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内缩才是土木堡之变发生的主要原因|土木堡|宣府|宦官|明朝|王振|英宗|边地内缩

文 / 子玉

历史上的许多事件看似是被偶然的变数所作用的结果，但如果深挖的话又有一定的必然性，比如，明朝的土木堡之变，看似是贡使纠纷所引发的，实际上这也不过是蒙古南下的一个借口而已。在当时蒙古势力重新崛起，而大明因为各种内部问题防御力越来越弱的情况下，双方之间的决战就很难避免。

要想说清楚这场战争，还得将视线拉回到仁宣之际，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驾崩，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仁宗，仁宗是明朝历史的一个转折性人物，因为，随着朱棣驾崩，明朝的创业时代也画上了句号，仁宗将“守成”二字作为大明这艘巨轮的新的航线。

仁宗守成的代表性动作有两个，一是不再让郑和下西洋，二是军事上转攻为守。仁宗在位仅仅十个月（1424年八月至1425年五月）就去世了，宣宗即位之后在军事上也主打一个守成，据史书记载，宣宗在位期间和蒙古的较大规模的战争只有一次，是在宣德三年（1428）八月，宣宗巡边石门时曾率领精锐骑兵三千人出喜峰口击败兀良哈部万余人于宽河、会州之间。

明朝军事上转攻为守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边防内缩。这一点，我们对东北、北面、西北三个方向防御线的变化分别作以介绍：东北方面的兀良哈三卫已经完全为也先所征服，瓦剌势力已经延伸至古北口外；北面明朝的防御线也已经内缩至独石、万全及大同以南地区，其中，兴和千户所于永乐二十二年（1422）南迁于宣府，开平卫于宣德五年（1430）内迁至独石卫，河套的东胜城也已经放弃了经营，独石、宣府、大同以北的广阔地区已经成为瓦剌骑兵纵横的天下；西北方面，明朝虽然控制着宁夏、甘凉，但河套地区却已经被蒙古势力所占领，正统十二年（1447），当沙州卫迁于山东之后，赤斤、罕东及哈密、赤城诸卫，已经陷于孤立状态。

由此就可见，北方的宣府、大同两大据点已经成为大明朝防御瓦剌势力南侵的前沿阵地。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宣府和大同。宣府设有万全都司，下辖十三卫和五守御所，大同也设有总兵官镇守，辖大同五卫及阳和五卫。其中，宣府是居庸关的正面防御体系，一旦敌军突破宣府，那么居庸关就会暴露在敌军的兵锋下，而居庸关又是京师的第一道门户，事关京师之安全。

宣府之外，大同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也一再被历史所验证过，要知道，不管是女真灭亡辽国，还是蒙古灭亡金国，都是先下的大同。大同的重要性用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的话来形容就是：“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为京师之屏藩。”

可见，明朝的北边防线已经退至长城沿线。在这种情况下，蒙古进犯大明京师就有两条非常便捷的行军路线，分别为：经宣府、怀来，进而兵临居庸关，从正面直接攻打大明京师；由大同经浑源、灵丘，或者经蔚县、涞源，兵临紫荆关，以迂回之行军方式攻打大明京师之侧背。

正因为如此，大明对于宣府和大同的镇守才特别重视，正统十二年（1447）九月，明朝以杨洪为总兵官坐镇宣府，之所以用杨洪是因为此人骁勇善战，外号“杨王”，是让敌军比较忌惮的对象。大同方面，朝廷则是以西宁侯宋瑛为总兵官进行镇守。

从朝廷对大同和宣府防御的重视程度来看，蒙古势力对于大明的威胁确实已经非常的严重。

如果明朝能够经营好边地各重镇，还是能做到阻敌于边地之外的，但是呢，英宗即位之后，大明的内部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边地的防御力减弱。

宣宗驾崩之后，其时年只有九岁的长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英宗即位之初，朝廷政事由三杨（杨士奇、杨荣和杨溥）打理，同时，皇太后也将宫内秩序打理得是井井有条，但是呢，随着这几人的逐渐退出，大明这艘巨轮就逐渐失控。

正统四年（1439），杨荣去世，正统七年（1442），皇太后去世，而杨士奇也因病卧床、杨溥因年老都不能打理政事，因此，被长期压抑的宦官王振就逐渐走上前台，开始干预朝政。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大明朝堂无人能填补皇太后和三杨缺位之后的权力空白，于是就导致了宦官干政。而王振之所以能干政则是因为，他在宣宗所设的内书堂接受过专业化的培训，之前又是英宗在东宫时的贴身太监，所以英宗自然会对其委以重任。

另外，英宗年龄太小，威望和经验有限，无力驾驭大明这艘巨轮，这也是造成王振干政的原因之一。可以说，由宦官代理皇权属于是明朝政治的一大特色。

宦官干政是明朝政治的一大特色图源/剧照

可是呢，历史是一再验证一个道理，宦官干政对朝政的副作用是致命的，王振干预大明朝政，也如此，当时，王振干预朝政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控制重要人事的任命，比如，兵部侍郎徐晞被王振拔擢为兵部尚书，福建参政宋新被王振拔擢为福建布政使。

当然，这些人之所以被王振拔擢也是因为他们给足了王振好处，也以谄媚之术各种讨好王振。由于英宗称呼王振为“先生”，所以当时的公侯勋戚也称呼王振为“翁父”，王振在明朝的地位几乎复制了大唐玄宗年间的宦官高力士的高度。

只不过，王振虽然在权力层面能够比肩高力士，但他的操守却完全不如高力士，因为王振总是出于个人好恶对部分朝臣进行打压，比如，翰林侍讲刘球被王振下狱，杀之，监察御史李铎因为不给王振下跪，被贬到铁岭，驸马都尉石璟因为对宦官态度不好因而被王振下狱，甚至名臣于谦都曾被王振下狱过。

王振以一人之力将大明曾经较为高效的系统变得卡顿、紊乱，典型表现就是，边地爆发了大规模叛乱，比如，麓川的思任发之乱，福建的邓七茂和叶宗留之乱，前者持续了十年之久，后者持续了四五年，耗费了大明的大量人力和物力。

而王振呢，为了平叛竟然又将甘肃总兵官蒋贵等调至云南平乱，因而造成西北方面防御的空虚，对此，侍讲刘球就曾表示反对，他上言朝廷：“瓦剌长期为边患，现在调甘肃守备南征，一旦瓦剌侵边，后果将不堪设想。”

从王振的行为以及刘球的话中我们就可以捕捉到两点信息：大明朝的大部分人对瓦剌近些年的情况根本就不了解，不清楚瓦剌对明朝的威胁指数；既然对敌方的情况比较模糊，那么危机意识就必然不强，更不会有应对对方可能的入侵的相关预案。

而王振干政还造成一个结果，那就是边地的卫所已经形同虚设，有些将士甚至还盼望着借瓦剌之手除掉王振。

由此就可见，单个问题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王振干政危害的是大明朝的系统，当系统运行效率降低之后，那么明军应对外敌的能力也必然会减弱。

再说当时的蒙古势力。瓦剌部顺宁王脱欢在宣德年间击灭阿鲁台控制东蒙古后，势力是越来越强，不久，脱欢又杀掉蒙古贤义和安乐两王，兼并了其部属，准备自立为可汗。

由于支持他的力量有限，所以脱欢就推戴鞑靼人额尔伯克汗之弟的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己则以太师的身份控制了军政大权。

正统四年（1439），脱欢去世，其子也先继承了他的太师之位，继续控制着蒙古的军政大权，号称小王子。据史书记载，也先此人骁勇善战，雄心勃勃，且极有谋略，擅长用兵，性格还非常狡黠，他在继承了父亲脱欢的权力之后，东破兀良哈，西破哈密，东征西战，至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爆发前夕，他已经统一了蒙古各部，控制了西起新疆，东至辽东，北迄贝加尔湖，南至长城的广大地区，势力范围达到了元朝退出中原之后的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