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会议在中国召开，对美国的战略布局又将产生哪些影响？2月1号至10号，亚太经合组织APEC在广州举办第一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会议举行的第9天，我国外交部通告，王毅外长10号出席APEC第一次高官会开幕式并致辞。
这次APEC会议选择在中国召开，有何战略意义呢？从经济战略维度上看，亚太地区贡献全球超60%的GDP、近一半的货物贸易量，是我国最大贸易伙伴、外资来源地与对外投资目的地，可以说我国经济与亚太深度绑定，亚太稳定繁荣直接关系中国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
我国主办APEC可以让我国掌握区域经济合作议题主导权，能够持续推动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打破“小圈子”贸易壁垒，对冲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与“脱钩断链”风险，为我国商品、技术、服务、投资拓展稳定市场空间。
就在2月1日到10日这十天里，广州的会议室和雅加达的商务中心，几乎同时被一场名为APEC的巨大引力波击中。此时斯特拉斯堡或是华盛顿的观察哨上，东半球的电子屏上跳动着一组刺眼的数据：21个经济体，全球60%的GDP，以及那一半的贸易量。
在这个庞大的盘子里，一切看起来都在按部就班地运转——除了那个房间里最大的那头大象。直到会议进行的第9天，也就是2月9日，中国外交部才抛出了一枚沉甸甸的棋子：王毅外长将在次日现身广州，出席高官会开幕式并致辞。
这个时间点的拿捏，精准得像是在进行一场显微外科手术。为什么要在这个节点入场？看看几天前在雅加达发生的事就明白了。2月7日至9日，当广州的官员们还在抠字眼的时候，雅加达的工商界已经把桌子拍得震天响。
作为2026年“中国年”的首场工商活动，中国贸促会牵头的这场ABAC会议，直接把“互联互通”四个字摆在了台面上。不管是马朝旭副外长口中那个“正在悄然降临的新危机”，还是那些关于单边主义的忧虑，所有人都心照不宣——没有人点名美国，但每一项议程都在拆美国的台。
这听起来很讽刺？不，这是最高级的博弈。在雅加达的会议间隙，中国代表团做了一个极具战术意味的动作：倡议恢复设立“互联互通工作组”。结果如何？那个被称为“广泛支持”的反馈，实际上就是亚太工商界用脚投票的声音。
当大洋彼岸还在忙着修筑“小院高墙”、试图把半导体和供应链切成一段段香肠的时候，这边已经在讨论如何把路修到彼此的家门口。定调年度主题为“开放、互通、协同”，这六个字本身就是一种进攻。
一边是不断加高的围墙和越来越长的实体清单；另一边是试图恢复毛细血管供血的庞大经济体。对于那些还要做生意的东南亚国家来说，选边站其实是个伪命题。正如在雅加达流传的那个“深圳之约”——印尼部长与陈旭大使的互动，不仅仅是礼节性的寒暄。
它折射出的是对增长机会的极度渴望。这才是“中国年”真正的杀伤力所在：它不跟你吵架，它只负责修路。当路通了，墙自然就成了摆设。并没有谁在会议上大声疾呼要“打倒”某种霸权，但霸权的根基正在被一寸寸抽离。
过去几十年，亚太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华盛顿负责发牌，其他人负责跟注。但现在，牌桌上的气氛变了。中国作为2026年的东道主，手里握着的主办权并非只是安排几场晚宴那么简单。
从数字经济标准到绿色低碳门槛，再到供应链的韧性测试，这些定义未来的权力，正在悄无声息地从“离岸平衡手”转移到“在岸操盘手”手中。这就是为什么马朝旭会将当前的局势定义为“何去何从的抉择”。
这不仅是地缘政治的考量，更是真金白银的算计。中国经济与亚太的深度绑定——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联系，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允许这个后院起火。所以当我们在谈论FTAAP亚太自贸区进程时，其实是在谈论一种新的操作系统。
在这个系统里，美国那种“排他性贸易安排”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有些老旧过时。
美国人会感到难受吗？当然。当他们发现自己习惯的“指令式外交”在广州和雅加达的圆桌上碰了软钉子，当他们发现盟友们更热衷于讨论如何在深圳落地项目而不是购买昂贵的安保服务时，这种焦虑感是肉眼可见的。
2026年开年，亚太地区上演一场史无前例的“双城哑谜”。一边是高墙与“脱钩断链”的喧嚣，另一边是广州与雅加达APEC会议中，中国以“互联互通”铺设的开放之路。王毅外长的适时登场，并非偶然，而是对太平洋对岸“筑墙”思维最锋利的回应。
当旧霸权仍在忙于切割，新的经济秩序正悄然孕育，昭示着全球权力格局的深层变迁。王毅外长的致辞和雅加达的掌声，实际上构成了对太平洋对岸最震耳欲聋的回应。这不再是关于谁嗓门大的争论，而是一场关于生存方式的投票。
当“亚太是亚太人的亚太”从一句口号变成一张张具体的物流订单和关税减免表时，那个试图遥控这个地区的旧霸主，终将发现自己手里剩下的，只是一个失去了信号的遥控器。
那么问题来了，面对这场精心编织的“开放之网”，那个习惯了做“高墙建筑师”的人，究竟是会选择撞得头破血流，还是会极其不情愿地，从墙后面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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