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麦收夜的华北平原,风里还带着麦秸的焦糊味,武木一郎趴在黄河滩的芦苇丛里,浑身像从水里捞出来的,背着的电台早泡得不成样子。
三股势力的通缉令像甩不掉的影子,他能听见远处摩托车的引擎声越来越近。
本来想往更深的芦苇荡钻,却看见堤岸高处有间土屋亮着灯。
那点光在黑夜里像颗孤星,当时他连是生是死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能喘口气。
土屋门没关严,他刚推开门,就被一道煤油灯光晃了眼,屋里坐着个穿粗布褂子的老人,手里捏着旱烟袋,火光明明灭灭。
"锅里有地瓜。"老人开口,声音像被砂纸磨过,没问他是谁,也没问从哪来。
武木一郎僵在门口,直到老人又说:"进来吧,外面狼多。"他才挪着灌了铅的腿进去,刚坐下,就听见老人用手电筒敲了敲桌子,三短两长,又三长两短。
这信号他太熟悉了1945年冀中军区日籍反战同盟的呼号,早就作废了二十年。
"你爷爷教我的。"老人把烤好的地瓜递过来,"他说,要是后代流落中国,就找黄河守堤人。"武木一郎的眼泪"唰"地下来了。
他爷爷武木健一是个日籍技工,当年被八路军俘虏,没回国,反倒留下教报务,赵长河就是他最小的徒弟。
"我叫赵长河,守这堤四十年了。"老人指了指墙角那个蒙着灰的铁疙瘩,"你那电台不行了,用这个。"那是台1943年美国造的BC611电台,铝壳上全是弹痕,跟他爷爷当年用的一模一样。
接下来的三天,土屋里全是焊锡味。
赵长河戴着老花镜,手指在电路板上翻飞,武木一郎打下手。
有天半夜电台突然"滋啦"响了一声,老人笑了:"它活了,你也能活。"那一刻,武木一郎觉得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安稳日子没过多久,1983年开春,对岸飘来消息:有人出五万美元买武木一郎的人头。
赵长河听完,把烟锅在鞋底磕了磕:"鹞子要来了。"鹞子是黄河上有名的水匪,以前给日本人当过汉奸,手上沾着血。
那天傍晚,赵长河揣着两瓶白酒、一条"大前门"上了鹞子的船。
武木一郎躲在堤岸后,看见船上传来酒瓶碎裂的声音,接着是叫骂声,天快亮时老人回来了,左臂缠着绷带,血把布都浸透了。
"以后你能多活一天,就是赚。"他说得轻描淡写,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1984年严打来得又快又猛,县城汽车站的墙上,武木一郎的照片被红笔圈着,悬赏从美元换成了人民币。
那天下午,三个穿制服的人踹开了地窖门,手电光直射下来,赵长河挡在前面,手里攥着旱烟杆:"我孤老头子一个,哪有什么日本人。"
枪托砸在老人背上时,武木一郎躲在空水缸里,听着老人闷哼一声,心里像被刀剜。
后来他才知道,老人为了让他藏得更隐蔽,提前把水缸里的水全泼了,自己在外面硬扛,其实赵长河本有机会离开这堤岸。
解放后政府请他去县城当干部,他摆摆手:"我走了,这堤谁守?"守堤人就像黄河里的石头,看着不起眼,却把根扎在了泥里。
就像抗战时的日籍反战同盟,那些被俘的日本兵,放下枪成了宣传员、技术员,小林清就是其中一个,在冀中军区教医护知识,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国。
1984年秋天,武木一郎决定离开。
赵长河帮他拆了电台,把零件藏进空心芦苇杆。
"游过去,到对岸发这个。"老人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是127个名字都是当年反战同盟成员的后代,在日本受排挤,老人想让他帮忙联系。
武木一郎再见到赵长河,是在监狱的探视窗里,他因为非法越境被关了两年,老人托人送来一张照片:堤岸上立着块木牌,写着"长河落日"。
后来他才知道,老人在他走后不久,就因为那次被枪托打中的旧伤复发,走了。
现在的武木一郎,在东京的外文出版社做日语校对。
每年清明,他都会回黄河边,把木牌上的灰擦干净。
历史书上不会写赵长河的名字,但黄河记得,那730个日夜,有个守堤人用命护住了一个陌生人,就像当年他爷爷护住那些反战的日本兵一样。
有人说赵长河傻,为个不相干的外国人拼命,但武木一郎懂,那不是傻,是刻在骨子里的信。
就像黄河里的沙,看着散,聚起来就是堤,能挡住千军万马。
只要还有人记得"长河落日",这样的人就永远活着,化作风,化作沙,化作堤岸上那盏不灭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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