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掉手机电源键的时候，海风正把李明的白衬衫吹得鼓起来。他站在沙滩上朝我挥手，笑容里满是大学时代那种没心没肺的光。

“真关机啊？”他笑着问，“不怕你家老张着急？”

“说好了这三天属于我自己。”我把手机塞进背包最底层，“二十年了，我总该有七十二小时做回陈小雨，不只是张太太和童童妈妈。”

这话说出口时，我其实有点心虚。老张昨天还问我周末安排，我说公司团建。他点点头继续看报表，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也是，结婚十五周年那天他都在加班，三天不见面算什么？

浪打过来的时候我惊叫着跳开，李明笑我胆小。我们在海边追着跑，像二十年前在校园操场那样。晚上大排档的啤酒冒着泡，烤生蚝的蒜香飘得很远。他聊起离婚后的生活，我谈起童童的升学压力。凌晨两点，我们并排坐在沙滩上，听潮水一遍遍漫上来。

“还记得毕业那年咱们说要骑行环岛吗？”李明忽然问。

我鼻子有点酸。当然记得，只是后来我考上了公务员，认识了老张，计划就永远停在了计划里。

第三天下午，我开始不安。不是想家，而是一种说不清的焦躁。李明看出来了，早早送我去车站。高铁飞驰，窗外风景模糊成色块。我掏出手机，盯着漆黑的屏幕犹豫了很久，终于按下了电源键。

开机画面亮起的瞬间，几十条消息和未接来电提示涌进来，震得我手发麻。大部分是婆婆和小姑的，还有几条来自我妈。老张只打了三个电话，分别在周五晚上、周六中午和周日早上，规律得像打卡。

我深吸一口气，拨通老张的电话。铃声响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又在开会。

“喂？”他的声音平静得吓人，“到哪儿了？”

“快到家了，大概半小时。童童这三天……”

“童童在我妈那儿。”他打断我，“家里有点事，你直接回来。”

电话挂断了。

我握着发烫的手机，心跳突然乱了几拍。老张从来不会先挂电话。

楼道里安静得反常。我站在家门前调整呼吸，把三天海风的咸味收进记忆深处，换上平时那个温和得体的微笑。钥匙转动时，我甚至想好了怎么解释——就说公司团建临时去了海边，手机掉水里了。

门开了。

客厅里坐着满满一屋子人。

婆婆、公公、小姑一家、我爸妈、甚至还有几个我不太熟的远房亲戚。所有人都停下交谈望向我，目光复杂得像在看一个陌生人。茶几上摆着没动过的果盘，空气中弥漫着尴尬的沉默。

然后我看见了老张。

他站在阳台门边，手里捏着半截没点燃的烟——他戒烟五年了。当我们的目光撞在一起时，我浑身的血都凉了。那不是愤怒，不是失望，甚至不是难过。那是冰，厚厚的、沉沉的、经过三天三夜凝结成的冰层，下面压着我从未见过的黑暗。

“小雨回来了。”婆婆率先开口，声音干巴巴的，“玩得开心吗？”

我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背包从肩上滑落，掉在地板上发出闷响。里面装着湿漉漉的泳衣，还有李明硬塞给我的海螺——他说放在耳边能听见自由的声音。

“公司团建还顺利吧？”小姑的语调尖得能划破空气，“我哥说联系不上你，担心得差点报警。结果巧了，小王周六在银滩看见你了。”

小王是小姑的同事。世界真小，小到容不下一个谎言。

我看向老张，用眼神哀求他。说点什么，做什么，哪怕是发火也好。但他只是站在那儿，用那双冰冷的眼睛看着我，像看一件打碎了的瓷器，正在估算残值。

“李明离婚半年了吧？”我妈突然问，声音发抖，“小雨，你跟我说实话。”

所有的辩解在喉咙里碎成玻璃碴。我看着一屋子亲人——那些应该站在我这边的人，此刻都用审视的目光切割着我。而我结婚十五年的丈夫，那个我以为会平淡到老的男人，正用沉默筑起一堵我永远翻不过去的墙。

“我们只是朋友。”我终于挤出声音，小得自己都听不清。

“朋友。”老张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轻得像叹息。这是他进门后说的第一句话，却让整个房间的温度又降了几度。

他走过来，脚步很慢。经过我身边时，他停顿了一下。我以为他会停下，会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哪怕是当着所有人的面争吵。但他没有。他径直走进卧室，关上了门。

“砰”的一声轻响，比任何怒吼都震耳欲聋。

亲戚们陆续起身，拍着我的肩，摇着头，叹着气离开。我妈红着眼睛想说些什么，被我爸拉走了。最后离开的是婆婆，她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很多年后都记得——不是责备，居然是怜悯。

当防盗门最终关上，世界安静得可怕。

我站在原地，看着这个我布置了十二年的家。照片墙上有我们蜜月旅行的笑容，童童第一次走路的抓拍，全家福里老张的手搭在我肩上。所有东西都在原位，却又好像全都不一样了。

卧室门依然关着。

我慢慢走过去，手放在门把上，却没有勇气拧开。隔着门板，我听见极轻微的声响——是老张打开行李箱的声音。

原来这三天，不仅我在收拾行囊。

海螺从背包侧袋滑出来，滚到脚边。我捡起来，迟疑地贴在耳边。没有海浪声，没有自由的风，只有一片空洞的嗡鸣，像某种提前响起的哀鸣。

那扇门后，我的婚姻正在安静地死去。而我站在这里，手里握着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和一个再也叫不醒的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