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朝子亥
本文为深度观点解读，仅供交流学习
在上个世纪，一位名叫李约瑟的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以半生心血撰写了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
而在这部巨著中，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的观点：被西方奉为“独创奇迹”的工业革命，其诸多技术雏形，早在千年之前的中国宋代就已经高度成熟。
他不是空口无凭，而是援引了包括《闸口盘车图》、王祯《农书》中的水转大纺车图谱在内的众多史料。
尽管李约瑟教授已于多年前辞世，但他的研究仍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并引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当大量实证指向一种可能的技术传播路径时，为何欧洲主流学界对此的讨论，始终笼罩在一片 “选择性沉默” 的微妙氛围之中？
英教授的观点，工业革命技术与中国技术的高度相似
李约瑟教授研究所依据的，并非泛泛的古籍记载，而是被后世科技史学者视作宋代工程技术图像实录的珍贵史料。
其中，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闸口盘车图》卷，这幅宋代真迹细致描绘了北宋汴河边官营磨坊的完整运作场景。
画面中，四五十名工匠分工明确，形成了从磨面、筛分到仓储的完整流水线。而画面的核心：一台由水轮驱动的大型机械，其采用的曲柄连杆结构清晰可见。
这套将圆周运动转化为直线往复运动的机械原理，正是后世蒸汽机和内燃机的核心。
更令人深思的是，这一技术在宋代的应用，比欧洲最早的成书记载早了近五百年。
另一份关键证据是元代《农书》中记载的水转大纺车图谱。图纸详细展示了由水轮驱动、拥有32枚纺锭的大型机械，并明确记载其“昼夜纺绩百斤”的效率。而同时期欧洲最先进的手摇纺车，日产量不过3斤左右，效率相差三十余倍。
更关键的是，其水力驱动、多锭同步、张力调节的核心结构，与1769年英国人阿克莱特发明的、被誉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水力纺纱机，在基本原理上高度一致。
这些图纸的震撼力在于，它们直接冲击了西方学界关于工业革命起源的结论。
长期以来，以机械化、工厂化为标志的工业革命，被塑造成欧洲独特文明与社会制度孕育的“独创奇迹”，是“西方优越论”的关键基石。
而宋代图纸的出现，却揭示了一个可能：欧洲的突破性创新，或许建立在一个早已存在的、成熟的技术框架之上。
这不再是简单的“东西方谁更早”的争论，而是关乎现代世界起源的根本性历史解释。
如果将宋代的技术遗存与工业革命时期的标志性发明进行比对，会发现许多耐人寻味的关联。
除了前述纺织机械的惊人相似性，在基础机械原理上，宋代工匠对曲柄连杆机构的应用已非常成熟，不仅用于水力磨面，也用于冶金鼓风。
这套机构是整个机械文明的基石。
而在欧洲，虽然达·芬奇等天才有过构想，但大规模成熟应用恰恰是在工业革命时期。这种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与结构上的高度相似，很难用“各自独立发明”完全解释。
更进一步看生产组织模式。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也是一场生产组织革命，其标志便是集中化的工厂与细致的劳动力工。
而《闸口盘车图》所描绘的宋代官营作坊，已经呈现出清晰的分工协作流水线景象。
英国工业家阿克莱特被誉为“近代工厂制度之父”，其主要贡献在于将水力机械与集中的雇佣劳动相结合，形成了资本主义式的规模化生产。
但那种专业分工、协同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本身，在宋代中国的先进作坊中已然存在。
当然，严谨的历史研究需要避免非黑即白的简单断言。
我们并非要证明阿克莱特的书桌上一定摊着一本《农书》的抄本，而是指出一个被长期忽视的事实：在工业革命爆发前的几个世纪，欧亚大陆另一端已经存在一套高度发达的机械化生产技术体系。
这套体系通过某种途径被欧洲认知、借鉴、并在全新的社会与经济条件下引爆，是完全可能的历史路径。
欧洲学界沉默的原因，给我们的启示
这种沉默的背后，原因其实挺复杂的。最直观的，是很多学者已经习惯了长期以来那套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和思维模式，看历史、看技术发展，不自觉就先从欧洲找起点。
这倒不一定是故意为之，而是一种长期的思维惯性，要跳出自己熟悉的框架去重新审视全球历史，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和精力。
比这更深一点的，关乎很多欧洲人心里那份关于自身文明的骄傲感。
几个世纪以来，“工业革命是欧洲人独创的伟大奇迹”这个故事，被一遍遍讲述，几乎成了现代西方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结论，更承载了一种文化上的自信。
如果现在要承认，这个“奇迹”的一些关键灵感可能来自遥远的东方，对一些人的心理冲击，不亚于动摇了一座精神上的基石。
这涉及到如何看待自身文明在世界中的位置。
而最微妙、也最难以明言的，可能是一种微妙的心态失衡。长久以来，在许多主流叙事里，西方常常被描绘成科学与进步的唯一导师，是向世界传播现代文明的一方。
如果历史的剧本显示，在现代文明开启的关键时刻，西方也曾是一位重要的“学习者”，那么由此衍生出的许多关于文明优越性、历史发展路径的固有看法，都需要重新审视。
这种审视往往会牵扯出更广泛的讨论，甚至触及一些历史的敏感神经，这让不少人下意识地选择了回避与沉默。
李约瑟的工作与宋代图纸的重现，其意义远不止于纠正一段具体的历史。它更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审视人类整体技术进步历程的大门。
它有力地揭示，人类文明的重大飞跃，尤其是技术革命，极少是某个文明在封闭环境中的“孤独奇迹”。
更多时候，它们是跨文明知识长期积累、交流、碰撞与再创新的结果。
宋代中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技术知识，这些知识可能通过蒙古西征后的欧亚贯通、阿拉伯学者的中转、以及后来传教士的引介等多重渠道，如种子般散播到更广阔的世界。
欧洲在特定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和思想解放的催化下，让这些种子开花结果，引发了改变世界的反应。
固执于“唯一起源论”或“文明等级论”，不仅扭曲历史真相，也无益于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科技创新越来越依赖全球协作与开放交流。
承认所有文明对人类知识宝库的历史性贡献，以平等、开放的心态看待彼此，才是推动持续进步的正道。
真正的文明自信，不在于标榜“独创一切”，而在于拥有海纳百川、继往开来的胸襟与能力。
读者朋友们，你们认为随着更多跨文明研究的深入，欧洲学界会逐渐正视并接纳这段技术传播的全球史吗？在今天强调自主创新的同时，我们该如何更好地理解与讲述这种跨越时空的文明互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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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剑桥学者：当下再思考“李约瑟之问”，中华文明有科学和创新基因
2023-09-09 19:00·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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