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的一天，尖沙咀海风很大，六十六岁的周养浩立在候船室，看着海面发楞——手里那张去台北的临时通行证迟迟批不下来。相隔百米，香港中旅社的工作人员提醒他：“要不要改飞旧金山？路费我们同样报销。”这一幕，成了周养浩漫长人生里颇具戏剧性的插曲，也把他的前半生与后半生生硬地割开。
半年前，他还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2月初，毛泽东批示对最后一批在押国民党战犯实行特赦，“一个不杀”，公安部随后通知各地办理释放手续。轮到周养浩签字时，他冷不丁冒出一句：“放我出去，我就回台湾。”在场的管理干事互相看了看，当天的笔录被夹进了厚厚的档案袋。
几十年前的周养浩，是另一个模样。1939年起他在贵州息烽监狱当主任，戴着眼镜，腰里却常别着匕首。为了榨取劳动力，他把监舍改成“复活工厂”，香烟、石印、雕刻，一条条生产线运转得比商号还忙。外人称赞他能干，被关押的革命者却把他记进了黑名单。1945年7月，七名潜伏在军统电台的共产党人被秘密处决，凶手正是这位看似斯文的“书生杀手”。
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初的“小歌乐山案”。蒋介石授意毛人凤清除“心腹大患”，杨虎城将军父子以及随行家眷被一并骗至桦林坡。行刑后，报功电文里只有冷冰冰的八个字：“任务完成，人已就地解决。”指挥者周养浩得到赏银二百元，而后携带假身份证飞往昆明，准备转机台湾。天算不如人算，机场上他被沈醉暗中拖延，卢汉部队随后赶到，乱哄哄的人堆里，他终究没逃出那张网。
关进重庆战犯管理所时，周养浩自认“必死”，绝食三天后意识到政策不同往日，不再硬撑。1959年起，全国范围对战犯展开系统改造，他却三天两头和同室的沈醉、徐远举吵个面红耳赤，还喜欢背《金陵怀古》刺激管理人员。档案批语上写着“反动立场顽固”，每年汇报都排在倒数。奇怪的是，到了七十年代初，他忽然沉默了，常看马列著作，也参加劳动，态度评分开始上升，终在1974年的特赦名单里补上名字。
可他第一反应依旧是“回台湾”。公安部兑现承诺，发了二百美元旅费，另给两套冬衣。离京那晚，他对管理干事说了句：“周某人终究是浙江江山人，叶落归根嘛。”火车抵达广州后，他在中旅社办理出境，中旅社特地提醒：“如在海外生活不便，随时可回来。”周养浩点点头，没多话。
香港停留第140天，台北方面仍未批复，只传来一句“暂缓入境”。美国倒是给了签证，他索性投奔旧金山的小女儿。在九龙酒店退房前，他留下两行字：“若日后求返，请照会祖国。”语气倒像在写公文。
到了美国，他的行事风格陡然收敛。当地《世界日报》记者以为找到了“反共样板”，举着话筒追问：“内地管制是不是很残酷？”周养浩只说：“若无宽大政策，我连命都活不到今天。感谢毛主席，使我能和家人团聚。”一句话把记者堵得哑口无言。同行的段克文却在另一边大谈“苦役”“监禁”，报纸次日全版刊登。两相对照，美国编辑直呼“出乎意料”。
周养浩晚年在旧金山开过一家小杂货铺，收入一般，但从不欠税。每逢中国农历新年，他会给驻旧金山总领馆寄去春联：上联“拨乱无常”，下联“回头是岸”，落款依旧是秀气的楷书“周养浩”。1990年2月，他病逝家中，终年八十一岁。领馆送去花圈，一张卡片写着：“愿你安眠。”这位昔日的军统“三剑客”，曾经顽固到底，最终却在遥远的异国，平静地合上了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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