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北京深秋的午夜，寒气已经能透过老旧窗户的缝隙，像针一样扎进屋里。
我叫李伟，三十有六，在一家不上不下的互联网公司做着一份不上不下的工作，背着三十年的房贷，养着一个上初中的儿子。
我睡在客厅的沙发床上，这是我近一个月来的专属卧铺。
一阵尖锐刺耳的电话铃声，像一把电钻，毫无征兆地扎进了我的梦境深处。
我猛地从沙发床上弹坐起来，心脏狂跳，眼神迷茫地在黑暗中摸索着嗡嗡作响的手机。
卧室的门被拉开一条缝，妻子周晴探出头，声音里带着浓重的不满。
“谁啊？这都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了！”
我没理她，划开了接听键，声音因为被强行吵醒而显得格外沙哑和烦躁。
“喂？”
电话那头异常安静，只能听到一阵压抑的、仿佛风箱拉扯般的呼吸声。
几秒钟后，一个同样沙哑，但疲惫到极点的声音，缓缓传来。
“老李……是我。”
仅仅三个字，我的大脑就像被浇了一盆冰水，瞬间清醒。
这个声音，就算被岁月磨得变了形，就算烧成了灰，我也认得。
“班长？！”我几乎是吼出来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
王振军，我当兵时的班长，我李伟这辈子唯一的救命恩人。
“是我。”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累，像是跋涉了千里戈壁，“我明天……带你嫂子到北京。”
他顿了顿，似乎在积攒力气，才继续说道。
“协和医院的号，挂上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睡意全无。
“嫂子怎么了？什么病？严不严重？”我一连串地发问。
“老毛病，不碍事。”他轻描淡写地带过，然后语气里带上了一丝难以启齿的迟疑，“就是……得在你那儿……借住一阵子。”
周晴披着外套从卧室里走了出来，眉头紧锁地看着我，用口型问：“谁啊？”
我冲她摆了摆手，示意她别出声。
脑海里，不受控制地闪回十年前西南边陲的那场实战演习。
天空像是被捅了个窟窿，暴雨如注，山洪毫无征兆地爆发。
浑浊的泥石流像一条黄色的巨龙，咆哮着吞噬一切。
我当时还是个新兵蛋子，吓得腿都软了，脚下一滑，就朝着那张死亡的巨口滚去。
是王振軍，像一頭暴怒的雄獅，怒吼著從我身側撲了過來。
他用他那山一樣的身體，狠狠地把我撞開。
“快跑！別管我！”这是我昏迷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我得救了，浑身上下只有一些擦伤。
他的右腿，却被一块磨盘大的山石死死地压在了下面。
等我们疯了一样用手把他刨出来的时候，那条腿的骨头，已经碎得像一撮烂泥。
他也因此，提前告别了心爱的部队。
这份恩情，是我李伟一辈子都还不清的血债。
“住！”我对着电话那头，斩钉截铁地说道，声音洪亮得把周晴都吓了一跳。
“住多久都行！你把车次发给我，明天我请假去接你们！”
“别跟你嫂子提我腿的事，”王振军又低声嘱咐了一句，“她脸皮薄，怕给你添麻烦。”
挂断电话，我走到窗边，点上一根烟，狠狠地吸了一大口。
冰冷的空气和辛辣的烟雾一起涌进肺里，让我纷乱的心绪稍微平复了一些。
周晴走过来，站在我身后，忧心忡忡地开了口。
“李伟，咱们家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就这么大点地方，儿子明年就要中考了，正是要紧的时候，这怎么住啊？”
她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再说，来北京看病，还是协和，那得花多少钱？咱们的房贷还欠着一百多万呢！上个月儿子补习班的费用，我们都还没交呢！”
我沉默地听着，没有反驳。
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现实上。
我们这个不到六十平米，却承载了我们全部身家的“家”，早已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
我转过身，看着妻子疲惫而焦虑的脸，将手中的烟头在烟灰缸里狠狠地摁灭。
我的眼神变得无比坚定，语气里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
“他是我大哥。”
“救过我的命。”
“别说住一个月，就是住一年，把这房子卖了，我也得认！”
周晴看着我决绝的样子，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转身回了卧室。
那一夜，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了整整一包烟，再也没有合眼。
第二天下午，北京西站的出站口，人潮汹涌。
我在拥挤的人群中焦急地张望着，一眼就看到了王振军。
十年未见，岁月这把最无情的刻刀，在他身上留下了太多深可见骨的痕迹。
我记忆里的班长，是那个在训练场上能用眼神杀死人的“活阎王”，身姿笔挺如松，声音洪亮如钟。
眼前的他，两鬓已经花白，常年劳作的脸庞黝黑干瘪，布满了沟壑般的皱纹，像一块被风干的橘子皮。
他的背，不再挺直，微微有些佝偻，走路的时候，右腿明显拖沓着，每一步都显得异常沉重。
他身旁紧紧依偎着一个女人，想必就是嫂子刘芳。
嫂子比我想象的还要瘦弱，面色蜡黄，眼窝深陷，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精气神，一阵风就能吹倒似的。
她紧紧地挽着王振军的胳膊，仿佛那是她唯一的依靠，一路走，一路用手帕捂着嘴，压抑地咳嗽着。
他们的全部家当，就是两个破旧的帆布包，洗得都泛了白，却被塞得鼓鼓囊囊，像是要把整个家都背在身上。
这副模样，与周围拖着时尚行李箱、行色匆匆的都市男女，形成了无比刺眼的对比，显得格格不入。
“班长！”我冲他们用力地挥了挥手，大步迎了上去，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哽咽。
王振军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终于闪过一丝久别重逢的光亮，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挤出一个有些憨厚的笑容。
“老李！你小子，胖了啊！”
我鼻子一酸，二话不说，伸手就去接他肩上那个看起来最沉的帆布包。
他却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猛地一侧身，躲开了我的手。
“不用！我还没老到那个份上！”他的声音依旧像以前一样，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眼神里透着一股倔强。
我只好尴尬地缩回手，转而去接刘芳手里那个小一点的包。
刘芳怯生生地抬头看了王振军一眼，见他没有反对，才把包递给我，用几不可闻的声音说了句“谢谢你啊，兄弟”。
回到家，打开门的一瞬间，我清楚地看到了刘芳眼中一闪而过的失望。
我们这个所谓的家，在她看来，或许也只是一个稍微大点的“笼子”而已。
原本就狭小的空间因为多了两个人，显得更加拥挤不堪。
正在房间里上网课的儿子李念探出头，好奇地打量着这两个穿着土气、满身风尘的乡下亲戚，眼神里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疏离。
周晴的表现还算得体，她从厨房里端出早就准备好的茶水，脸上挂着礼貌而客套的笑容，安排他们住进了我们唯一的卧室。
而我们一家三口，则正式开启了在客厅打地铺的生活。
晚饭是周晴特意去超市买了些熟食，又加了两个炒菜。
饭桌上，气氛却尴尬到了冰点。
王振军夫妇似乎非常拘谨，腰杆挺得笔直，筷子只在自己面前的盘子里夹。
尤其是刘芳，全程都低着头，只扒拉着碗里的白米饭，偶尔剧烈地咳嗽几声，引得我们全家人都忍不住看向她。
“嫂子，别光吃饭啊，多吃点菜，看你瘦的。”我看不下去，主动给她夹了一大筷子红烧肉。
她像是受了惊吓，受宠若惊地抬起头，连连摆手。
“够了，够了，这肉太肥了，我吃不了……你们吃，你们吃。”
王振军瞪了她一眼，用家乡话低声斥责了句什么。
刘芳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头埋得更低了。
一顿饭，就在这种压抑得令人窒息的沉默中结束了。
晚上，我躺在客厅冰冷的地板上，能清晰地听见卧室里传来王振军压低了声音的训斥。
“让你多吃点，你怎么就不听？到了人家家里，别让人家看笑话！咱们不是来要饭的！”
接着是刘芳委屈的、断断续续的啜泣声。
我翻来覆去，心里像被一块巨大的石头死死地压着，喘不过气来。
这场压抑的“团聚”，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一个月的“围城”生活，远比我想象的，要艰难一万倍。
借住的日子正式开始了，我的生活彻底变成了一团被猫玩过的毛线，乱麻一团。
每天清晨五点，天还没亮，王振军就雷打不动地起床了。
他似乎睡得很浅，或者说根本没怎么睡。
他在狭小的客厅里活动手脚，因为那条残疾的腿脚不便，总会弄出些磕磕碰碰的声响，把我们一家三口都从梦中吵醒。
周晴敢怒不敢言，只能用被子蒙住头，表达无声的抗议。
每天陪着他们去医院，成了我的首要任务，为此我不得不跟公司请了长假，扣掉了大半的工资。
挂号、排队、做检查、取报告、拿药……
协和医院里永远人山人海，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各种病痛交织的复杂气味。
我们常常一待就是一整天，中午就在医院门口的花坛边，啃几口冰冷的馒头。
所有的开销，从几百块的检查费，到几块钱的地铁票，王振军一次都没有主动提过要自己付。
每次我掏出手机扫码付款的时候，他都只是沉默地站在我的身后，黝黑的脸涨得通红，像一块烧红的铁。
我那点微薄的工资，像自来水一样哗哗地流了出去，很快就见了底，我不得不开始动用信用卡。
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异，像无数根细小的尖刺，扎在我们这个临时拼凑的“大家庭”的每一个人身上。
医生说刘芳的病需要静养，不能吵闹。
可儿子李念明年就要中考，每天都要在家上网课，敲键盘、跟老师连麦互动，声音稍微大一点，卧室的门就会被悄悄拉开一条缝，王振军那张布满愁容的脸会探出来看一眼。
李念因此变得烦躁不安，学习效率一落千丈。
周晴是个有轻微洁癖的人，家里的地板每天都要用消毒湿巾擦上三遍。
刘芳因为身体虚弱，加上不习惯城里的马桶，经常把卫生间弄得水花四溅，头发掉得哪儿都是。
周晴每次都只能憋着一肚子火，戴上橡胶手套，默默地进去，花上半个小时，将卫生间重新清理得一尘不染。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王振军那几乎从不离手的烟。
他抽的是那种最劣质的卷烟，烟叶子卷得松松垮垮，味道呛人得能把人熏个跟头。
他总是一个人躲在阳台上，把窗户开到最大，对着外面吞云吐雾。
可那浓重的烟味，还是会像有生命的藤蔓一样，钻进屋里的每一个角落，附着在沙发上、窗帘上、我们的衣服上。
周晴和儿子都被呛得不停咳嗽，家里的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档也无济于事。
“李伟，你能不能跟他说说，让他别抽了！呛死人了！”周晴不止一次地对我低声抱怨。
我鼓起勇气，试着跟王振军提过一次。
“班长，你看，家里有孩子，你这烟……能不能少抽点？”
他当时愣了一下，随即就把手里的半截烟狠狠地摁灭在了窗台上，闷声说了一句“知道了”。
可是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又看到他一个人站在阳台的黑暗中，点燃了那一点猩红的、绝望的火光。
怨气，就像一个不断被充气的气球，在我们这个狭小的家里越积越多，濒临爆炸。
终于，在一个我因为垫付医药费而刷爆了最后一张信用卡的晚上，周晴彻底爆发了。
“李伟！这不是一天两天！这都快一个月了！”
她把我拽进厨房，关上门，把声音压得像耳语，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子，狠狠地捅进我的心脏。
“咱们家都快成慈善机构了！房贷下个月就要还了，拿什么还？儿子下学期的学费怎么办？”
“他救过你的命，不是救我们全家的命！你让他住进来我没意见，可你看看现在，咱们的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
她死死地盯着我，眼睛里充满了血丝和泪水。
“你问问他！你倒是去问问他啊！他来北京，到底带了多少钱来？是不是一分钱都没带，就指着我们家养着他们？！”
我被她的话堵得哑口无言，只能沉默着，任由那些话语将我凌迟。
因为周晴说的，都是事实。
我们的争吵声，虽然刻意压低，但在这个隔音效果极差的老房子里，显得异常清晰。
隔壁卧室里，刘芳的咳嗽声，突然停止了。
我知道，王振军听见了。
我们说的每一个字，他都听得清清楚楚。
那晚之后，他变得更加沉默了。
整个人像一块被风干的岩石，常常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坐就是大半天，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他抽烟抽得更凶了，有时候，一个人在阳台上，能站到凌晨。
我看着他日渐佝偻的、孤独的背影，心里有愧，却又无力解释，甚至生出了一丝厌烦。
那份沉甸甸的救命之恩，正在被这些琐碎的、不堪的现实，一点一点地消磨殆…
在医院跑的次数多了，我像个侦探一样，渐渐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刘芳的检查项目虽然做得五花八门，什么B超、心电图、血常规、CT，几乎把医院的设备体验了个遍。
可每次取报告的时候，我都看到，她的主治医生跟她谈话时，表情并不凝重，反而像是在做常规的健康咨询。
有一次我借口去洗手间，悄悄地躲在门后，清楚地听到医生对她说。
“大姐，你这就是长期营养不良加上精神焦虑引起的植物神经紊乱，没什么大问题，回去放宽心，好好调养就行，我给你开点维生素和安神的药。”
这根本不像是在对一个需要来北京协和看病的重病患者说的话。
反倒是王振军，他的反常举动越来越多，越来越让我疑心。
他经常借口去上厕所，或者说去抽根烟，一个人消失很长时间。
有一次我去找他，绕到住院部后面的小花园，发现他正躲在一棵大树后面，扶着树干，整个人弯成了虾米，剧烈地喘着粗气，脸色白得像一张纸，额头上全是冷汗。
“班长，你怎么了？”我被他的样子吓了一大跳，赶紧跑过去扶他。
他看到我，像是受惊的兔子，慌忙直起身子，用力地推开我的手，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没事，没事，老毛病犯了，腿不中用了，歇会儿就好。”
还有一次，周晴让我帮王振军整理一下那个破旧的帆布包，因为包的拉链坏了，里面的东西都快掉出来了。
就在我把他那些带着霉味的衣物一件件拿出来的时候，在包的最底层，我摸到了一个硬硬的、方方正正的药盒。
我借着窗外的光一看，心里“咯噔”一下，差点叫出声来。
那是一盒进口的靶向药，包装上全是看不懂的外文，但最下面有一行小小的中文标签。
我清楚地看到，药盒上印刷的适应症，清清楚楚地写着两个字——肺癌。
而且是晚期肺癌。
我当时脑子就懵了，手脚冰凉。
难道……得病的不是嫂子，而是班长？
可我转念一念，又觉得不可能。他那么硬朗的一个人，怎么会得这种病？
也许是给村里其他人带的药。山区医疗条件差，托来北京的人带这种救命的药也是常有的事。
我把这个可怕的念头强行从脑子里驱逐出去，不敢再深想。
临走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至今想起来都悔恨交加。
那天晚上，儿子李念毫无征兆地发起了高烧，体温计的红线一下子飙到了三十九度五。
我急得团团转，随便套了件衣服，抱着儿子就要冲下楼去儿童医院。
王振军突然从卧室里冲了出来，一把拦住了我。
他二话不说，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掏出几张被汗水浸得皱巴巴、散发着体温的百元大钞，硬往我手里塞。
“拿着！快去！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别亏了娃！”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这是他来北京这一个月，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主动往外掏钱。
掏的，还是给我的儿子。
我的鼻子瞬间就酸了，连忙用力推辞。
“班长，这钱我不能要！我有！你留着给嫂子买药！”
“让你拿着就拿着！”他眼睛一瞪，又恢复了当年在部队时的那种威严和霸道，“是不是看不起我？！”
他的眼神异常固执，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有一种不容拒绝的力量，仿佛我不接下这钱，就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我最终还是没要那几百块钱，几乎是逃一样地抱着儿子冲下了楼。
可他那双复杂的眼睛，却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现在回想起来，那眼神里，除了一个长辈对晚辈的关爱，似乎还藏着一种……诀别般的、沉重的托付。
一个月的“疗程”，在压抑和煎熬中，终于结束了。
王振军主动找到我，说刘芳的病没什么大碍，医生也说回去调养就行，他们准备回去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竟然没有丝毫挽留，反倒是长长地、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我跟公司又请了一天假，开车送他们去火车站。
车里，气氛压抑得让人想跳车。
周晴坐在副驾驶，戴着耳机，眼睛看着窗外，摆明了不想参与任何交流。
王振军和刘芳坐在后排，也是一路沉默。
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刘芳一直在偷偷地抹眼泪，而王振军，则一直扭头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北京城，眼神空洞得像两口枯井。
我心里烦躁到了极点，油门踩得越来越深，只盼着能快点到站，快点结束这令人窒息的一切。
到了火车站的停车场，我帮他们把那两个破旧的行李从后备箱拿了出来。
王振军把两个帆布包都交给了刘芳，用家乡话对她说了句什么，刘芳点点头，就一个人先走向了候车室门口。
然后，他转过身，独自面对我。
诺大的停车场里，车来车往，我们两个人就这么站着，相对无言。
我以为，他总该说点什么。
哪怕是客套一句，“老李，这一个月的花销，我记着呢，回头一定给你汇过去”。
这样，我心里也能好受一点，觉得我这一个月的付出，至少换来了一句准话。
但他没有。
他什么都没说。
他就那么站着，看着我，眼神复杂得像一团解不开的乱麻。
有愧疚，有不舍，有感激，还有一丝我当时完全读不懂的、如同赴死般的决绝。
他缓缓地抬起他那只粗糙宽厚的手。
那只曾经能轻松举起一整箱炮弹的手，如今却有些微微颤抖。
他把手，重重地拍在了我的肩膀上。
一下。
两下。
力气很大，大得超乎我的想象，拍得我肩膀的骨头生疼。
仿佛要把他这辈子的千言万语，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感谢和嘱托，都通过这两下，狠狠地拍进我的身体里。
他的嘴唇动了动，干裂的嘴唇里，最终只挤出了沙哑的、几乎听不清的四个字。
“老李，保重。”
说完，他深深地看了我最后一眼，然后毅然转过身，迈着那条残疾的腿，一步一瘸，走向了他的妻子。
没有再回头。
我僵在原地，像一尊被风化的雕塑。
我看着他们夫妇二人相互搀扶的、日渐佝偻的背影，慢慢地，慢慢地，消失在车站拥挤的人潮中。
一股巨大的失望和愤怒，如同压抑已久的火山，瞬间冲上了我的头顶。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天大的傻瓜。
一个彻头彻-尾的冤大头。
我搭上了一个月的工资，搭上了一家人的安宁，换来的，就是这两下不痛不痒的拍肩，和一句轻飘飘的、毫无意义的“保重”？
回到家，我跟周晴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
我把这一个月积攒的所有委屈和憋闷，都像倒垃圾一样，歇斯底里地发泄了出来。
最后，我拿起手机，找到王振军的号码，当着周晴的面，狠狠地按下了删除键。
我冲着空气，也冲着我自己，嘶吼道。
“王振军！从今往后，我李伟再也不认你这个大哥！”
我当时以为，这是我和他之间，兄弟情义的终点。
我以为，生活会很快回到正轨，这个令人不快的插曲会像从未发生过一样，慢慢被遗忘。
我做梦都没想到，一周之后，一场惊天动地的风暴，正以雷霆万钧之势，等着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彻底掀翻。
那天下午，我正在公司参加一个极其重要的项目季度复盘会。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气氛紧张得像一根拉满的弓弦。
我因为一个数据上的微小错误，被部门主管当着所有人的面，点名批评了十几分钟，正憋着一肚子火，脸上火辣辣的。
就在这时，我为了表示尊重而调成震动模式的手机，突然在会议桌上“嗡嗡”地疯狂震动了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朝我射了过来，主管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我尴尬地拿起手机，正准备挂断，却发现不是电话，而是一条短信。
我极不耐烦地瞥了一眼屏幕，以为又是哪个商家发来的垃圾广告，或者是催缴话费的通知。
可当我的目光扫到发件人那一栏时，我的瞳孔，在一瞬间，猛地收缩成了针尖大小！
发件人，是【XX银行】！
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一个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难道是信用卡又被盗刷了？
我颤抖着手，在主管杀人般的目光注视下，点开了那条短信。
下一秒，我的大脑“轰”的一声，仿佛有十万颗炸雷同时在我的颅腔内炸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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