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科技史用——中国科技史家送给李约瑟的礼物|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科学史|竺可桢

作者：李广进

何丙郁先生说：“没有中华民族的支持，也不会有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而中国科技史家给予李约瑟的帮助是“中华民族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中国科技史家送给李约瑟的礼物中，来审视他们为李约瑟提供的帮助及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

李约瑟自1937年受鲁桂珍、沈诗章、王应睐等中国学者的影响，开始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并心生向往后，又于1943年至1945年在中国各科研机构作实地调研，更加坚定了他要深挖中国科技史“金矿”的决心。在此期间，李约瑟通过晤谈、研讨、演讲等方式，广泛结交有科技史研究兴趣的同仁，并通过求教、参观、市场采购等方式收集中国科技史料。李约瑟领悟到，做好中国科技史研究离不开中国科技史家的支持与帮助，而中国科技史家也为李约瑟能够放下已卓有成就的生物化学研究，从一位胚胎化学的奠基人转变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生”而敬佩不已。因此无论是在李约瑟访华之际，还是逢其寿辰之时，中国科技史家们都会赠送其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或是有助于学术研究的礼物。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在中国科技史家送给李约瑟的礼物中，书法和篆刻占有相当的比重。以中国文字为载体的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可以说自李约瑟接触汉字之初便一直吸引着他。在遍访中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日子里，李约瑟与诸多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科技史家过从甚密，甲骨四堂中的郭沫若和董作宾都有书法作品相赠，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用朱砂书写的《道德经》截句大获李约瑟“道心”，农史学家石声汉则以“人道敏政地道敏树”的书法立轴作为定交之礼。而篆刻的审美意趣和实用价值所表现出的艺术魅力同样深得李约瑟的欢心。这使他在初走古丝绸之路时，便开始或买或捡地收集沙漠中能做印章的五彩石头，或留作自用，或惠赠友人，竟忘了卡车抛锚的烦恼。李约瑟研究所成立后，他直接选用“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用”的印文作为所徽，并应用在研究所的奠基石、信笺纸，以及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招牌上。

李约瑟的早期用印大多是请北京、杭州等地篆刻店的艺人篆刻的，中国科技史家为他亲自操刀治印或找人代刻印章则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之后。莫弗特（J. Moffett）与陈正宏主编《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藏汉籍善本图目》一书的附录部分，刊载了1942年至1971年李约瑟用印17方，除1971年的为日本人所刻外，其余皆出自中国篆刻艺人之手，年代最晚者为1964年，是李约瑟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三次访华时，请西泠印社韩登安刻制的[1]。后受时局形势的影响，书法篆刻重新走进李约瑟的视野则是改革开放后的事情了。

上海科技史家胡道静（1913—2003）因研究《梦溪笔谈》而驰名海内，其代表作《梦溪笔谈校证》（以下简称《校证》）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李约瑟对《梦溪笔谈》也有精深的研究，但自《校证》问世后，他引用《梦溪笔谈》的内容则多以《校证》的研究成果为标准。因此《梦溪笔谈》便成了联结李约瑟与胡道静学术友谊的纽带。《校证》发表后，李约瑟先是与胡道静鸿雁往还，后来在他历次的访华行程中必到上海拜访，除1972年造访未果外，每次都有学术畅谈的经历[2]。为向李约瑟表达敬意，胡道静每次也都有礼物相赠，有些礼物虽不是道静先生亲手所为，但礼物设计用心良苦。比如请著名画家谢稚柳作图，再请竹刻家徐孝穆所刻的竹搁臂；请孙仲威绘画，再请周谷城题款的《寿星图》。此中当然也不乏金石篆刻作品，比如在得知李约瑟取了“胜冗子”的新别号后，请孙仲威代刻的鸡血石别号印；还有请蔡天石篆刻的“李约瑟”阴阳文对印，充当了李约瑟为《科学少年》撰文的稿费；而胡道静转赠戈革为李约瑟刻制的一组姓名斋号印[3]，可算是中国科技史家赠送李约瑟篆刻作品的典型代表。

胡道静夫妇与李约瑟合影[4]

戈革（1922—2007）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研究所，原习理论物理学，中年后治量子力学史，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首批物理学史研究生导师。戈革先生精通英、德、俄三门外语，并有为学术献身的坚定意志，专研丹麦物理学家玻尔（N. Bohr），独立翻译《尼耳斯·玻尔集》12卷，最后两卷是在克服白内障眼病的情况下仅用一年时间完成的。戈革因翻译速度快享有“快刀手”之称，虽“快”却不失“译事信、达、雅”的水准，而这“雅”的基础便来自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尤其对方块字的情有独钟。戈革书法篆刻皆善，尤其对篆刻一道造诣甚深，他自1954年开始收集印谱自学篆刻，篆刻作品数以万计，钱钟书的常用印便出自戈革之手。而与翻译作品相似，戈革刻印速度快且不失艺术水准，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便完成金庸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印章创作，共计1600余方，得到金庸的回信赞许。戈革常叹息：“可怜洋人无中国之方块字，故不能从欣赏书法和篆刻中获得更多的享受。”但李约瑟是个例外。

李约瑟虽然没有接受过学院式的汉语教育，但他凭借着“愚勇”的刻苦精神和善用科学方法的灵活头脑，领悟了中国古老会意象形符号的奥秘。李约瑟从读音入手学习汉语，他使用剑桥大学汉语教授威妥玛（T. Wade）和翟理思（H. Giles）创制的 “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来标识汉字的读音，并大胆使用化学方法研究分析汉字的造字规律。他把汉字看作是化学分子，而部首为原子，整个汉字系统便是由214个原子用各种排列组合法构成的整体，他有效地运用分子和原子的概念帮助理解汉字字义和记忆汉字的字形[5]。外加剑桥汉语教授哈隆（G. Haloun）和鲁桂珍等人的加持，在书写和阅读古文献方面，李约瑟更是如虎添翼，汉字和汉语水平均达到了满足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水平。中国科技史家凡见过李约瑟中文学习笔记者无不心生敬佩，有按读音分类总结的《李约瑟的英汉字话书》、有记录词组短句类的《行字典》、有繁简字参考的《中文简繁字对照表》，另外还自编《汉英字典》和《中国文理法》等。或许正是有了对中文的深度理解，李约瑟给自己取别号时才得心应手，而这也恰是戈革为李约瑟治印的缘起。

李约瑟先后为自己取过3个别号：丹耀、十宿道人和胜冗子，胡道静写有专文介绍。“丹耀”之“丹”，指道家炼丹之结晶，且与道教之祖李聃之名同音，体现出李约瑟对道家外丹丹术在化学成就上，和对内丹丹术在生理学功能上的肯定；“十宿道人”中的“十宿”是“Joseph（约瑟夫）”的中国南方的译法，10世纪阿拉伯人将此西名传至中国，用闽南语译“Joseph（约瑟夫）”便是“十宿”，包含有中外文明交流的内涵；“胜冗子”的意思是“克服混乱的人”，象征着李约瑟努力克服他人对中国科技史的误解、错译和谬说，体现着他为中国科技史正名的决心。

李约瑟的中文学习笔记[6]

戈革觉得李约瑟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心甘情愿地为中国科技史奉献大半生已实属不易，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为自己所取的汉文姓名、别号等所表现出的传统文化素养之深，令中国当代的科技史学者都难以企及。感动之际，便为李约瑟创作了这组9枚，包括姓名印、别号印、藏书印的组章，涉及李约瑟使用过的所有姓名、别号[3]。

戈革1993年为李约瑟治印九方[7] 从右至左、从上到下，分别为：李约瑟、丹耀、李约瑟、丹耀、胜冗子、十宿道人、丹耀长寿、丹耀藏书、十宿道人。

戈革自学篆刻，为友人操刀治印，本是学术生活之外的调剂。而其学术特长也不在中国科技史方面，能与李约瑟发生联系，全在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李约瑟仰慕中华传统文化而甘愿放弃“生化学”转向“中国科技史”，精诚所至，最终也让中国科技史这块“金石”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硕果累累。

学术支持无价之宝

在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术生涯中，曾得到诸多中国学者的支持与指导，这些学者大多兼具科学家与科技史家的双重身份。诸如竺可桢、叶企孙、钱临照、李俨、刘仙洲等，他们或是中央研究院的首批院士，或是中国科学院的首批院士，同时也是中国科技史事业的开路人。李约瑟对他们常怀感恩之心，因为他明白这些科技史家是他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坚强的后盾，可指导他进行古籍、专著、论文等资料的收集与研究。

古籍图书

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藏有中国古籍700余部，这些古籍的收藏滥觞于李约瑟历次访华的精心收购及中国科技史家的赠送。是中国科技史家的指导，让李约瑟领悟了相关学科史研究的要领，明白了研究相关学科史应该读什么书、买什么书。因此在李约瑟的历次访华中，除了各研究机构、博物馆、图书馆外，北京、重庆、杭州等地的旧书肆也是他常光顾的地方。但李约瑟收藏的中国古籍并没有珍本，因为在李约瑟的价值观里，珍本只属于中国。1952年李约瑟在北京琉璃厂、隆福寺搜集古籍，误把明代正统版《武经总要》当成珍本，而毫不犹豫地捐给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此版《武经总要》虽为伪作，但李约瑟站在中国的立场处理“国宝级”古籍的态度是明确的，这也充分彰显了他对中华文化的真正热爱与尊重。李约瑟收集古籍的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为研究中国科技史用”，正因为如此，才有那么多中国科技史家心甘情愿地为其提供帮助，而在帮助李约瑟收集古籍方面出力最大者当属竺可桢先生。

竺可桢（1890—1974），中国近代著名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物候学的创始人，历史气候学的奠基者。早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便以《科学》杂志为阵地宣传科学救国思想；归国后，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教授气象学、地理学，1936年起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主持筹建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竺可桢与李约瑟1943年相识于西迁贵州的浙江大学，从此保持学术交流30载。而在李约瑟眼中，竺可桢不仅是中国一流的科学家和科技史家，同时还是“最慷慨的赞助人”，“赞助”便指在古籍收集方面给予李约瑟的巨大支持。

1947年竺可桢访问剑桥时，李约瑟托竺可桢代买古籍图书，但受人事变动等因素的影响未能马上成愿。然竺可桢却挂念此事不忘，终在1948年通过搜集浙大图书馆馆藏古籍复本的方式完成了李约瑟的书单任务，后通过浙大行政会议讨论，将包括《梦溪笔谈》《日知录》《近思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涵芬楼秘笈》《十驾斋养新录》《畴人传》《碑传集》《续碑传集》《碑传集补》《通志略》《书林清话》《说郛》《荀子集解》《墨子间诂》《道德经》《枕碧楼丛书》及《古今图书集成》（不全，1488册，全1628册）等在内的古籍复本，作为李约瑟援华期间赠送中国科研机构英文书籍的回礼[8]。这批古籍图书在李约瑟的学术生涯中展现出不可估量的价值，李约瑟称它们“每天都在发挥作用”，而《古今图书集成》尤其被李约瑟视为珍宝。

浙江大学图书馆赠李约瑟《明儒学案》[1]

除此之外，新中国成立后，在李约瑟将其购买的古籍图书运输出境的过程中，竺可桢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51年，李约瑟在北京法国书店采购古籍图书失败，竺可桢帮助其在北京国际书店搜寻，并获得特殊出口许可证；1952年李约瑟在北京琉璃厂购买《续资治通鉴长编》，又是竺可桢协助办理的古籍出境许可证，由北京直接邮往剑桥；1958年，禁止出口的书籍范围扩大到19世纪以前的出版物，竺可桢再次成全了李约瑟将其所购书籍带回剑桥的心愿[1]。

学术专著

除了中国古籍，竺可桢还代为赠送过其他中国科技史家的专著，如张子高的《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李俨的《中国算学史》、钱宝琮的《中国数学史》等。而与李约瑟建立友谊的中国科技史家遇有新发现的科技史料、新发表的学术论文、新出版的学术著作，也会主动与其分享。以杭州大学物理学史教授王锦光先生为例，1964年李约瑟在苏州市博物馆看到王锦光发表的关于薄珏和孙云球的论文，认定其价值不小而复制收藏，并在随后的杭州访问中会见了王锦光，两人由此定交。改革开放后，王锦光迎来了学术事业的春天，其先后发表的《中国古代物理史话》和《中国光学史》都曾远寄剑桥，入藏东亚科学史图书馆[9]。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无论是在之前的布鲁兰兹大道16号原址，还是在现在的罗宾逊学院内，都专门开设有抽印本的藏书室，收藏来自世界各国学者签赠给李约瑟的关于中国科学文化论文的抽印本，而中国科技史家所赠占有相当的比重。李约瑟重视论文的学术价值，也同样珍视上款题赠的友谊。而与签赠本同样能够彰显学术友情，且极具纪念意义的，当属中国科技史家自发地为李约瑟祝寿而编著的纪念专刊和论文集。

李善邦签赠李约瑟《地球物理专刊》[10]

专刊、文集、会议和展览

在李约瑟80寿辰、85寿辰及90寿辰时，中国科技史家曾以期刊特刊出版、论文集编著、学术会议研讨、主题展览策划等多种学术研究的方式向李约瑟贺寿。

1980年李约瑟80寿辰，上海《自然杂志》特为李约瑟出版了纪念特刊，连刊了张孟闻、胡道静、许立言等4篇文章。早在两年前的1978年，胡道静已启动《中国科技史探索》（以下简称《探索》）的编辑工作，这部寰宇性质的纪念祝寿论文集，汇集了中、日、英等十多个国家30余位科技史家的力作，他们分别从“李约瑟生平”“中国科技史通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和发展”3个方面进行论述，采用中、英、日3种语言印刷发行，是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代表性著作。为了编好《探索》，胡道静可谓耗尽心血，也因此成了李约瑟心中的“上海的战士”。胡道静在编辑《探索》时已年近古稀，超负荷的统稿、审校、编排等工作，致使他肝病复发而咳血不止，疼痛至极时昏迷不醒，但经抢救过后，他仍旧日夜兼程地伏案工作[2]。李约瑟得知情况后，特越洋急电胡道静，劝他精心养病暂且放下编辑工作，但胡道静自称是一名“战士”执意要“坚持下去”，于是胡道静在剑桥便有了“上海的战士”的雅号。

《自然杂志》李约瑟纪念专刊

《中国科技史探索》国际版

1985年李约瑟85岁，早在一年前的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上，已确定了出版《李约瑟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的选题。《文集》收录李约瑟40余年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论文、演讲、专题论述等文章40余篇，全面展现了李约瑟在比较科技史、基础科技史、科学思想史，以及医学史和技术史方面取得的成就。《文集》主编由时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员、国际科技史研究院通讯院士潘吉星（1931—2020）担任。潘吉星是研究《天工开物》及其作者宋应星的权威科技史家，并涉猎造纸史、印刷史、火药史方面的研究，流世专著堪称经典。潘吉星与李约瑟结识于1972年，1982年曾在李约瑟研究所做访问学者3个月，对李约瑟为人及学术研究方法、学术成果等均有较深的了解。《文集》出版后，得到学术界、出版界的一致好评，并荣获中国图书奖、中国科学史优秀图书奖、国家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等十余个奖项。

1990年，李约瑟寿登耄耋。学术成果初见的中国科技史界，为李约瑟准备的生日礼物也更具学术内涵。9月5日，先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北京联合发起召开中国科学技术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为李约瑟提前祝寿；9月8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政府礼堂举行《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首发式，此次翻译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包括第一卷“导论”、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和第五卷第一分册的“纸和印刷”共3册，是继两册祝寿文集之后的又一厚礼；除此之外，上海东方研究所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暨庆祝李约瑟博士90寿辰学术谈论会”，同时举办“李约瑟博士生平与业绩展”，其中李约瑟的照片、函件、手迹、著作等展品主要来自中国科技史家的珍藏，张孟闻、钱临照等与100多位科技史学者出席会议并参观展览。能够亲见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史界的一派团结奋进之象，让李约瑟欣慰不已，同时也使他更加坚信中国的传统文化会继往开来，中国的科技会再度崛起。

李约瑟出席《李约瑟文集》发布会

结语

上文所述的“礼物”，只不过是众多科技史家所赠礼物中的一些代表，在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回廊及李约瑟的书房中，中国书画随处可见。中国科技史家给予李约瑟学术上的帮助也远超古籍与专著的范畴，比如曹天钦利用业余时间检阅《道藏》中关于“炼丹”的内容，整理成笔记供李约瑟参考；化学史家李乔苹曾在琉璃厂不惜重金买下文物级指南针赠予李约瑟供其研究等。

但是，中国科技史家赠予李约瑟的礼物，无论是投其所好赠送的文房雅趣，还是雪中送炭给予的各种学术支持，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用”。

李广进：助理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馆，北京100101。492879213@qq.com

Li Guangjin: Research Assistant,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Beijing 100101.

[1]莫佛特, 陈正宏. 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藏汉籍善本图目. 上海: 中西书局, 2020.

[2]小静. 胡道静与李约瑟. 时代与思潮, 1989(1): 127-143.

[3]戈革. 渣轩小辑.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7.

[4]胡道静. 胡道静文集·序跋题记、学事杂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5]王晓, 莫佛特. 大器晚成——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故事. 郑州: 大象出版社.

[6]王玉丰. 李约瑟与抗战时中国的科学纪念展专辑. 高雄: “国立” 科学工艺博物馆, 2000.

[7]张孟闻. 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8]潘涛. 从“雪中送炭”到“架设桥梁” ——竺可桢20世纪40年代日记中的李约瑟.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 13(3): 36-48+58.

[9]王锦光, 洪震寰. 中国光学史. 长沙: 湖南长沙教育出版社.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