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再胜首相选举，这件事出来以后大家不只是觉得意外而已，在国际上面泛起了一阵谈论，认为日本发生了某种事情，这种胜利看上去纯粹是一个人成功，或许也表明了日本社会里面隐藏着某种程度的所谓问题，这简直提醒着我们一起回想，在前史上某些类似的选举，像是法西斯力量借道合法举行的选举一步步登上舞台的情况，以及这样的过程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法西斯主义曾在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掀起巨大波澜，权力的攫取往往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选举程序实现，1932年德国国会选举就是一例，纳粹党尽管只获得33.09%的票数，但由于选举制度中简单多数规则的存在，已经让他们掌握了足够的话语权，极端主义执政的大门就此打开，这表明选举制度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成为极端势力攫取权力的工具，其弊端显而易见。
当今社会中的选举程序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选举其实是一种工具，它并不能保证选出的领导者一定符合大众对和平、理性、公正的期待，选民的选择会受到个人利益、社会情绪以及宣传导向的综合影响，无法完全实现民主的理想，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胜利，以另一种方式验证了选举制度的风险，当选民的心理被塑造，极端领导人就有可能获胜，选举机制本身无法有效阻止这种情况。
选举制度的缺陷不只表现在程序上，还反映在社会心理对领导人选择的影响上，极端主义的崛起往往伴随社会矛盾的加深，在纳粹党上台时的德国，大众的心理在当时复杂局势下被塑造：经济危机，政治动荡，对外敌对情绪等交织在一起，使得很多人对传统建制派产生怀疑，转而支持表现得更为强硬的纳粹党，类似的民意环境在高市早苗所在的日本果断的方案。
今天极右翼势力复兴不是偶然，长时间的社会经济问题，对全球化的质疑和对稳定生活的追求，一些国家出现了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回潮，很多右翼政治人物借助操纵舆论，利用现代科技工具进一步把民意导向自己的政治利益，这也与战后法西斯残余思想的延续有关，二战后的清算并不彻底，特别是在日本，大多数法西斯主义者没有被全面追究，而战时的军国主义思潮经由社会代际传承并适应现代环境，换上了新面孔，继续以另一种形式复活。
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领导人，以她的成功证明了极端政策并没有从舞台上消失，她的成功或许不是社会整体右倾，而是证明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大众可以被舆论左右，最终为极端领导人和极端政策背书，选民的动机也许很简单，但这些支持者并不一定都在战场上战斗，他们支持的领导人和政策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很多人希望国家能够采取强硬的外向政策，以免自己的国家陷入内部冲突。
当今日本极端思潮复兴的环境，受到教育、舆论以及历史认知的影响，在战后，日本对于军国主义的反认识是比较表层的，现在的年轻一代对历史的认知是不完整的。也就促使了军国主义思想在社会文化中出现另一种形式，军国主义思想隐匿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随后选举中发生的一些右翼色彩也体现了社会的一成不变，经过长时间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解决。
选举制度对极端领导人的失效，使人们对国内局势感到担忧，也对全球政治气候感到担忧，随着科技的进步，政客操控民意的手段也越来越高级，现代传播方式使得宣传活动更为精密、隐蔽，对大部分选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曾经的公开集会、单一渠道宣传被替代为高度个性化的、信息精准的推送，使极右翼思想在人们不自觉中达成共识。
从历史规律来看，法西斯主义和极端主义好像常常会在某些社会环境中再次浮现，民意经由选举结果显现出来，不过其形成过程并不完全是独立的，选民的选择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心思活动以及外界对情绪的塑造，人类能否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是一个难解又重要的问题，唯有改变社会结构，推动深层次的文化和教育变革，才可能尽量防止极端思潮的再次蔓延。
极右翼力量在杜绝全面崛起时受到国际社会限制，但影响力不容小觑，有些国家的政策会愈发强硬对外，这些行为会影响全球稳定，经济压力和社会矛盾变大时，选民会支持看起来能迅速解决问题的人，这种情况一直有爆发可能。
民主制度与选举程序是现代政治社会的重要基石，却同样充斥着内在的争议与矛盾，看似公正和理性的表面，在舆论、社会心理及政客的干预之下，大概率会发酵出令人担忧的结果，高市早苗的当选成为一个新例证，提醒着我们极端主义不是历史遗留物，它随时在现代社会寻找机会反扑，认识这一点并探究背后深层次原因，将会成为日后防止类似情形再度出现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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