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提起彭老总，那可真是没人不敬佩，这首诗，就是毛主席为他写下的。一句“横刀立马”，将彭老总在战场上的气魄写得明明白白。
可熟悉历史的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彭老总打仗那么厉害，为什么带出来的名将并不多呢？其实说到底，这可不是因为他不会带将，而是因为当时的条件实在太苦了，再加上他脾气硬，才会这样。
先说西北野战军，那底子，简直可以说是“穷的叮当响”。
1947年，胡宗南带着十几个旅、满打满算14万人马，扛着美式装备，浩浩荡荡扑向延安。那时候，彭老总手里能调动的兵，加起来也才5000多号人，就教导旅、新四旅的3个团，连胡宗南部队的零头都不到。
这哪是打仗？分明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可党中央打定主意留在陕北，彭老总没别的选，只能硬扛：他得把胡宗南的主力拖在黄土坡上，给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华野在山东作战争取时间。
当年，陕北那片地方可真是穷啊。黄土坡上种不出多少粮食，全县能拉出来的壮丁，顶破天也就八九百，有的县甚至才五六百。再看山东沂蒙、江苏苏北，随便一个县动员参军，一次就能凑出上万，这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
西野的战士们，每天能吃上一顿饱饭都算奢侈：早上喝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小米粥，中午就靠挖苦菜、摘野果填肚子，到了冬天，窑洞里更是冷得像冰窖，炭火稀缺得很，好多战士的手冻得又红又肿，握枪都得用布条裹着，稍一使劲就疼得咧嘴。
那年夏天，陈毅到延安开会，开完会也没急着回华东，专门绕到西野的临时驻地，在山沟里转了大半天。他后来跟华野的老部下说，看到西野战士穿的单衣都打了好几层补丁，迫击炮旁堆的炮弹就那么几箱，心里头堵得慌。
要知道，陈毅在华东时，身后有几十万民工推着小车送粮食、运弹药，根本不愁补给；可西野的迫击炮，每门最多就15发炮弹，打起来得省着用，有时候瞄准了敌人碉堡，都得犹豫半天舍不得放。
华野那边呢？一门迫击炮配200发炮弹是常事，打起来哗哗响，根本都不用怎么算。后来开会的时候他还忍不住说：“西野同志们吃的苦，我们想象不到。”
西野没有重武器，打攻坚战的时候最吃亏。就说打蟠龙镇的时候，敌人躲在碉堡里面，西野没大炮，战士们只能抱着炸药包，冒着枪林弹雨往上冲。有的刚冲到碉堡跟前就不幸中弹了，后面的人就接着上，全靠战士们的命填。
彭老总后来说起这事，还是忍不住叹气：“在西北这地界打仗，先别说歼敌多少，能把队伍保住、把党中央护好，就已经是赢了，哪敢指望打什么大歼灭战？”
指挥员想要打出名气，总得有指挥大仗、硬仗的战绩，可西野天天都在山沟沟里跟胡宗南打“蘑菇战”：今天在青化砭设个伏，吃掉敌人一个营，连夜就得往羊马河转移，怕被敌人包抄；明天在蟠龙镇缴点粮食弹药，转头又得躲着胡宗南的追兵。
干部们整天忙着带兵跑路、打小仗，根本没机会像华野、四野的干部那样，指挥几万、十几万人打大仗。
不是西野的干部们“没本事”，是在这样的苦日子里，小仗打得实在是没机会露头。后来1955年授衔的时候，一野名将少，这当年的艰难处境，其实早就埋下了伏笔。
再说说彭老总这个人，他的脾气是出了名的爆，说话直来直去的，遇到不合原则的事，也一点都不含糊。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爆脾气里面，可没半点私心，全都是为了公家、为了战士们。
就说1955年评军衔的时候，他是负责人之一，轮到西野的人评衔，他总是将军衔压了又压，连自家人也不例外。
他的亲侄子彭启超，抗战时就跟着部队打仗，解放战争在西野也立了不少功，按规定该评上尉。结果彭老总一看名单，直接改成了中尉。彭启超年轻气盛，心里委屈，跑到办公室找伯父理论：“大伯，我这功劳评上尉没问题，为啥给我降了？”
彭老总放下手里的评衔表，脸一下子沉了：“我是管评衔的，要是给你评高了，全军那么多流血牺牲的战士，人家会怎么想？你是我侄子，更得守规矩，不能搞特殊！”
后来彭老总又找侄子聊了半宿，说：“革命不是为了肩章上的星，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彭启超这才明白伯父的苦心。
不光对侄子严，连西野的老部下许光达评衔，彭老总也没松口。
许光达是西野第二兵团司令员，按贡献能评大将，可彭老总考虑到西野主要打牵制战，硬仗大仗比其他野战军少，建议把他调成上将。
没想到许光达自己也给中央写了信，说自己资历不如其他大将，愿意降衔。最后中央没同意，还是给了他大将军衔，可许光达又主动申请降工资，成了大将里唯一一个拿五级工资的，这股子公私分明的劲儿，跟彭老总倒是很像。
别看彭老总对自己人严，可他对普通战士却细心得很。1943年抗战的时候，华北闹大旱，地里的庄稼全旱死了，好多难民背着孩子往根据地跑，粮食一下子就不够吃了。
当时，彭老总是八路军的副总指挥，他立马就下了命令：总部每个人每天省2两小米，凑起来给难民。他自己则带头上山挖野菜，什么灰灰菜、苦苣菜，挖回来洗干净就煮着吃，本来就有胃病，吃多了野菜更难受，疼得直冒冷汗。
警卫员看不下去了，就偷偷从老乡那借了点杂面，给他熬了碗稀粥。彭老总一看就急了，他忍不住说：“我是指挥员，党给我的‘特权’是带头吃苦，不是搞特殊！”最后硬是没喝，让警卫员把粥端去给了受伤的战士。
还有一次，彭绍辉在战斗中伤了左臂，医生说感染太严重，必须截肢。彭绍辉急得直哭：“没了胳膊，我还怎么带兵打仗？”
彭老总听说了，火急火燎赶到医院，进门就骂：“你这叫什么话？是懦夫！没了胳膊照样能指挥，命没了，啥都干不成！”骂完他却转身拉住医生，声音也放软了：“手术快点做，尽量让他少受点罪，后续的药也给最好的。”
后来彭绍辉成了独臂将军，每次提起这事都感慨：“彭总那骂，是怕我想不开，其实心里比谁都疼我。”
彭老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原则寸步不让，对战士们掏心掏肺。他的爆脾气，是为了公道，他的严要求，是为了革命。而那藏在内心深处的细心和温情，才是战士们愿意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原因。
其实，西野也不是没出过能打仗的人，只是很多人都因为部队调动，跟彭老总的交集少了。
就说1928年的平江起义，当时，彭老总带着800多弟兄白手起家，后来队伍扩成红三军团，像杨勇、李天佑、陈士榘这些后来的硬茬，最早都是在这儿练出来的。
杨勇那时候当连指导员，打土豪分田地时就敢带着战士冲在前头；李天佑刚当排长，就领着全排缴过敌人两挺重机枪。
可后来战略要分兵，杨勇去了刘邓大军，跟着过黄河、打大别山；陈士榘到了三野，跟着粟裕啃孟良崮的硬骨头；李天佑去了东北，跟着林彪打辽沈战役，时间一长，大家就忘了他们最早是彭老总带出来的。
还有邓萍、黄公略这些老兄弟，邓萍在长征打遵义时，为了掩护战友冲在最前面，中弹牺牲了；黄公略在第三次反“围剿”时，被敌机炸伤，没等到建国就走了，连1955年评衔的机会都没赶上。
彭老总带兵，最不搞“拉山头”那套。不管对方以前是哪个部队的，只要能打仗、肯吃苦，他就肯定会信任对方。
赵寿山原本是杨虎城手下的将军，1947年率部起义来投奔，彭老总直接让他当一野副司令。1948年打宜川，彭老总把攻城的关键任务交给他，还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熟西北的地形，这事儿你说了算，我信你。”
赵寿山后来跟人聊起这事，总说：“跟着彭总打仗，不用琢磨人情世故，就一门心思打胜仗，这种踏实劲儿，哪儿都少见。”
建国后，一野出来的将领虽说数量不多，可个个都是能挑大梁的硬角色。
许光达当了装甲兵司令，不光组建了咱们自己的坦克部队，还办起了装甲兵学校，把“铁疙瘩”的底子打牢了；王震带着部队进新疆，不光平定了叛乱，还组织战士开荒种地，搞起了屯垦戍边，后来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从那会儿起步的。
张宗逊当了总后勤部部长，把全军的粮食、弹药补给理顺了，让前线战士不用再像西野时那样，天天琢磨下一顿吃什么。
有人说，彭老总不会培养将领，可想想西北那苦日子，手里就那点兵，还得拖着胡宗南的20万大军，既要护着党中央，又要操心战士们的吃穿。有时候，他一个人得顶司令、政委、参谋长好几个角色，能把部队保住，还打胜仗，就够奇迹了。
1950年抗美援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美军装备好，没人敢挑大梁，彭老总就主动找到毛主席说：“美军都打到鸭绿江边了，这仗我去打！”带着志愿军跨过江，拿着“万国造”的武器，硬是把武装到牙齿的美军赶回了三八线，这份魄力，不是光会培养将领能比的。
后来庐山会议，彭老总落了难，有人劝梁兴初说几句坏话自保。梁兴初把桌子一拍：
“彭总当年骂我，是因为我打熙川时误了战机，他是为了打仗，没半点私心！我梁兴初是扛枪打仗的，不是背后捅刀子的，这事我干不出来！”
朱德也常去郊外看彭老总，俩人不用多说客套话，就坐在窑洞里喝碗热茶，拍拍肩膀，心里的话都在眼神里，这份情分比啥都真。
彭老总这一生，从没为自己争过什么，也没刻意留下多少“门生”，可全军将士提起他，都要恭恭敬敬叫一声“彭总”。
直到现在，提起彭老总，大家想的也不只是他的打胜仗，还有他的刚正不阿、公而忘私。
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真正的名将，不是靠手下有多少将军来衡量的，而是在没人敢上的时候顶上去，是在面对绝境的时候不放弃，这种精神，比任何名气都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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