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鲁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夏，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
宋公即宋襄公，卫侯是卫文公，许男是许僖公，而滕子则就是鲁僖公十九年被宋襄公抓起来的滕宣公。
如果仅就《左传》所传递出来的文字信息，读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宋襄公在这个时间点上联合卫、许、滕三国伐郑，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宋襄公霸权之梦未醒，要远交近攻，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选择了郑国作为新的突破点。但其实，这种说法是很难自圆其说的。这是因为，从“盂之会”的结果来看，宋襄公求霸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并且也已证明，宋襄公的所谓霸权，是被大多数诸侯所拒绝的。故而，宋襄公伐郑是为了继续求霸，是值得怀疑的。
其次，如果宋襄公欲行远交近攻之计，扩大宋国势力范围，按道理也应该首先处理好与大国如齐国、楚国的关系，这就是“远交”。而如果仅仅是为了“近攻”，则宋襄公是没有必要如此急不可耐的发动伐郑之役。
因为时间线上看，宋襄公是在上一年“薄之盟”之后，即在十二月十一日之后，才被楚成王释放的。据《公羊传》的记载，释放后的宋襄公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直接去了卫国。来到卫国的宋襄公，是在司马子鱼的召唤下，才被迎回宋国，重新当上宋国国君的。
宋国商丘都城与卫国都城楚丘之间，直线距离在200公里以上，这个距离在今天自是当日之间即可来回，但放在春秋时期，尤其再加上使节往来沟通迎送的时间，宋襄公回到宋国并再次掌权的时间，至少是要等到了鲁僖公二十二年春的二月份以后了。按照这个时间，宋襄公联合三国伐郑，时间紧赶慢赶，也必然是到了这年的夏天。
其实旁证也是有的。比如《左传》在这一年有如此记载：“三月，郑伯如楚。”郑文公去楚国的目的，必然与宋襄公回到宋国后立即伐郑的这一举动有关。而“泓之战”的事实也证明，郑文公争取到的楚国支援，是有“先见之明”的。郑文公的“先见之明”，一定是郑文公心里清楚，宋襄公一旦回到宋国，首先要报仇雪恨，而对象只有郑国！
这就是说，郑文公对宋国曾经做过什么，他自己是很清楚的。而对于宋襄公来说，回到宋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报复郑国！因为宋襄公知道，自己在“盂之会”上所受的侮辱，多半是拜郑文公所赐。故而对于宋襄公来说，即使鱼死网破，也要赶紧吐出这口恶气。
郑、宋之间的矛盾，是世仇！郑国作为《春秋》开始的第一个霸权，就是被宋襄公的爷爷宋庄公一手掐灭的。而郑、宋是近邻，又都是二流大国，所以矛盾是结构性的，两国之间出现激烈的“远交近攻”，符合最基本的地缘逻辑。
按照《左传》记载，齐桓公一死，郑文公在第一时间就跑到了楚国，向楚成王输诚，这是郑文公的未雨绸缪，更是典型的“远交”之策，其所防范的对象，就是宋襄公！郑文公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掐灭宋襄公的“求霸”迷梦！
所以，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从鲁僖公十九年冬的“齐之会”，到鲁僖公二十二年秋的“盂之会”，郑文公才是真正的“谋主”！因为，从时间点上，从外交动作上，尤其从国家动机上，只有郑文公才能把楚、陈、蔡、郑捏到一起给宋国织就一张大网，只等宋襄公自投罗网。
所有的真相应该是在“盂之会”上被揭开的！宋襄公的如梦初醒，是发现了郑文公才是所有这些圈套的中心环节，故而所有的悔恨，必定会转化为对郑文公的刻骨仇恨。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参加“盂之会”的诸侯之中，郑国才是宋襄公唯一需要立即用兵的国家。也许让郑文公最初并没有想到，宋襄公竟然被楚成王释放，还回去继续当上了宋国的国君。所以，郑文公必需赶紧到楚国去求援。
当然，宋襄公能在短时间内拉起四国大军讨伐郑国，也十分令人惊讶！但这也是有原因的，比如卫国，与郑国现时就存在争夺滑国的矛盾，而许国，与郑国曾经有过灭国之恨。其实在这背后，还有另一层关系也很关键，那就是他们之间的姻亲关系，因为宋襄公、许僖公的母亲都是卫文公的妹妹。据笔者以此推测，滕宣公与宋国，也有类似的亲戚关系。
尽管宋襄公能拉起四国之师伐郑，但明显宋襄公这是在愤怒之下做出的轻率决策。因此在司马子鱼看来：“所谓祸在此矣。”《孙子兵法》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宋襄公的决策，正是犯了“怒而兴师”的错误，所以是取祸之道！
历史事实也已经证明，宋襄公发起的伐郑之役，最终演变为宋、楚“泓之战”。而“泓之战”则是宋襄公折戟沉沙，霸权梦碎的最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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