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又轮到了马年。中国人对马的感情，说来话长。这牲灵不单是六畜之首，在我们这儿，还成了一种精神符号。你琢磨琢磨，十二生肖里，龙是虚的，鼠兔是小的，牛虎实实在在，却少了点飘逸。唯独马，既踏在实地上，又能跑出个千里之遥，还总带着那么一股子俊朗与豪气。它跨在现实与想象之间，成了我们文化里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马怎么进了生肖？老话有好几个说法。有说上古选十二种动物守宫门，马是其中之一；有说马对应地支的“午”，午时阳气最旺，马性属阳，蹄圆为奇，正好配上。还有更朴素的——古人过日子离不开马，耕地、拉车、打仗、行路，样样指着它。这种依赖久了，便成了亲近，成了崇拜，最后纳入了纪年的序列。说来有趣，人对最熟悉的东西，往往寄托也最深。
我们说话，处处是马的影子。一个人出面办事，叫“出马”；官员垮台，叫“落马”；形容迅速，是“马上”；大路呢，叫“马路”。这“马路”二字，细究起来最有意思。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提过一句：“凡物大者，皆以马名之。”古时候，“马”竟能当形容词用，意思就是“大”。所以“马路”便是“大路”，和真马倒不见得有关系。字词在岁月里游走，常常带着古老记忆的胎记，你不寻根，还真瞧不出它的本来面目。
马跑进文学里，气象就更大了。先秦的《诗经》里头，马的名目多得惊人，不同毛色、年龄、体型，各有称呼。那不是简单的牲畜名录，那是周人生活的画卷——出征的战马雄健，狩猎的骏马飞驰，迎亲的车马喜庆，祭祀的马匹庄严。马背上驮着的，是一个时代的呼吸。到了战国，马成了人才的隐喻。千里马需要伯乐，士人渴求明主，这比喻一用就是两千多年，说透了怀才不遇的辛酸，也说尽了逢遇知音的畅快。
唐代是马的盛世，也是马诗的巅峰。大唐尚武，也尚骏。李白写“天马”，那是“背为虎文龙翼骨”，俨然天神下凡；杜甫写“病马”，却是“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满纸都是飘零同慨。马在这里，早超越了动物本身。它是抱负，是际遇，是诗人的另一个自己。那些桀骜的、忠诚的、奔腾的、疲惫的马，无一不是人的镜像。就连唐传奇里，马也能转世还债、舍身救主、化形遁去，充满了人间的情义与灵异，那想象力，活脱脱是唐人气象的注脚。
文人爱马，有时爱得痴狂，甚至到了“爱妾换马”的地步。这故事不美，却真实。曹彰看中一匹骏马，竟许对方随意挑走自己的美妾。后世文人不但不斥其非，反而屡屡题咏，把它化作一段风流公案。这背后，固然有时代对女性的轻贱，却也透露出马在时人心中的分量——它不仅是工具，是财富，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奢享，一种身份与品位的象征。这种痴，是文化的温度，也是它的偏执。
马年说到马，总绕不开“龙马精神”这四个字。龙是幻化的神兽，马是踏实的良骏，二者怎么就勾连上了？《周礼》里说“马八尺以上为龙”，那是把非凡的骏马直接抬到了龙的境界。后来“龙马”更成了祥瑞，传说伏羲时龙马负图出于黄河，带来天启。马与龙，一个行地，一个飞天，却在精神的高处会合了——它们都代表着那股子健旺、奋进、不可驯服的生机。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深处最欣赏的劲儿：脚踏实地，又能仰望苍穹；肯负重前行，也敢一跃千里。
如今汽车、高铁代替了马蹄，马离日常生活远了，可它在语言里、在典故里、在每年的生肖轮回里，依然活生生地奔跑着。它从商周的战场奔来，从汉唐的诗歌奔来，从丝绸之路的烟尘奔来，最终跑进每个中国人的心里，化作“一马当先”的勇气、“马到成功”的期许、“老马识途”的智慧。
马年又至，春天就在眼前。望着窗外渐浓的年意，忽然觉得，马这种动物，骨子里就带着一股新春的劲儿——它从不停滞，永远向前；它负重能行远，遇险敢当先。在这万物更始的时节，愿我们都沾点儿马的灵气：不惧前路，不负韶华，踏实每一程，奔向属于自己的那片草原。
新年将至，诸君，且共乘春风，马不停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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