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受过处分的军级干部，大伙儿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名字，准是第16军的那位当家军长尹先炳。
说起来，这位确实挺让人惋惜的。
要论革命资历、论打仗的本事，他本来妥妥是奔着中将军衔去的。
可偏偏因为私生活上没管住自己，在朝鲜打了两年零九个月的仗，回国时肩膀上只挂了一副大校的军衔，成了全军独一份的“大校军长”。
不过，老尹栽跟头，主要是因为私生活没管好，属于个人修养问题。
而在那片炮火连天的朝鲜大地上，还有五位师一级的高级指挥官，是因为在打仗这件正事上“账没算对”，把乌纱帽给丢了的。
这五位爷，哪个不是从血海里滚过来的？
哪个不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老资格？
可战场这地方，从来不讲人情世故，它就是个铁面无私的判官。
它才不管你过去立过多少功劳簿，眼睛里盯着的，只有你现在的决断行不行。
尤其是当对面的敌人换成了武装到牙齿、全是机械化的美军时，这几位指挥官在节骨眼上的每一次迟疑、每一次意见不合、每一次判断失误，到头来都变成了那一串串冷冰冰、让人心碎的伤亡名单。
这后面藏着的血泪教训，可比尹先炳那点风流韵事沉重太多了。
咱们先聊聊头一个，来自63军189师的许诚。
许诚这资历有多老？
1929年就跟着队伍干革命了。
这意味着红军那会儿他就在枪林弹雨里钻，走过长征路，打过鬼子，还推过华北、大西北的解放进程。
作为第19兵团的一员猛将，能坐稳189师师长的位置，手里没两把刷子、没打过硬仗，根本镇不住场子。
时间来到1951年，第五次战役打响。
19兵团跨过鸭绿江，许诚领着189师冲上了前线。
那会儿，摆在他眼皮底下的任务再清楚不过：强行渡过临津江。
仗打到那个份上，双方抢的就是个“时间差”。
对志愿军来说，过江必须要快，得赶在美军回过神之前，把穿插战术执行到位。
可到了江边上，许诚心里犯嘀咕了。
他脑子里的那本账，大概还停留在以前在国内打仗那会儿：大部队过江那是天大的事，得小心再小心，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侦察得搞细致，准备工作得做足了。
这毛病，就叫“过度谨慎”。
小心驶得万年船，这本来是好指挥官的优点。
可这里是朝鲜，面对手里握着绝对制空权的美国佬，时间那就是战士们的命啊。
许诚没能当机立断带部队冲过去，就这么一磨蹭，机会像沙子一样溜走了。
美军天上的侦察机可不是摆着好看的，立马就发现了江边的动静。
紧接着，轰炸机群和远程大炮就像长了眼睛一样，铺天盖地地砸了下来。
189师的炮兵团还没来得及过河，就直接暴露在人家的火网底下。
一通狂轰滥炸下来，那损失，惨得让人没法看。
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虽然后来许诚硬着头皮把部队带过了江，可整个进攻的节奏全乱套了。
部队动起来慢吞吞的，就像个看似强壮却反应迟钝的大块头。
原本定好的计划，是让189师跟118师打配合，把英国人的第29旅给一口吃掉。
这本来是一块肥肉，要是口袋扎紧了，那就是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结果怎么着？
就因为189师慢了那么半拍，包围圈露了个口子，英军第29旅就这么从手掌心里滑走了。
彭总听到这消息，气得那是拍桌子瞪眼。
在彭总看来，仗打输了还能说是装备不行，可你要是因为“磨叽”把战机给耽误了，那是绝对不能忍的。
这种缺乏果断劲儿的指挥，比对面的敌人还坑人。
战役结束后，处理结果那是相当干脆利落：撤了许诚的师长职务，让政委蔡长元顶上去。
许诚不是不拼命，他是没跟上这现代化战争的步点。
再来看看第二位，第60军180师的当家人郑其贵。
郑其贵也是安徽金寨出来的老红军，1929年入的伍。
从临汾打到太原，再到解放大西北、大西南，二十年的军旅生涯，那是一路踩着硝烟走过来的。
可180师在第五次战役里的遭遇，成了整个60军心里怎么也过不去的一道坎。
当时那情形，简直是火烧眉毛，180师被敌人围了个严严实实。
指挥部里吵翻了天，到底该咋突围？
摆在郑其贵面前的路就两条：
路子一：散开跑。
化整为零，学游击队那样钻空子，能出去一个是一个。
路子二：抱团冲。
把拳头攥紧了，集结兵力，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
按照咱们大兵团作战的老传统，集中兵力通常是首选，毕竟只有聚在一起才有劲儿，才能互相照应。
大伙儿商量来商量去，师长郑其贵最后拍板：同意集中突围。
这决定，要是放在国内打国民党，没准是对的。
可这里是朝鲜，面对美军那密不透风的火力和机械化部队的快速穿插，聚在一起的部队，那就是送给敌人炮兵的活靶子。
结局惨得让人不忍心提。
180师在激战里损失惨重，抱团突围的部队被敌人像切西瓜一样分割包围。
最后能活着跑出来的没多少，牺牲的加上被俘虏的，加起来居然有六千多号人。
那是六千多个鲜活的生命啊！
仗打完后，军长韦杰、师长郑其贵两个人双双被撤职查办。
郑其贵的悲剧就在于，他在一个完全不对劲的战场环境下，死守着一个过去可能管用的老规矩。
第三位的情况有点特殊，问题出在班子内部“顶牛”上。
这位是第42军124师的政委，名叫季铁中。
季铁中是吉林人，1932年参加革命，那是位相当优秀的政工干部。
按理说，政委管思想，师长管打仗，分工挺明确。
可到了第二次战役，124师渡过大同江阻击美军的时候，出岔子了。
当时战场形势那是瞬息万变，124师面临一个关键抉择：这仗到底怎么打？
师长苏克之是个急脾气，主张立马开打，趁着敌人脚跟没站稳，死死咬住美军。
政委季铁中却唱起了反调。
他可能想得比较多，觉得光靠124师一家太吃力，主张等等后面的125师，两家凑一块儿，拳头大，把握足，再联手阻击美军。
一个要快刀斩乱麻，一个要稳扎稳打等援兵。
这不仅仅是战术上的分歧，更是决策机制的瘫痪。
在战场上，哪怕是个错误的决定，有时候也比“不做决定”强。
最怕的就是两边僵在那儿，谁也说服不了谁。
两人这么一争，部队就在原地干瞪眼，整整停了十个钟头。
十个钟头是个什么概念？
对于开着汽车坦克的美军来说，足够他们跑出几百公里，或者修好坚固的工事，或者——直接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最后的结局是，煮熟的鸭子飞了。
就因为这十个小时的耽误，敌军成功逃脱，志愿军错失了一个绝佳的歼敌机会。
战后算总账，必须要有人出来扛雷。
政委季铁中被撤职。
战场上不需要开民主讨论会，需要的是唯一的、不容置疑的命令。
最后这两位，那是被“一锅端”了。
志愿军第26军第88师的师长吴大林，还有政委龚杰。
他们面对的战场，是像地狱一样的长津湖。
那一仗有多惨，大伙儿都知道。
第九兵团因为入朝太急，连过冬的棉衣都没配齐，非战斗减员严重到了极点。
在这样的绝境里，26军88师吃尽了苦头。
客观困难确实摆在那儿：天太冷，地太偏，补给根本送不上来。
但作为一师的主官，吴大林和龚杰在主观指挥上的责任，那是怎么洗也洗不掉的。
关键时刻，上头的作战命令下来了。
这时候需要的是雷厉风行，是哪怕爬也要爬到阵地上的死命令。
可88师的这两位主官迟疑了。
他们没能立马做出决断，导致部队动作慢了半拍，把战机给耽误了。
更糟糕的是，在后面的战斗里，指挥上出了大昏招。
在不该撤退的时候，他们下令提前撤退。
这一退，正好撞到了美军的枪口上。
原本应该藏好待机的部队，跟美军来了个脸对脸的遭遇战。
在混乱和劣势中，88师被打残了。
长津湖战役结束后，志愿军总部不光撤了吴大林和龚杰的职务，甚至做了一个更狠的决定：
撤销第88师的部队番号。
一个师的番号没了，这就意味着这支部队的历史，在这一刻彻底画上了句号。
这在军队里，那是重得不能再重的处罚。
回过头来再看这五位被撤职的高级将领。
许诚、郑其贵、季铁中、吴大林、龚杰。
他们没一个是贪生怕死的软蛋，也没一个是战场上的逃兵。
他们都有过辉煌的过去，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功臣。
可是在朝鲜战场这个残酷的试金石面前，他们露出了致命的短板。
要么是被老经验给坑了，用旧眼光看新战争；要么是性格优柔寡断，机会来了患得患失；要么就是班子不团结，关键时刻搞内耗。
彭德怀发那么大的火，看着是不近人情，其实是为了整个大局着想。
因为在那种高强度的对抗里，指挥员的一个念头，哪怕只是一秒钟的犹豫，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几千名年轻战士的性命。
这笔账，实在是太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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