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12 月最后一周，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 20.3 万颗卫星的频轨申请，创下单次申报规模之最。这个数字迅速引发热议，有人质疑是 “只申不发” 的占位游戏，有人担心加剧太空拥堵。但真相远比表面复杂，低轨空间容量存在刚性上限，全球已进入频轨资源争夺白热化阶段。
中国此次超大规模申报的背后，既有应对国际竞争的战略考量，更有十年商业航天技术积累、政策体系支撑与高频发射能力的硬核支撑。这场布局到底意味着什么？
低轨资源争夺战
我们先从低轨卫星的特殊性说起。和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相比，低轨卫星传输延时低、发射灵活、成本更可控，自然成为各国布局的重点方向。但低轨空间并非取之不尽，容量存在明确上限。
赛迪研究院测算显示，近地轨道仅能容纳约 6 万颗卫星；即便按照星间最小安全距离 50 公里计算，低轨最多也只能容纳 17.5 万颗。而到 2036 年，全球在轨卫星预计将达到 27 万颗，这个数字已远超空间承载能力的保守估算。
空间容量有限，需求却在爆炸式增长，这让频轨资源成为稀缺品。国际电信联盟采用 “先申先得” 原则，谁的申请文件被接收得早，谁就在后续协调中拥有更高优先权，已申请的频谱范围，其他机构无法使用。
这套规则催生了全球性的 “跑马圈地”。2021 年，非洲国家卢旺达一次性申请 32.7 万颗卫星计划，背后操盘手是法国公司 E-Space；SpaceX 的二代星链计划也申报了近 3 万颗卫星。这些超大规模申报，更多是战略占位，先把资源 “锁住”，为未来多年大规模组网留足空间。
按照国际电信联盟规则，申报后有 14 年部署发射窗口，7 年内要发射首颗卫星，后续 7 年内完成所有发射即可。这个时间窗口给了各国战略腾挪的余地，卢旺达 2021 年申请至今虽无实际发射动作，却依然占据着优先权。
中国 20 万颗卫星的申报，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竞争格局下做出的理性回应。说白了，不申报就等于主动放弃话语权。SpaceX 等企业的加速布局已形成挤压，中国必须以规模化占位打破西方垄断，为未来星座组网预留协调主动权。
这里要提醒一句，申报规模大不等于实际发射数量。但在频轨资源日益稀缺的背景下，先申报才能在后续谈判中掌握主动，这不是盲目跟风，而是对太空资源分配不公的必要回应。
从企业自发到国家统筹的战略升级
我们接着看这次申报的特殊性。20.3 万颗申报中，19.3 万颗来自 “无线电创新院”，这个机构并非普通科研单位，而是由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中国卫星网络集团等 7 家单位联合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
该机构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在雄安新区完成注册，注册前一天就以机构名义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近 20 万颗卫星的频轨申请。这种高效率背后，是国家层面对频轨资源的高度重视。
过往十年，中国商业航天经历了企业自发探索阶段。2015 年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发布后，企业开始试水商业航天领域，但分散式发展存在明显问题：各家企业各自申报，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和协调内耗。
现在的做法完全不同，通过国家牵头整合科研、管理、产业资源，形成 “国家定方向、企业做执行、资本给支撑” 的协同体系。这意味着卫星互联网已被纳入国家战略基础设施范畴，不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
政策支持力度也在同步加码。商业航天被建议列为 “十五五” 规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重点发展方向；国家航天局设立商业航天司，同步推出首期 200 亿国家商业航天发展基金；证监会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明确将商业航天纳入其中。
根据国家航天局公布的行动计划，到 2027 年要基本实现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计划提出将商业航天纳入国家航天发展总体布局，加快形成航天新质生产力。这种顶层设计的转变，标志着中国航天发展逻辑从 “项目驱动” 转向 “生态布局”。
申报主体的特殊性凸显了国家层面的统筹力度。从企业分散申报到国家集中布局，不仅能避免内部竞争，更能在国际博弈中形成合力。
技术突破与发射能力的硬核支撑
2025 年 12 月，中国商业航天动作频频。12 月 3 日，对标 SpaceX 猎鹰 9 号的朱雀三号火箭完成可回收技术的首次轨道级验证；12 月 23 日，第二款液氧甲烷火箭长征十二号甲在酒泉发射升空；12 月 26 日，长征八号甲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取得 2025 年第 6 次成功发射。
这一系列发射标志着中国商业航天正式进入高频发射时代。根据商业航天信息平台 “未来天玑” 统计，2025 年中国全年实施火箭发射 92 次，其中商业发射达 49 次，占比超过 53%。
在轨卫星数量同样亮眼。截至 2025 年末，中国在轨商业卫星约 800 颗，其中 303 颗是当年发射的，这个增速远超行业预期。
技术层面的突破至关重要。液氧甲烷火箭的量产将大幅降低发射成本，朱雀三号完成可回收技术验证，意味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领域追平了 SpaceX 的技术水平；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的高频次发射能力，也为后续大规模组网提供了运力保障。
这里要注意，此次 20 万颗申报之前，2020 年到 2024 年，国内已有多家公司陆续向国际电信联盟申报了约 5.13 万颗低轨卫星。其中规划超 1 万颗的星座计划就有 3 个，包括中国卫星网络集团的国网星座、上海垣信卫星科技的千帆星座，以及蓝箭航天和鸿擎科技合作的鸿鹄 - 3 星座。
这些星座计划全部部署后，在轨卫星总数将达到 50730 颗，但截至 2026 年 1 月 12 日，这些庞大星座的在轨卫星数仅达到规划数的 1%。这意味着中国商业航天将有大量运力缺口需要填补。
申报规模与产业能力形成正向循环。20 万颗申报看似超前，实则与商业航天工业化进程相匹配。可回收火箭技术降低成本，高频发射场提升运力，科创板融资通道提供资金支持，三者共同支撑 “申报、研发、发射、组网” 的闭环落地。
一年 300 颗的商业卫星发射数量，或许还只是行业规模化的起点。多份研究认为，中国商业航天正处在从政策孵化期向工业化爆发期过渡的关键节点，2026 年有望成为产业加速发展的元年。
全球博弈与太空治理的深层重塑
这场超大规模申报，不仅是产业竞争，更在深层影响太空治理规则。西方主导的太空资源分配体系长期存在不合理之处，SpaceX 等企业凭借先发优势大量占据频轨资源，形成事实上的垄断。中国的规模化布局，既是对这种垄断的挑战，也推动全球卫星互联网产业从 “单一国家主导” 向 “多极协同” 转变。
从技术标准层面看，中国可以通过卫星互联协议等标准输出，打破 “先占即所有” 的霸权逻辑，通过国际合作推动建立 “资源共享、风险共担、规则共建” 的太空治理新秩序。
商业航天的爆发式增长，还将带动整个产业链升级，芯片、火箭制造、通信终端等上下游产业都会受益。这种 “太空经济与地面产业” 的联动效应，将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
笔者认为，短期内，中国与 SpaceX 等企业的竞争将聚焦技术迭代与成本控制。2026 到 2030 年可能出现 “星座组网窗口期”，谁能在这个阶段抢占先机，谁就能在未来竞争中占据主动。
长期来看，若能持续保持 “申报、发射、应用” 的协同推进，中国有望主导全球卫星互联网标准制定。超大规模星座的部署将为 5G-A、6G、物联网等技术提供空天支撑，推动人类社会进入 “天地一体” 的智能时代。
这场布局的意义，远不止于数字本身。它标志着中国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转型，从被动适应规则到主动参与太空治理。当低轨资源日益稀缺，当技术竞争日趋激烈，提前布局就是为未来发展锁定空间。申报 20 万颗卫星，只是这场长期博弈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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