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当地时间2月7日，《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国计划在未来几年向澳大利亚西部的斯特林海军基地部署最多四艘核动力潜艇，首艘最早将于2027年进驻。报道并未刻意渲染紧张气氛，却在字里行间点出了关键指向：一旦台海发生冲突，这一基地将为美军核潜艇提供“靠近战场的停泊位”和“避风港”。一条看似技术性的军事部署新闻，实质上却揭示出美国对地区局势的长期判断——它并未把“避免冲突”作为优先选项，而是在系统性地为“冲突可能发生”预先搭建条件。
斯特林基地并非普通港口。它位于西澳大利亚州，远离本土政治中心，却在战略上紧贴印度洋与西太平洋的交汇地带。对美国而言，这里既可补充关岛、珍珠港的维护压力，又能在台海、南海等热点地区出现事态升级时，提供更靠前、更隐蔽的支点。美国海军将领公开承认，部署的核心目的在于缩短受损潜艇重返战场的时间。这种表述几乎不再掩饰其作战预案属性，也让“威慑”与“准备战争”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
这一安排并非孤立行为，而是“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框架下的关键一步。按照既定规划，澳大利亚将在2030年代初接收来自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在此之前，通过轮换部署方式让美英核潜艇长期停靠，成为过渡方案。名义上，这是能力建设与互操作性的提升，实际上，却意味着美国核打击力量的前沿延伸。澳大利亚本土由此被深度嵌入美军作战体系，其地理位置被重新定义为潜在冲突的后勤节点。
从机制层面看，美国的选择并不难理解。其本土造船和维护能力已接近饱和，关岛与夏威夷长期承压，而亚太热点却在不断增多。将部分维护、补给与驻泊功能外包给盟友，不仅降低自身成本，也能在战略上形成多点分布，增强生存性与灵活性。但这种“效率优化”，是以盟友的主权空间与安全风险为代价完成的。
澳大利亚国内的分歧，正是这一代价的直接体现。支持者强调就业机会、技术提升以及在获得自身核潜艇之前“提前享受”核动力优势；反对者则担忧放射性废物处理、住房压力、环境风险，更担心本国沿海地区因核潜艇存在而成为优先打击目标。前总理特恩布尔直言，AUKUS是对澳大利亚主权的巨大牺牲。这种批评并非意识形态对立，而是对国家定位的根本质疑。
更深层的风险在于核扩散与军备竞赛。核潜艇虽不携带核武器，但其动力系统涉及高浓缩核材料，本就处在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灰色地带。一旦这一先例被不断复制，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将被彻底改写。原本以信任、克制和制度安排维系的平衡，可能被一轮又一轮的“能力对冲”取代。
美国在叙事上始终强调“维护和平”“防止冲突”，但现实行动却持续朝着相反方向推进。拉拢域外国家、前推军事部署、将台海问题嵌入更大的联盟框架，这些做法本身就在改变冲突的门槛。一旦局势失控，受影响的不只是当事方，而是整个地区的安全与发展环境。
中国外交部多次指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破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并刺激军备竞赛。这并非情绪化表态，而是基于制度与历史经验的判断。冷战时期的教训早已证明，当军事准备压倒政治对话，所谓的“威慑稳定”往往会演变为误判与升级。
斯特林基地的核潜艇部署，标志着亚太安全结构正在发生质变。台海问题不再只是区域内部的复杂议题，而被外力持续外推、前移、制度化。真正值得警惕的，并非某一次部署本身，而是这种部署所传递的信号——当大国不再把和平作为首要目标，而是把“如何更快进入战争状态”当作规划重点，地区稳定便已站在危险边缘。和平从来不是靠核潜艇堆砌出来的，而是在克制、对话与责任中一点点维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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