洋洒洒得意洋洋地写了出来，把自己和护士小周，范秀美的感情也都事无巨细地写出来。

胡兰成有个怪癖，特别喜欢把自己和一个女人的情史讲给另一个女人，看对方妒忌不妒忌，他问张爱玲妒忌不妒忌小周，又问小周妒忌不妒忌张爱玲，问范秀美妒忌不妒忌张爱玲和小周。人家妒忌，他就觉得啊？你怎么这么没有情趣？人家不妒忌他又不高兴，觉得不够爱自己。

这是什么服从性测试？有时候，人无耻到一定程度，反而让人有种敬他三分，无话可说的感觉。就像胡兰成，他把这些全写出来，因为他本身不觉得有问题，觉得这都是坦坦荡荡的人之常情。

他自己也写：“ 我已有张爱玲，却又与小周，又与秀美，是应该不应该？”

但很快就开始自问自答： “我只能不求甚解，甚至不去多想，总是它是这样，不可以解说，这就是理了。 ”

——这话里有种非常可耻的无辜和天真。

我无意去强化“才女被渣男pua”这种叙事，因为其中对张爱玲不免矮化。

张爱玲早期趋近成熟的作品（包括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桂花蒸·阿小悲秋》）都是写在她和胡兰成的热恋时期，除此之外，张爱玲在这期间有几篇非常非常精彩的散文，比如《谈音乐》、《谈画》，真的是灵光四溢，处处华彩，其中不少也应该是和胡兰成交往期间获得的灵感，不管这灵感是来自于胡兰成本人，还是热恋时分泌的多巴胺。

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创作和人生很矛盾，伤害固然带来痛苦，但有时候，过于幸福的生活也会消磨人的灵光和表达欲，真是此事古难全。

张爱玲《谈画》里说自己喜欢的一幅塞尚，我前段时间旅行时刚好看了原作

在这里，我们不做评判，只是想根据文本，来看看张爱玲和胡兰成作为个体，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在《今生今世》里，胡兰成对张爱玲有一番非常有名，也非常有趣的评价，说张爱玲“ 自私，同时又经常对世人觉得抱歉，“时时觉觉得做错了似的 ”；张爱玲“ 心狠手辣，一点委屈受不得，同时又非常顺从”。

我们会发现这是一堆特别矛盾的形容词。但仔细一想，一点也不矛盾，本质都是因为张爱玲足够骄傲。

因为骄傲，不崇拜自己的伴侣，所以胡兰成认为她自私；因为骄傲，对对方没有要求，所以顺从；因为骄傲，随时可以抽身离开，所以“心狠手辣”；更因为骄傲，所以时常对世人感到抱歉。

“骄傲”放在今天是一个不讨喜，甚至有点危险的品质。正因为如此，我愈发觉得“骄傲”是种稀缺的品质，骄傲不是傲慢，也不是自恋，而是发自内心知道自己的好，超乎寻常的自尊。

骄傲的人有些事情是不会去做的，不撒谎，不欺骗，不示弱，不解释，也不愿意去玩那些欲擒故纵的花招。

文学史上最骄傲的宣言恐怕就是卡夫卡那句：“ 我对文学没兴趣，我就是文学。“但同时，卡夫卡也会留下遗嘱，让别人烧掉自己大部分作品，因为他足够骄傲，所以他也不需要他人认可，甚至有一种作为个体被消除也无所谓的雄心。

更熟悉的例子，就是王菲当年拿金曲奖最佳女歌手，获奖词根本没有感谢这个感谢那个，而是说：“ 我會唱歌這個我知道，對於金曲獎評委對我的肯定，我也給予充分的肯定。 ”

骄傲的人得意的时候不故作谦虚，隐退时也绝不留恋。

另外，骄傲的人也非常舍得付出，就像是吝啬鬼往往对自己的财富不自信，所有缺斤少两都会斤斤计较，骄傲的人才有种散尽千金还复来的洒脱。所以我们会看到张爱玲在付出时，无论是感情还是金钱，都是非常不计较的。

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另一个区别，就在于一个出戏，一个入戏。

入戏的人沉浸于爱情的戏码，更沉浸于自己的角色扮演。出戏的人则永远有一双旁观的眼睛，时刻看出破绽来。

这种出戏和入戏不只是在两性关系里，而是全方位的。

胡兰成的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抒情，几乎将所有事物做抒情化的处理。日本侵略战争期间，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胡兰成却还在文章里大赞东方文明多么单纯、广大、悠久，这里的东方文明当然包括日本文明，他认为东方文明是一个整体，甚至暗示日本侵略者可以从另一个方面保护中国传统。

这时候，胡兰成没有意识到敌对和侵略的关系，还觉得自己拥护的是一种大美，一种大爱，觉得自己只是站位比别人都高。众人皆醉我独醒。

最可笑的，是在《山河岁月》里，胡兰成看到中国人逃难也看出了一种美感，说青年学生长亭短亭地走，好像梁山伯与祝英台，难民唱着山歌小调行走于山川之间，像郊游一样，说他们能够因此去到之前没去过的地方。

中国人艰辛的逃难路

我非常讨厌这种把一切都审美化的价值观，本质上和“开心就好”一样，都是一种舍弃价值判断的和稀泥，非常混沌。一旦入戏太深，是非不分，甚至能从血流成河里看出美感，核弹爆炸也有一种天地玄黄的壮美。

当我看胡兰成在战争期间的一系列文章，动不动就提到文明大美，生命力的绽放，我立刻想到墨索里尼的一句话——“ 所谓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美。”

现在也会有人推崇法西斯时期那种磅礴充满力量的美，人在其中很渺小，因此有一种投身于伟大事业的牺牲的快感。但这种美本质上还是一种权力的宣言，是用集体去碾压个人。这对我来说，这是暴力，和美没有关系。

最近一次看到“法西斯美学”是在电影《沙丘2》里

我们说回到胡兰成，会发现他的抒情化是一以贯之的，到了爱情中更是如此，他在每段感情中都很入戏，甚至不需要对方的调动和配合，哪怕对方只是一个小护士，一个姨太太，他也能把一出才子佳人的戏码演得不知天地为何物。

在《今生今世》里，他写范秀美送自己逃难，他立刻想到自己逃难这条路李清照也走过，又开始看山河秀美，说这一切皆成就了自己和范秀美今天的好，自己有了范秀美，就有了江山。又说范秀美送自己让他想到赵匡胤千里送京娘。

——逃难之路硬是被他走出了一种“向天再借五百年”的感觉。

至于张爱玲呢？她和胡兰成有类似之处，她也是经常是一个不以苦为苦的人，炮火连天里，她还会冷眼去看周围人的吃穿用度，自己去找逃难时的胡兰成时，也兴致勃勃观察环境，从不自怨自艾。

可是和胡兰成不同的是，她的兴致勃勃更多是一种小说家的自觉和天赋，就像托尔斯泰在战场上也会贪婪地去观察周遭一切，视为新鲜材料。张爱玲从来不是一个抒情化的人。我最早对于张爱玲的迷恋，恰恰就是她的冷漠，永远淡然，对万事万物都洞若观火。

我永远记得张爱玲写自己多给工人小费，把钱给姑姑，因为自己害怕看别人感激的样子。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胡兰成身上，他肯定又要狂写在工人的感激里看出什么东方古国人情大美来。

其实对于这一点，胡兰成看得很明白的，当他发现张爱玲不相信祖父母的爱情传说，就说：“ 她这样破坏佳话，所以写得好小说。”

他也欣赏张爱玲的清醒，写道：“我宁是要学学爱玲的不易被感动，也做个神清气爽的人。”

在热恋的时候，人都有向对方靠近的冲动，可是一旦激情退散，重力战胜了吸引力，人的本性就会不断被暴露。

张爱玲在爱情中，也曾经试图和胡兰成一样，沉浸于入戏的感觉，但是却不断被自我意识和对胡兰成的嫌恶拉回现实。

在《小团圆》里，她经常写到这种出戏的时刻。比如写到之雍（也就是胡兰成）说自己第一个老婆是被狐狸精迷上了，得了痨病死的。张爱玲心想，这个人竟然相信有狐狸精，顿时觉得“ 整个中原隔在他们之间” 。

还有，在之雍逃难的时候，在隔壁听到他和人说话的声音，笑声很刺耳，女主角“ 心恶之 ”。

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有个自我描述我一直非常喜欢，叫做“入戏的旁观者”。这句话本身有种矛盾，入戏的同时冷眼旁观，旁观的同时也深度介入。

我觉得这就是张爱玲在和胡兰成关系中的角色—— 我看入戏的我自己。

雷蒙·阿隆

而到了写《小团圆》的时候，张爱玲已经彻底出戏，变成回看我自己。这时候，她的痛苦才姗姗来迟。

我每次看《小团圆》都会心酸的地方，就是她写到“痛苦之浴”。

小说临近结尾，女主角已经距离那段感情数十年之久，几乎从来不会想起之雍（也就是胡兰成），不过“有时候无缘无故的那痛苦又来了”，经常是在浴缸里泡澡的时候，女主角会想起一篇科幻小说，写一个外科医生能把牛马野兽改造成人，但是隔些时候，这些动物又会露出原型，要再浸在硫酸里，牲畜们称为“痛苦之浴”，女主角总想起这四个字来。

张爱玲写：

这时候也都不想起之雍的名字，只认得那感觉，五中如沸水，混身火烧火辣烫伤了一样，潮水一样的淹上来，总要淹个两三次才退。

我脑海中浮现起的第一个画面竟是Ophelia

我非常能理解这种夹杂着耻感的痛苦，更理解为什么在这痛苦中，甚至想不起之雍的名字，因为带来痛苦的，是自己，是那个入戏的观众。

就像有句英文谚语： 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骗我一次，算你可耻；骗我两次，算我可耻。

——第一次受伤是因为你够狠，第二次受伤就只能怪自己入戏太深。那么痛苦之后怎么办？

那就要复仇。

我觉得这种痛苦的再次被激发，一定是和胡兰成后来出版了《今生今世》有关，从时间线上看，这本书是在1958年出版的，距离张爱玲和胡兰成彻底分手已经过去了十几年，而且张爱玲在钱上对胡兰成也没有任何亏欠，本来觉得可以把这个人彻底从人生中删除，结果他又大书特书，强行捆绑，把两个人感情中的私事写出来，这是太让人厌恶了。

后来，胡兰成给当时在美国的张爱玲把《今生今世》寄过去，又很得意地说写自己在“在信里写了夹七夹八的话去撩她（张爱玲）”，说自己从张爱玲那里学会写文章，现在文章写得比张爱玲好了。张爱玲很久没有回信，胡兰成把这件事讲给自己当时伴侣的佘爱珍，佘爱珍说，你应该邀请张爱玲来日本看樱花啊，还建议胡兰成“越发写信去撩她……”

胡兰成与佘爱珍

到了1975年，张爱玲开始动笔写《小团圆》，在给朋友的信里，她说：“赶写《小团圆》的动机之一是朱西宁（朱天文朱天心的父亲）来信说他根据胡兰成的话动手写我的传记……”

时隔小二十年，张爱玲写《小团圆》的一个初衷，就是反驳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的叙事，拿回自己的叙事权。她若不说，那自己的人生就任由胡兰成去说了。

写作过程中，张爱玲和宋淇不断通信，商量的也是如何修改，才能出版后不让胡兰成大做文章，大占便宜，不让胡兰成继续利用，继续吸血。所以，这当然是一场关于叙事权的复仇之战。

如今我们对照着看《今生今世》和《小团圆》，你会获得一种特别奇妙的双重体验。同一件事，在两个人笔下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胡兰成笔下，他和护士小周一夜风流，一夜夫妻百夜恩，互为知音。但在《小团圆》里，我们得知胡兰成其实是在离开武汉前，强暴了护士小周。

胡兰成写逃难中和范秀美怎么浪漫，张爱玲就说写：“ 她不怪他（胡兰成）在危难中抓住一切抓得住的，但是在顺境中也已经这样——也许还更甚——这一念根本不能想，只觉得心往下沉，又有点感到滑稽。 ”

胡兰成在逃难的时候一直给张爱玲写信，明知道信会被审查，还是忍不住倾诉，自己觉得这是对知音的按捺不住，张爱玲却在《小团圆》里一语道破——他太需要人，需要听众。

除了这些拆台，最轰动的部分当然就是关于性，张爱玲早期作品里写性都是很含蓄的，但在《小团圆》里，张爱玲写了很多性的难受和难堪，她经常用的形容词是“恐惧”“无助”“暴露的恐怖揉合在难以忍受的愿望里”。她这样写自己的初夜：

泥坛子机械性的一下一下撞上来，没完。绑在刑具上把她往两边拉，两边有人很耐心地死命拖拉着，想硬把一个人活活扯成两半。

除了这些，张爱玲还写了自己的家庭很多隐秘的历史，我们前面提到她写了自己母亲和姑姑的情史，她还写了一小笔，自己的姑姑曾经深夜被同办公室的男同事强奸过，而自己也被文坛名人，自己视为朋友的人性骚扰过。

我至今还记得《小团圆》在2009年刚刚出版时的争议，很多人觉得写得很差，很混乱，当时有个很有名的评价，说这是个“人肉炸弹”，恐怖袭击。

我当时很不平，我现在觉得这个形容挺好的，为什么不能是人肉炸弹？自恋到了胡兰成这个程度，简直刀枪不入，你打一耳光都会被他写进书里，说：“看来这个女人是真爱我。”要战胜他的叙事，只能也公开自己最隐秘的痛苦和耻辱。我们看几乎所有超级英雄电影里，要战胜最后的大反派，主角都有一种自己也将尸骨无存的觉悟。

中国文人的传统一向不喜欢在文章里报私仇的，觉得人应该超越这些。我们推崇那种冲淡的，尽在不言中的文章，觉得那样才高级。

到今天，我们也还是美化“和解”和“自洽”，好像恨是一种不太聪明的消耗。还没来得及去痛快地恨，甚至还没有分辨自己无以名状的愤怒究竟来自于哪里，内心就有个劝阻的声音，说：“算了。来都来了，大过年了。不要内耗。”好像是对恨有一种耻感。

正因为如此，我现在反而越来越喜欢一种情感浓烈到化不开的文章，无论是爱，还是恨，尤其是恨，恨到了极点，就要复仇。看多了太多颓丧、虚无，纯纯的复仇火焰多么灼热，多么可贵，就像是我最喜欢女诗人希尔维亚·普拉斯的一句诗：“我披着一头红发，从灰烬中升起，像呼吸空气一样吃男人。”而我这几年最喜欢的诺奖演说，就是安妮·埃尔诺那句：“我写作，是为了给我的人民复仇。”

——当女人决心复仇，那真是天地都要为之震动的时刻。

希尔维亚·普拉斯后来自杀身亡

《小团圆》就是一本复仇之书。作家唐诺曾在《求剑》这本书里专门用一个篇章去赞美张爱玲后期自传三部曲，其中引用赫尔岑的话——“ 复仇之心是人直接的、正直的情感。 ”

唐诺说张爱玲年轻的时候用精明无情的世故吓我们一跳，老去后，又用接近迷糊程度的天真再吓我们一跳。

还有什么，比历经沧桑后的天真更可贵的呢？

张爱玲晚年写《爱情表》，其实是张爱玲把自己高中毕业时，在校刊上填的调查表又重写了一遍，那时候的张爱玲写：

最怕：死；

最恨：有天才的女人太早结婚；

最喜欢：爱德华八世；

最喜欢吃：叉烧炒饭。

张爱玲中学时给同学做的毕业册

老年的张爱玲又花了两个月，用了两万字，仔细再写一遍自己爱什么，恨什么。

熟悉张爱玲早期作品的读者读到这篇会很诧异，因为二十岁的张爱玲早早就略过了煞有介事到幼稚的青春期。她一提笔，就有惊人的成熟，笔下的男女计算、虚伪、犬儒，年轻的张爱玲最爱用的词是“苍凉”，灵魂早早就老了。

但这种的老灵魂，不是快进，而是因为聪明，因为成名早，跳过了一大截，人生一大块是空白和真空的，但人生每一步都不能略过，到了晚年，跳过的那一截又回来找你了，你不得不认真应对。

在《爱憎表》里，张爱玲写17岁的自己，因为接连经过些重大打击，退化到童年。这话没写的部分是，70岁的张爱玲，因为接连经过些重大打击，退化到青春期。她又开始返回青春开始的那一刻，认真思考，我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我究竟是怎样的人，我会成为怎样的人。这不是退化，是再来一次，重活一遍。

我们都记得张爱玲18岁写的那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句话是她对文坛石破天惊的宣言：“我来了！”

但袍子终究只是外在的表象。晚年的张爱玲，开始掀开那袭袍子，面对身体，那具不好看、不华美、但是无比真实的肉身。

1981年7月，75岁的胡兰成去世。两个月后的9月，张爱玲的生日到了，她给朋友写信，说：

同时得到了七千美元（其中两千多是上半年的版税）和胡兰成的死讯，难免觉得是生日礼物。

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胡兰成永远地闭麦了。

02 桑弧：掬水月在手

讲完了惨烈的一段，下面我们来进入张爱玲下一段恋情，这段稍微有点甜了。

在《小团圆》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小说的时间线是从女主角九莉三十岁开始的，她快三十岁时，在笔记本上写：

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

三十岁生日的时候，九莉看见阳台上的月色，想起了一千多年前的月色。很容易就让人想到著名的《金锁记》的开头，“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 ”

张爱玲自己设计的《传奇》封面，好看极了

可见三十岁对张爱玲来说是个很重要的节点。可根据我们前面的讲述，张爱玲和胡兰成在1947年，她27岁的时候已经分手了，所以笔记本里不来的男主角并不是胡兰成，那是谁呢？

小说里这个不来的男主角叫做燕山，现在普遍被认为是以导演桑弧为原型。

年轻时的桑弧一表人材

桑弧原名李培林，浙江人，出生在上海，比张爱玲大四岁，他从写剧本开始进入电影行业，和张爱玲合作过电影《不了情》和《太太万岁》，我现在还偶尔重看《太太万岁》，还是觉得一点不过时，关于这部电影的介绍，大家可以去听上一集的内容。两部电影大卖，张爱玲和桑弧当时就传出过绯闻，但当事人一致三缄其口，胡兰成是太爱说了，桑弧则是一点都不说，哪怕到了生命晚年，也是绝口不提张爱玲。

唯一可考的新源来自于一个叫做龚之方的媒体人，他和张爱玲、桑弧关系都很好，有一次对张爱玲说，你们俩男才女貌的，为什么不结婚？张爱玲的反应不是矢口否认，而是摇头，再摇头，三摇头，让他不要再说了。

后来，张爱玲出版了《小团圆》，大家才借由“燕山”这个人物，从小说中猜测出她和桑弧的恋情。

在《小团圆》里，九莉对燕山是一种初恋的心情，两人年貌相当，志趣相投，而且跟之雍比，他是个更温柔，更善良，也更健康的人。

也因为燕山太健康了，所以对于和之雍那一段，九莉是有所隐瞒的，她对燕山暗示自己和之雍发生关系是被强迫的，后来再见到之雍的时候，连手都没握过。

燕山一下子很激动，大声说：“一根汗毛都不能让他碰！”觉得之雍是个犯罪分子。

九莉忍着笑，也觉得感动。

在我的想象里，燕山最接近张爱玲笔下的角色可能是《半生缘》里的世钧，一个她笔下少见的没有什么阴暗面，没有什么算计的三好青年，一个内心简单的好人，张爱玲带着十足的温柔去塑造这个角色。《半生缘》里，当世钧在知道曼桢所受的欺辱之后，和燕山一样，也是愤怒到发抖。

黎明演的世钧是我小时候心中的理想丈夫

《半生缘》里，我觉得最浪漫的部分，就是曼桢和一大家子住在一起，世钧也是借住朋友家，两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单独相处的空间，总是晚上在外面散步，连拉手都要在路灯照不到的地方，像放学不回家，还要躲着家长的青少年。

《小团圆》里，九莉和姑姑住在一起，燕山和兄嫂住在一起，两个人没什么单独相处的空间，也是经常大半夜出门散步，不愿回家，张爱玲写：“ 他们像是十几岁的人，无处可去。 ”——这似乎就是世钧和曼桢约会的灵感来源。

最好的一版曼桢和世钧

《十八春》开始连载是在1950年，也就是与胡兰成分手后的第三年，张爱玲用了“梁京”的笔名，这个名字就是桑弧起的，而且在连载之初，桑弧专门写了一篇赞美之词，说张爱玲比过去更疏朗醇厚，沉着安稳。我读到时心想，那是因为遇到了你呀！

人在经历了有毒的、病态的、荒唐的关系之后，遇到一个好人，一份纯爱，一段错位的初恋，总是会格外珍惜，甚至是感激，所以张爱玲在《小团圆》写，和长相漂亮的燕山好之后，二十八岁的九莉才开始化妆，在脸上擦一点点粉。

跟之雍在一起的时候，每次之雍说“我们将来”，九莉都不能想象，甚至想起时会感到轻微的窒息，但是和燕山在一起的时候，她对未来的想象变得很具体，想着要找个小房间，天天上班一样去，只告诉燕山地址。

但是终究还是没有将来，小说里，九莉有一次停经，以为怀孕了，燕山给她找来妇科医生，结果发现是子宫颈折断过，她心想燕山一定觉得“她不但是败柳残花，还给糟蹋成了残废”。再加上和之雍那段人尽皆知的恋情，让九莉名声不好，因此燕山另娶他人，娶了一个小女伶。张爱玲专门加了一句，“给母亲看得很紧”，意思是说这个小女伶比自己更清白。

在《小团圆》里，燕山没有主动告诉九莉自己结婚的消息，是九莉主动问：“预备什么时候结婚？”

燕山笑起来说：“已经结了婚了。”

——“ 立刻像是有条河隔在他们中间汤汤流着 ”。

这也立刻让我想起（半生缘）里，曼桢在经历了被欺辱、被囚禁之后，历经千辛终于逃出来，却得知世钧已经另娶他人的消息，“曼桢的手揿在窗台上，只觉得那窗台一阵阵波动着，也不知道那坚固的木头怎么会变成波浪似的，捏都捏不住。”

我想，那波浪应该来自《小团圆》里那一条河。

桑弧镜头里的张爱玲，图片来自小红书博主@关于张爱玲的一切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把《小团圆》当作自传来看，其中也有虚构的成分，关于之雍（胡兰成）的部分很多有《今生今世》交叉印证，但是关于桑弧的叙事是单方面的，而且张爱玲把燕山的身份写成一个演员。所以上面这些事情的真实性，恐怕只有当事人才清楚了。

不过我觉得有一个细节大概是真实的，因为张爱玲在50年代之后的私人笔记里和《小团圆》里都写过，所以我倾向认为它是来自于她和桑弧的真实相处细节。

在笔记里，张爱玲写：

我双手捧着他的脸，如水中月，有流动飘忽之感——有此愿望，除非衰老欲望，其他什么都不能把这张脸从我身边夺去。

在《小团圆》里，九莉抚摸着燕山的脸，“ 不知道怎么悲从中来，觉得掬水月在手，已经在指缝间流掉了 ”。

水中月流了，燕山走了。他不再来，不是因为下雨。

张爱玲后来在给朋友的信里，提到自己对别人要求不多，只要人家能懂得自己的一部分，她就很满足，有说“炎樱和桑弧等对我的了解都不完全，我当时也没有苛求”。

我想，这一点误解，大概就是她和桑弧能在一起，却不能真正在一起的原因吧。

1951年，桑弧结了婚。

次年，张爱玲离开了大陆。

2004年，88岁的桑弧在上海去世，从影50多年，一共导演编剧过30多部电影，最后一部作品是1990年执导的京剧艺术片《曹操与杨修》。

在写这篇文稿的时候我重新看了桑弧在1949年自编自导的电影《哀乐中年》，虽然张爱玲自称在其中参与很少，但我们资深张迷都能从只言片语中看出张的影子，比如里面的台词说“ 我们中国人真是一个古怪的民族，对于死看得这么重要，而不讲究怎么样好好地活下去” ，就很像张爱玲散文的手笔。

再看《哀乐中年》，我依然觉得它是中国华语史上十佳之一，其中老夫少妻的部分让我偶尔想到《饮食男女》，但《哀乐中年》更好，更本真。在这儿我不过多剧透，希望大家自己去看。

但影片看完我却很难过，因为想象张爱玲那部已经写完剧本，桑弧已经筹备拍摄的《金锁记》如果拍出来，该有多好，不过我们永远看不到了。

03 赖雅：生命的终极一课

现在我们终于来到张爱玲恋爱的终章。

张爱玲1952年离开大陆后先去了香港，因为她当时申请出境的理由是到香港完成学业，但她并没有上学，在香港呆了三年，继续写小说，也做翻译。1955年，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离开香港，前往美国。次年，张爱玲得到写作基金会的奖金，在写作营里认识了后来的丈夫，65岁的剧作家费迪南·赖雅。

张爱玲与赖雅

根据后来从信件中透露的细节，张爱玲是先有了孩子，赖雅就求婚了。不过两人还是决定人工流产。

两个人结婚之后的种种，后来我们从赖雅的日记里窥得一些细节，比如两个人在美国交了一些朋友，经常一起看电影，张爱玲还很喜欢看脱衣舞，有一年生日就要求赖雅带她去看脱衣舞。

不过除了这些生活的乐趣，张爱玲在美国的写作事业并不顺利，她把《赤地之恋》翻译成英文，又把中篇小说《金锁记》改成英文长篇《北地胭脂》，结果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这对张爱玲来说打击非常大（对任何一个作家都是），甚至病倒卧床。有一次梦到另一个中国作家大获成功，哭着醒过来。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就是张爱玲经历《金锁记》的英文改编不顺之后，又把它改写成中文长篇《怨女》在台湾连载，结果被胡兰成读到了，胡兰成写文章，说“读了开头就开始幸灾乐祸，觉得张爱玲没进步”，读下去又“忍不住叹息，觉得这个改写还是写得好”。

兜兜转转，阴魂不散，怎么老是你啊？但是又不得不说，胡兰成还是懂得张爱玲的好，美国人不懂得。

在美国的张爱玲决不是一个懒惰的写作者，她非常勤奋，几乎一刻不停在写，在最难的情况下也在写。她1961年为了谋生又回到香港，开始做《红楼梦》的电影改编，当时她给赖雅写信，说自己“长时间工作使得眼睛再度出血……我工作卖力得像狗，没有支薪的迹象……从上午十点到凌晨一点，筋疲力竭工作。”

那段时间的张爱玲疯狂写了很多剧本，回到更友善的中文环境，张爱玲事业渐渐有了些起色，这时候，远在美国的赖雅摔跤不起，连续几次中风之后，全身瘫痪，然后在1967年去世。

张爱玲刚到美国时，罕见露出笑颜的照片

赖雅的去世究竟对张爱玲意味着什么？

在我一直以来的印象里，两个人就是搭伙过日子，张爱玲一颗爱人的心早就死了，我看她的通信集，和朋友说到赖雅死，也都说得很淡。我总以为她不是很难过。

直到上个月，我看到张爱玲后来的译者郑远涛老师的一篇文章，他在张爱玲的手稿里，发现赖雅死后的一些笔记。

郑远涛老师翻译过张爱玲晚期的英文小说《少帅》，我觉得这是张爱玲小说里最不成功的一本，但是郑老师译得很好，我非常佩服。

在这些笔记里，张爱玲讲到自己躺在床上，听到夜空中飞机刺耳驰过的声音，想到和赖雅最后一次坐飞机的场景，觉得不堪承受。又写丈夫死后，还没有真实感，感觉“他就在隔壁房间。”

最让人难过的一段，是她写自己翻纸箱找书，结果发现不想要的回忆浮现，看到姑姑，母亲和自己盛年时候的照片，单独都可承受，放在一起看却痛极了。两星期后，赖雅去世。张爱玲写：

乃知生命终极一课，使你不堪到一个程度，恨不得空中飞机如命运轨道之碾压：‘来吧，时间与命运，压平我，消灭我。’甘心被抹掉，因一切存在亦随之抹去。

我看的时候就想，这就是中国版Joan Didion的《奇想之年》啊，“我们在哀悼逝世的亲友时，也在哀悼自己，哀悼时间一去不复返，哀悼我们也终有一天不在人世。”

赖雅去世的时候，张爱玲其实只有47岁。47岁，无论如何也不算一个老人的年纪（舒淇都49岁了），在我的印象里，却觉得那时候的张爱玲心理上已经是个老人了。用她自己的话说， “她的人生就像是看了早场电影出来，有静荡荡的一天在面前。”

因为什么都来得太早了，成功、心碎、失败、死亡，一天的事情全部做完了，发现才下午三点，不知道这一天剩下的该如何度过。

但我心目里的张爱玲最大的优点，是她是一个非常tough，非常坚韧的人，这可能和很多人对她的印象不一样，她几乎不允许自己懒惰，不允许自己虚空。她的书信里我最最喜欢的一封，是她在1959年8月9日写给挚友邝文美的，她写：

病后的世界像水洗过了似的，看事情也特别清楚，有许多必要的事物也都还是不太要紧。任何深的关系都使人vulnerable，在命运之前感到自己完全渺小无助。我觉得没有宗教或其他system的凭借能够禁受这个，才是人的伟大。

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信息，张爱玲没有宗教信仰，也不去依赖那些我们依赖的道理或者准则——比如因果报应、轮回、孝道，甚至道德，除了姑姑，也几乎没有获得从家庭到伴侣的任何帮助，她几乎是赤手空拳去应对命运的种种。每次命运碾压之后，都打起精神，继续去写，继续去工作，我真的觉得这是一种十分的强悍，试问我自己，我是做不到的。

在赖雅去世之后，张爱玲又迎来写作上的高峰期，她做了十年的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写了《红楼梦魇》；把《海上花》从吴语翻译成了国语，写了《色，戒》在内的几个短篇，最重要的，是完成了我心目中她的封神之作，自传小说三部曲《雷峰塔》《易经》《小团圆》。

前两年，我去了张爱玲最后的居所，在洛杉矶的一栋白房子。据说，她最后的居所非常简单，睡是一张行军床，盖一张毯子，吃是罐头和速溶咖啡，工作连桌子也没有，在纸箱上写——这些都不让我觉得凄凉，我觉得只是一种个人选择。除了这些以外，就是大量的手稿，密密麻麻的笔记。我想，张爱玲恐怕是写到了人生最后一刻。

我在张爱玲最后在洛杉矶的住所

04 把你破碎的心变成艺术

我反复说，我觉得张爱玲后期的作品远远好过早期的作品，但是这种好，并不是一种直线上升，而是曲折的进步。

抛开那些谋生之作，张爱玲认真的个人创作可以画出一条高开低走，然后再疯走的曲线。其中的最低谷，我个人认为，就是她在1960年代在美国写的英文小说《少帅》，这是她当时以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爱情为蓝本写的，目的是为了打开美国市场。

这是张爱玲的小说里唯一一本我看得很吃力的，不是我吃力，是我感觉到作者的吃力。

我后来想了想，我觉得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张爱玲的阅读经验所导致的。

我们都知道她对中国传统小说烂熟于心，《红楼梦》《海上花》，她认为这些比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都好，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小说是很少心理活动的，内心是靠语言和动作表现的，而语言又往往言不由衷，精彩的往往是故事，而不是人层层深入的心理细节。

张爱玲虽然也很熟悉西方小说，但她喜欢的是毛姆，毛姆的小说我一直觉得就还好，一言以蔽之就是“帝国秩序下的传奇”，重点是故事的传奇性而不是人物。

这种对于比较表象的传奇的审美，在张爱玲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时还好，比如《金锁记》是来自于自己家族的故事，就很得心应手，但一旦涉及到比较陌生的环境，比如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就会有一种无法深入的无力感，始终不能钻进人物的内心，始终隔着一层。

这就涉及到我想讲的另一个张爱玲在这个阶段很吃力的原因，就是试图用自己的经验去讲别人的故事。

当我们去比较《少帅》和《小团圆》的时候，会发现大量重复的表述，相似的描写。比如写男人亲吻女人，像小鹿去喝水；坐在男人腿上，感到男人的性冲动像老虎尾巴，其实就是张爱玲当时试图把自己和胡兰成的一些经历，移植到赵四小姐和张学良身上。

可是这时候，就发生了一种排异反应，移植的器官不匹配，怎么看怎么别扭。直到张爱玲后来放开手脚，写了自传三部曲，我们会发现一切都对了，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语言去写自己的故事，原来不能展开的，开展了；原来不能深入的，深入了。那种生硬和造作一下子消失，张爱玲真正跻身于世界顶尖作家，甚至比她欣赏的毛姆更好，好得多。

毛姆

到了今天，我愈发觉得创作者最宝贵的东西，并不是什么想象力，文笔，才华，这些都没那么重要，想象力可以锻炼，文笔可以练习，才华可以伪装，最宝贵的，是你的经验。

只有经验，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偶然发生过一次，就不会再生。

就像那个著名的对话，别人问海明威：如何成为一个作家？

他说，很简单，你只需要有个不幸的童年。

不幸的何止是童年？悲哀一点说，人生本质就是不幸，就是不断受苦，但对于创作者来说，这些都是可以加工的材料，所有的不幸因此有了补偿。

所以，当各种经验发生，我们唯一负责任的方式就是认真地感受它，回忆它，慎重地对待它，分辨它。

有时候我听朋友聊天，或者在网上看到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有的体验非常独特、惨烈，我作为旁观者听得看得如痴如醉，觉得有无数可以深入的枝桠和细节，无数幽深的心理境况，可是到了最后，讲故事的人得出一个特别无聊的结论，比如“真诚才是必杀技”“爱人不如爱己”“凡有事发生皆有利于我”那种像ai生成的文案，我听到这里，简直要哀嚎出来，觉得非常可惜，甚至是有时候很愤怒。

就像看到阳澄湖大闸蟹被做成了蟹肉棒，珍贵的食材被加工成了预制菜。一种特别暴殄天物的感觉，感觉个人经验完全被浪费了。

什么是不浪费？张爱玲可能就做到了极致，她对于同一段记忆反复书写，解剖、锤炼，每次都榨取出新的东西，用梅尔·斯特里普曾经引用的那句名言来说：

“把你破碎的心变成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