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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0月，丹东五龙背兵站的清晨有点冷。
志愿军战士们排着队领急救包，包装盒上印着红十字标志，看着挺正规。
谁也没想到，这些急救包里装的磺胺粉掺了玉米面，纱布是1945年日军留下的旧货，用漂白粉泡过后还混着锯末。
这批假药直接送到了朝鲜前线，后来出的事让周恩来总理拍桌子吼出那句话："查到底，杀无赦！"
这事要从上海一个叫王康年的药商讲起。
王康年那年37岁，上海大康药房的老板。
这人在租界混过，1947年就干过倒卖过期盘尼西林的勾当。
当时他花两根金条收了300支过期青霉素，换个标签改个批号，转手一支就能赚回十根金条。
上海解放前夕，王康年本来想跑路，后来看政策对私营企业还算客气，就动了别的心思。
他把药房招牌刷成"国营合营申请模范单位"，又捐了2000块钱给军管会，换来一张"爱国商人"证书。
1950年抗美援朝开打，志愿军后勤部急需药品，王康年拿着那张证书接到了大订单：3亿元旧币，折合黄金600两。
订单内容包括青霉素50万支、氯霉素30万片、磺胺粉10万磅。
这笔买卖要是老老实实做，王康年也能赚个盆满钵满。
可他算了笔账，真货需要2亿元成本，手头只有5000万周转资金。
这时候人性里最黑的那部分就冒出来了。
王康年开始制假。
青霉素瓶子里灌的是地瓜淀粉，氯霉素片是面粉压的，血浆用葡萄糖兑酱油凑数。
最狠的是急救包，他找来1945年日军留下的旧纱布，用漂白粉泡白了，里面的磺胺粉掺上锯末。
这事不是王康年一个人干的。
上海、武汉、广州、沈阳四个地方的23家药行都参与了，8个挂着"爱国商人"招牌的老板组成了完整的利益链。
很显然，这是一场有组织的犯罪。
1952年2月，铁原阻击战打得很惨烈。
志愿军42军375团1营伤亡186人，卫生员给伤员包扎时发现不对劲：纱布一撕就碎成渣，磺胺粉撒在伤口上遇血就结块，根本不起作用。
营长后来在战后总结会上说了句让人心里发堵的话："不是敌人太狠，是我们自己人把兄弟害死了。"
前线的截肢率突然升高，这个异常数据很快反馈到了后勤部。
彭德怀司令员看完报告，把染血的纱布装进牛皮纸袋，派专机送回北京。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当天夜里就带队行动了，直奔上海南京路的大康药房。
王康年被抓的时候正在打麻将，桌上还摆着一封"慰问信"，上面写着"战士们打胜仗，我们送好药"。
这讽刺意味简直绝了。
警察抄家时搜出金条346根、美钞9万、港币15万，还有一本详细记录"志愿军假药提成"的账簿。
账簿上写得清清楚楚：李副处长拿5%，王康年拿15%，剩下的钱用来上下打点。
内鬼很快浮出水面。
李寅，华北军区后勤部采购科副科长，案发时已经升到军械处处长。
警察在他家搜出3箱金条，箱盖上用红漆写着"抗美援朝专用"。
这几个字看着格外刺眼。
毛主席在菊香书屋看完案情简报，问了句让在场所有人都低下头的话："老百姓知道会怎么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很快播出通报，播音员念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那句时，声音都哽咽了。
全国舆论炸了锅，老百姓的愤怒可想而知。
1953年2月18日，上海市人民法院在江湾体育场设了临时法庭。
5万群众到场旁听，王康年、李寅等7名主犯被押上高台。
宣判书念了40分钟，群众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现场爆发出震天的喊声。
行刑用的是苏式冲锋枪，一枪一个，干脆利落。
尸体就地掩埋，没留墓碑。
王康年的妻子抱着3岁女儿想收尸，被拒绝了："反革命家属不得认领。"
这话听着冷，但当时的民愤就是这么大。
同一天，全国127家药行被查封，892人被抓。
32人被判死刑，57人判了无期徒刑。
这个规模说明国家对这类犯罪是零容忍的态度。
半年后，大康药房原址挂出"国营上海药品批发商店"的新牌子，门口立了块矮碑，没刻字，只有一颗五角星。
更何况，这个案子带来的改变不止于此。
政务院连夜出台了《药品专卖暂行条例》，规定任何药厂出厂的药品必须盖"军代表"钢印。
铁道兵3个团被调去长白山建抗生素工厂，1956年出药，后来改名"华北制药"，这是中国第一个抗生素工厂。
从此，中国有了完整的药品监管体系。
志愿军后勤部的总结报告里有句话让人印象深刻："王康年一颗假药，让我们多付出2000条腿，但换来全国药检制度，值。
"这个"值"字背后是多少战士的血和泪，想想就让人难受。
60年后，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里摆着一包染血的假磺胺，标签上写着："忘记这笔账，血就白流了。"
这句话提醒所有人，历史不能忘，教训不能丢。
王康年案件的罪恶是三重的：谋财害命的商业犯罪，危害国防安全的政治犯罪，背叛民族大义的道德犯罪。
这个案子推动了药品监管制度的建立，促进了民族医药工业的发展，也警示后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无论什么年代，危害公共安全、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都会受到严惩。
这是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决心，也是人民政权维护人民利益的坚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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