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3日，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在阿拉伯海海域，一架伊朗“夏赫德‑139”无人机接近“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战斗群，美方出动1架F‑35C战斗机发射导弹，将这架无人机在几分钟内击落，整个过程距离海岸线不到几十海里。
同一天晚些时候，伊朗外交部门紧急通知多国代表，原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多边会谈框架被修改，原本邀请的5个参与方——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和阿联酋——全部被排除在正式谈判席位之外，只保留美伊2方直接磋商的安排。
这场原计划在2月上旬举行的会谈，本来的设计是“6国同场”，既谈核问题，也顺带把导弹计划、地区武装组织支持、海上通道安全等4类议题放到桌面上，现在被压缩成单一议题、双边形式，参与国从6个减到2个，外界对谈判能否产生实质成果的预期明显降了不少。
伊朗方面随后通过至少3个官方渠道释放信号：谈判地点建议改到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时间锁定在2月6日当地时间10点，议程“只讨论核活动，不延伸到弹道导弹和地区盟友支持”，并强调这3点是参与对话的基本前提。
阿曼在这一局面中的角色并不陌生，过去约10年里，这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海湾国家，至少2次为美伊之间的秘密接触提供场地，2013年前后促成的那轮谈判，最终落脚到2015年的伊核协议，为这次重新回到马斯喀特埋下了一个现实基础。
美方这边，国务卿鲁比奥在1场发布会上确认，确实收到伊朗提出的“1地、1时、1对话范围”调整请求，美国原则上同意地点和时间的2项变更，但公开强调不接受只谈核、不谈导弹和地区行动的“过窄框架”，希望至少把3类安全关切都写进会场议程。
在很多观察者看来，2月3日这次击落行动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延续了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的“极限施压”路线：在制裁名单上不断追加企业和个人，限制伊朗石油出口规模到原来约1/3左右，同时在军事上通过航母打击群和B‑52H战略轰炸机的部署，维持一种“高压但不全面开战”的状态。
但伊朗国内的判断逻辑又是另一套，他们在多个场合提到，自从美国在2018年宣布单方面退出由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1个德国共同见证的伊核协议后，对华盛顿签署任何文件的信任度降到了“零”，因此这次坚持双边谈判、坚持只谈核问题，被视作是基于过去8年经验的“缩小承诺”策略。
过去2年，中东红海和阿拉伯海一带频繁出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舰船的报道，美国和其盟友多次披露拦截次数，有时一个月就要出动十几次防空系统，甚至动用单价数千万美元级别的第五代战斗机和舰载防空导弹，对成本和效率的不匹配在公开数据中越来越醒目。
在伊朗一些战略分析人士的文章里，这次“夏赫德‑139”被F‑35C击落，反而被解读为一种“试探”：无人机本身造价可能只有几十万美元量级，而拦截方动用的武器平台成本动辄高出10倍以上，这种1比10甚至1比20的消耗比，被用来说明美国在面对低成本无人系统时并不占绝对优势。
美国国内也有不同声音，部分安全圈评论认为，当前白宫在全球层面的优先级，正在从同时覆盖欧洲、中东和印太3个方向，转向更接近“强化西半球安全+有限照看其他地区”的类似门罗式路径，在这种资源重新分配的背景下，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地面入侵的概率被不少研究机构评估为“低于10%”。
回到那5个被排除在谈判之外的国家，各自的计算也并不相同：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这2个海湾重要产油国，长期把伊朗弹道导弹视作头号威胁，希望能在任何一次正式会谈中，把射程覆盖数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的导弹型号摆在首要议程，但这次被挡在门外，不少媒体用“被边缘化”来形容他们的处境。
巴基斯坦与伊朗共享900多公里陆地边界，本来希望借这次多边场合展示自己“地区调停者”的角色，同时顾及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与与伊朗的能源往来，两头都不能轻易得罪，现在多边框架消失，只剩2方对话，伊斯兰堡在短短几天内从潜在调解人变成普通旁观者。
卡塔尔和埃及更多从经济角度看待这场博弈，卡塔尔天然气出口与海湾航道安全紧密相关，埃及则依赖苏伊士运河航运收入，占其外汇收入的比例据说一度接近10%到12%，任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通道的紧张情绪，都可能在几周内反映到运价、保险费率和本币汇率上。
在更大范围的国际社会里，欧盟机构在事件发生后24小时内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俄方则在至少2份声明中批评美国“再一次采取单边行动，削弱现有多边机制”，中国外交部门沿用一贯表述，重申支持通过对话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这几种声音代表了3种不同安全观。
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也发布简短评论，强调在涉及核活动、导弹计划和跨境武装行动这3类高度敏感议题时，任何误判都可能在几天内放大为区域性冲突，因此鼓励所有相关方利用现有联合国决议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机制，寻找可以被双方接受的最低共识。
另一方面，特朗普本人在社交媒体上延续他一贯的强硬表达方式，提到“如果谈不成，将面临非常严重后果”之类表述，但具体后果是新一轮经济制裁、网络行动，还是更直接的军事打击，并没有在140字左右的短消息中说清楚，对内部受众和外部对手的真实指向仍有解读空间。
伊朗决策层在长期制裁环境下形成的一种经验，是必须保持可见的“反击能力”，包括持续推进一定规模的铀浓缩活动、保留射程数百公里的导弹力量，以及维系与至少3个地区武装组织的联系，这些要素在他们看来与经济承压、社会压力一道构成了一种“综合防御”，不可能在1轮谈判里全部放弃。
回顾2015年的伊核协议，签署时由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1个德国共同参与，被许多评论称为“外交8方共识”的范例，但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后，伊朗把这段经历视作重要教训，认为即便一纸协议得到多个大国背书，也不保证在4年或8年后依旧有效，因此这次更看重过程中的可逆性和灵活度。
从技术细节看，这次在阿拉伯海发生的无人机事件本身并未造成双方人员伤亡，也没有导致舰船受损，甚至在区域军事冲突史里算不上“重大事故”，但恰好发生在谈判前3天、在航母战斗群附近、涉及新一代隐身战机和中程无人机，这3个要素叠加，让它在舆论和政治层面被放大。
对于普通关注中东局势的人来说，2月3日的击落、2月6日的会谈，以及2015年那份协议和2018年的退出，构成了4个时间坐标，串起的是制裁、谈判、试探、误判等一连串动作，在这样一条时间线上，多边框架被缩减为双边接触，是缓和冲突的机会，还是新的不确定来源，仍然需要更多时间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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