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哟，这不是咱们院的大忙人耿致远吗？这大中秋节的，终于舍得从南方回来啦？”
桂花婶手里嗑着瓜子，那双三角眼上下打量着我，嘴角带着一抹似笑非笑的嘲讽。
周围邻居发出一阵哄笑，有人附和道：“桂花嫂子，人家那是做大生意的，说不定钱都缝在内裤里怕丢呢！”
我没搭理他们的冷嘲热讽，只是紧了紧手里那个沉甸甸的黑色皮包......
01
1991年的那个秋天，县农机厂的广播里正放着《在希望的田野上》，声音嘹亮而充满朝气。
但我坐在油漆斑驳的办公桌前，看着手里那张只有二百来块钱的工资条，心里却是一片荒凉。
我是耿致远，县农机厂的技术员，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
旱涝保收，生老病死厂里都管，甚至连以后孩子的接班问题都不用愁。
可只有身在其中的人知道，厂里的效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仓库里堆积如山的配件卖不出去，工人的工资开始拖欠，有时候发下来的是一箱箱卖不掉的毛巾或者肥皂。
我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做出了一个让我父母差点跟我断绝关系的决定——辞职。
那天晚上，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父亲把茶杯狠狠地摔在地上，瓷片碎了一地，就像他此刻破碎的心。
“你是不是失心疯了？啊？放着好好的皇粮不吃，你要去当什么盲流？”
父亲的手指着我的鼻子，气得浑身发抖。
母亲在一旁抹着眼泪，嘴里念叨着：“作孽啊，作孽啊，咱们老耿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不安分的种。”
我低着头，一言不发，但我眼里的光却没有熄灭。
我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南方吹来的风里都带着金钱的味道。
我不甘心就在这个筒子楼里，看着自己一点点老去，最后像父亲一样，为了几块钱的医药费去求厂领导签字。
最让我难受的，是妻子杜慧芳的态度。
她没有骂我，也没有闹，只是默默地收拾着桌子上的碎片。
但我看到了她转身时，偷偷擦掉的眼泪。
那天夜里，慧芳背对着我，声音有些哽咽：“致远，你要想好了，两个孩子还小，你要是输了，咱们家可就真揭不开锅了。”
我从身后抱住她，咬着牙说：“慧芳，你信我一次，我不想让咱们的孩子以后为了买个作业本都要看人脸色。”
第二天，我交了辞职信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家属大院。
那个年代，辞职下海是件稀罕事，更是件在老一辈眼里“不务正业”的事。
住在隔壁的桂花婶，是厂里出了名的大喇叭，也是最见不得别人好的一个人。
她儿子李大光跟我同岁，接了他爸的班在车间当工人，整天端着茶杯混日子。
桂花婶端着饭碗站在楼道口，看见我出来，故意提高了嗓门。
“哎哟，听说了吗？老耿家的儿子把工作辞了，说是要去南方发大财呢！”
旁边的几个邻居围了过来，脸上带着那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表情。
“真的假的？那可是技术员啊，干部身份，说不要就不要了？”
“什么发财啊，我看就是脑子进水了，那是投机倒把，是二道贩子，以前可是要抓去坐牢的！”
桂花婶撇了撇嘴，一脸的不屑：“就是，我家大光说了，现在厂里正评先进呢，以后福利好着呢。”
她转过头看着我，假惺惺地笑道：“致远啊，不是婶子说你，你这叫身在福中不知福。”
“以后要是混不下去了，连个退休金都没有，到时候可别回来哭鼻子。”
我没有反驳，只是默默地推着自行车，穿过那些刺耳的议论声。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只有把钱赚回来，才能堵住这些人的嘴。
临走的那天清晨，天还没亮，大院里静悄悄的。
慧芳给我煮了十个鸡蛋，缝在了我的贴身口袋里。
她眼睛肿得像桃子，显然是一夜没睡。
“到了那边，记得写信，要是……要是实在不行，就回来，咱不怕丢人。”
我看着妻子憔悴的脸，心如刀绞。
我摸了摸熟睡中孩子的小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狠下心，提起那个装着我全部家当的编织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
那一刻，我感觉身后的大院像一张巨大的嘴，想要把我吞噬。
但我必须走，为了这个家，也为了证明我自己。
那是1991年，我怀揣着从亲戚朋友那里东拼西凑来的五千块钱，踏上了南下广州的绿皮火车。
火车上人挤人，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空气中弥漫着汗臭味、方便面味和脚臭味。
我就坐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身下垫着一张旧报纸。
随着火车“况且况且”的声音，看着窗外不断倒退的树木，我的心里充满了迷茫和恐惧。
我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我知道，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如果我不混出个人样来，我这辈子都抬不起头做人。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全是桂花婶那张嘲笑的脸，和慧芳担忧的眼神。
我在心里暗暗发誓：耿致远，你要是个男人，就一定要衣锦还乡！
然而，现实远比我想象的要残酷得多。
我以为凭借着一腔热血就能闯出一片天，却不知道江湖险恶，人心难测。
这就好比一只一直关在笼子里的鸟，突然飞进了原始森林，除了自由，更多的是随时可能丧命的危险。
02
广州，对于90年代初的内地人来说，那就是花花世界，是遍地黄金的地方。
当我不修边幅地站在流花车站的广场上时，看着满街穿梭的出租车和打扮时髦的男男女女，我彻底懵了。
这里的人说话像吵架，语速快得我根本听不懂。
天气热得像蒸笼，我穿着从家里带出来的厚外套，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流。
我紧紧捂着口袋里的钱，像个受惊的兔子一样警惕地看着周围。
我听说广州的电子表便宜，倒腾回去能翻好几倍。
于是，我凭着一股愣劲儿，摸到了一个叫西堤电子市场的地方。
那里的摊位密密麻麻，摆满了各种新奇的电子产品。
我转了好几圈，看中了一款外形很酷的电子表。
老板是个操着一口广普的中年人，满脸堆笑，看起来很热情。
“靓仔，眼光不错啊，这是最新款，香港那边刚过来的货。”
他拿着计算器，手指飞快地按着，给我报了一个让我心动的价格。
我想着这表拿回县城，至少能赚一倍的钱。
那时候的我太单纯，根本不懂什么叫“切货”，什么叫“调包”。
我一咬牙，把手里的一大半本钱都砸了进去，买了一大包电子表。
老板当着我的面点的货，一个个包装精美，看着都没问题。
我提着货回到那个几十个人挤一间房的小旅馆，兴奋得一夜没睡。
我仿佛看到了钞票像雪花一样向我飘来，看到了桂花婶目瞪口呆的表情。
然而，噩梦来得太快。
第二天，我想再检查一下货，结果打开几个盒子一看，我的血都凉了。
除了最上面那一层是真的，底下的全是不走的坏表，甚至是只有个外壳的模型！
我疯了一样跑回市场去找那个老板，可那个摊位早就换了人。
我站在嘈杂的市场里，感觉天旋地转，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那可是我借来的钱啊，是我全家的希望啊！
周围的人冷漠地看着我，仿佛这种事在这里每天都在发生，根本不值得同情。
那一刻，我真想一头撞死算了。
我不敢给家里写信，更不敢回去。
钱没了，我连住旅馆的钱都省不下来了。
我开始流浪，白天在火车站帮人扛大包，晚上就睡在立交桥底下。
广州的蚊子大得吓人，咬得我浑身是包。
我饿了就去捡别人吃剩的盒饭，渴了就喝自来水。
有好几次，我站在珠江边，看着黑漆漆的江水，真想跳下去一了百了。
但我只要一闭眼，就能看到慧芳那双含泪的眼睛，听到孩子叫爸爸的声音。
我不能死，我死了，我的老婆孩子这辈子都抬不起头。
就在我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命运终于给了我一丝转机。
那天，我在一个物流园蹲活儿，等着看来有没有老板需要卸货。
一辆挂着浙江牌照的大货车突然抛锚了，司机急得满头大汗，怎么也修不好。
那老板是个胖子，急着要赶路送货，在旁边骂骂咧咧。
我以前在农机厂是搞技术的，修机器是我的老本行。
我壮着胆子走过去，用蹩脚的普通话说：“老板，我会修，让我试试？”
那个浙江老板狐疑地看了看我这身破烂的衣服：“你？你是干嘛的？”
我说：“我以前是修拖拉机的，原理都差不多。”
死马当活马医，老板让我试了试。
我钻进车底，不大一会儿就找到了毛病，是一根油管堵了，加上线路有点接触不良。
我三下五除二给弄好了，车子一打火，轰隆隆地响了起来。
那个浙江老板高兴坏了，拍着我的肩膀说：“行啊兄弟，有两下子！”
他给了我两百块钱，还要请我吃饭。
吃饭的时候，我不争气地狼吞虎咽，连吃了三大碗米饭。
老板看出了我的窘迫，问起了我的遭遇。
我也许是太久没跟人说话了，把被骗的经历一股脑都说了出来。
那个老板听完，叹了口气说：“兄弟，你是实诚人，这地方水深，你不懂行肯定被宰。”
他说他叫陈大富，是做服装生意的。
“你要是信得过我，别搞什么电子表了，那玩意儿水太深。你跟我去进点衣服，倒腾到你们北方去，虽然利薄，但是稳当。”
陈老板的话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漆黑的世界。
我用剩下的一点钱，加上陈老板借给我的一点货款，进了一批牛仔裤和花衬衫。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服装生意，也是我翻身的开始。
我不再想着一夜暴富，而是脚踏实地，赚辛苦钱。
我背着比我人还高的编织袋，挤火车，睡地板，像只蚂蚁一样往返于广州和县城之间。
为了省运费，我每次都自己扛货，肩膀被勒出了一道道血痕，结成了厚厚的茧子。
当我第一次把那批衣服在县城的集市上卖完，数着手里皱皱巴巴的钞票时，我躲在没人的巷子里哭出了声。
但我没有立刻回家炫耀，也没有买新衣服。
我把赚来的钱大部分又投了进去，只留了一点点寄回家。
我在信里告诉慧芳，我在外面挺好的，找了个工厂上班，包吃包住。
我不希望她担心，也不希望那些等着看我笑话的邻居知道我还在挣扎。
每次回到县城，我都特意穿得旧旧的，灰头土脸。
我要让所有人都以为，耿致远在外面混得很惨。
我要积蓄力量，等待一个真正能让他们闭嘴的机会。
03
接下来的几年，我就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骆驼，奔波在南北线上。
我慢慢摸清了门道，不再盲目进货。
我知道县城的年轻人喜欢什么，知道什么款式的衣服好卖。
我开始从零售转做批发，把货分给县里的小商贩。
生意越做越顺，我的腰包也渐渐鼓了起来。
但我依然保持着低调，每次回大院，都像做贼一样。
我看尽了人情冷暖。
有一次过年回家，我在院子里碰到了李大光。
他穿着厂里发的新工作服，手里提着两瓶酒，满面红光。
“哟，致远回来了？这衣服怎么还是去年那一身啊？”
李大光故意大声嚷嚷，引得周围邻居都探出头来看。
“怎么样？在外面发财了吗？要是混不下去了，跟我说一声，我跟车间主任说说，让你回来当个临时工。”
他眼里的轻蔑像针一样扎人。
桂花婶也在一旁帮腔：“就是啊致远，你看大光，现在都是小组长了，年年评先进。你这在外面瞎跑，图个啥？”
我赔着笑脸，递上一支烟：“大光哥有出息，我哪能跟你比，我就在外面混口饭吃。”
看着他们得意的背影，我摸了摸贴身口袋里的存折，上面的数字已经变成了六位数。
但我忍住了，时机还未到。
我要的不是跟他们吵一架，我要的是彻底的碾压，是让他们这辈子都忘不了的震撼。
时间一晃到了1996年。
这一年，移动通信技术开始在国内大城市悄然兴起。
我在广州做生意，接触的老板多，眼界也开阔了。
我发现，那些真正的大老板，腰里都别着一个像砖头一样的黑色家伙——“大哥大”。
那时候，这玩意儿就是身份的象征，是实力的代名词。
只要这东西往桌子上一放，谈生意都要顺利几分。
一部摩托罗拉3200，加上入网费，要两三万块钱。
在那个县城房价才几百块一平米的年代，这就是两套房子的价格！
我咬了咬牙，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要买！
不仅仅是为了谈生意方便，更是为了那口气。
那是1996年的中秋节，一个注定要被载入我们大院史册的日子。
那天，月亮特别圆，大院里的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摆了桌子，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赏月。
空气中飘散着红烧肉和桂花酒的香味。
桂花婶家最热闹，李大光刚升了车间副主任，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他家桌子上摆满了鸡鸭鱼肉，还放着一台崭新的双卡收录机，放着港台流行歌。
“来来来，大家吃菜！今儿高兴！”
桂花婶的大嗓门震得人耳朵嗡嗡响。
“哎呀，我家大光就是争气，厂长都夸他是接班人呢！”
她一边给邻居散烟，一边斜眼看着我家那张略显冷清的小桌子。
慧芳带着两个孩子默默地吃着月饼，头都不敢抬。
就在这时，我推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破自行车进了院门。
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裤脚上还沾着泥点子，头发乱糟糟的，看起来风尘仆仆。
但我手里，紧紧提着那个黑色的皮包。
“哎哟，致远回来啦？”
桂花婶眼尖，第一个看见了我。
“这大过节的，才回来啊？看来生意挺忙啊，忙得连身新衣服都买不起？”
全院的人都停下了筷子，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我。
李大光端着酒杯，晃晃悠悠地走过来，脸上带着醉意。
“致远啊，不是哥说你，你看看你现在混成什么样了？”
“五年了，整整五年了！你给家里拿回来过一分钱吗？”
“慧芳跟着你受了多少罪？你看看她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的！”
李大光的话像一把盐，撒在了慧芳的伤口上，她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掉进了碗里。
我停好车，走到桌边，轻轻拍了拍慧芳的肩膀，示意她别哭。
然后，我转过身，看着李大光和桂花婶，脸上没有一丝怒气，反而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
“大光哥，婶子，让你们操心了。”
我不紧不慢地说道。
“这几年在外面是不容易，不过，总算是熬出头了。”
桂花婶嗤笑了一声，瓜子皮吐了一地。
“熬出头？我看是熬成婆了吧？就你手里那个破包，跟捡破烂似的，里面装的啥？咸菜疙瘩？还是你在外面讨饭讨来的馒头？”
周围爆发出一阵哄笑声。
“就是啊，致远，别装了，实在不行就回来吧，大家邻里邻居的，还能给你口饭吃。”
那些平日里看笑话的邻居们，此刻都露出了那种高高在上的怜悯。
我没说话，只是把那个黑色的皮包，重重地放在了那个破旧的木头饭桌上。
“砰”的一声闷响。
桂花婶翻了个白眼：“咋？还要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破烂？”
就在这一瞬间，就在所有人都等着看我笑话的这一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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