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美国司法部公开爱泼斯坦案最后300万页文件，附带18万张图片和2000多段视频。这些文件犹如一把“手术刀”，划开了美国精英阶层精心维护的华丽表皮，暴露出触目惊心的“脓疮”。
爱泼斯坦案像一面棱镜，折射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与权力深度交织、互为表里的制度性腐败。当资本可以资助犯罪来换取对权力核心的影响力，当权力反过来为资本保驾护航、网开一面，所谓“自由”“法治”“人权”的叙事便不过是“皇帝的新衣”。
以财聚权：资本积累的罪恶密码
要理解爱泼斯坦案的深层逻辑，必须追问一个根本问题：他的财富从何而来？一个没有显赫家世、没有创业履历的普通教师，何以成为坐拥近6亿美元资产的华尔街巨富？答案揭示了资本体系中依附权贵攫取财富的隐秘路径。
爱泼斯坦的攀附之路起点极低。这个布鲁克林工薪家庭出身的大学肄业生，1974年凭借伪造学历混入曼哈顿精英私校道尔顿任教，借此结识上流社会家长，经推荐进入华尔街投行贝尔斯登，专为富豪设计避税策略。1981年他因违规交易被迫离开后，通过在贝尔斯登积累的人脉攀上了“维多利亚的秘密”创始人莱斯•维克斯纳（Les Wexner）。尽管维克斯纳原来的财务顾问明确警告“此人不可信”，维克斯纳仍将财务全权交给了这个“外来者”。1989年，维克斯纳以1320万美元购入纽约曼哈顿上东区豪宅，爱泼斯坦以“财务顾问”身份入住。2011年，这栋市值上亿的豪宅以零美元转入爱泼斯坦名下的维尔京群岛公司，买卖双方签字人竟都是他本人。据《福布斯》披露，他利用授权之便抽走数千万美元购置私人飞机和岛屿。他还精研税法漏洞，帮另一位亿万富翁莱昂•布莱克（Leon David Black）避税高达10亿美元，从中收取1.7亿美元酬金——两位富豪贡献了其佣金收入的75%以上。
从伪造学历混入精英学校，到攀附权贵跻身华尔街，再到以代理人身份鲸吞委托人资产——爱泼斯坦的第一桶金不是价值创造的结果，而是寄生于资本和操纵规则的产物。以零元交易完成亿万财富转移，以专业知识为掩护在法律灰色地带攫取暴利，这正是资本主义“合法掠夺”的典型样本。
以色换权：犯罪编织的权力之网
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爱泼斯坦构建了一套肮脏的“权力经纪”商业模式：以性交易为诱饵，以隐私把柄为抵押，将政商精英绑上同一条贼船。1998年，他以795万美元购入美属维尔京群岛圣詹姆斯岛，建起臭名昭著的“萝莉岛”，系统性地招募、控制年轻女性尤其是未成年少女，将她们作为“产品”提供给各国权贵。目前已被证实登岛的人物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英国安德鲁王子（Andrew Edward）、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Ehud Barak）、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等。
比犯罪本身更触目惊心的，是爱泼斯坦为这套模式配备的“保险机制”。其纽约豪宅遍布隐蔽摄像头，卧室、浴室乃至床铺上方均有监控，专设密室由专人实时监看画面。2019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突袭其宅邸时，在加密硬盘中搜出170部私藏视频，时间跨度从1996年到2018年长达22年。已公开的文件显示，他还保留了海量通信记录和自我备忘录，详细记载全球政要、商界巨头和王室成员的个人信息，甚至包括他们的个人癖好和性取向。爱泼斯坦为何如此执着地积累这些“犯罪证据”？因为这些记录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百官行述”——你参与了犯罪，把柄就在我手中，你就必须提供保护。这是资本渗透权力的经典模式：当资本积累到一定规模，便不再满足于经济领域的增殖，而是必然向政治权力扩张。爱泼斯坦用犯罪编织的不仅是一个性交易网络，更是一个跨越党派、跨越国界的利益共同体，资本与权力在其中互为工具、彼此寄生。
以权护资：司法沦为权力附庸
资本渗透权力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让权力反过来保护资本。爱泼斯坦案中最令人齿冷的，并非犯罪本身的残忍，而是整个司法体系对犯罪的系统性纵容。2005年佛州警方接到爱泼斯坦性侵14岁少女的举报，FBI发现受害者多达数十人。然而2008年，联邦检察官阿科斯塔与爱泼斯坦达成秘密辩诉协议，将多项重罪降格为两项轻罪，仅判18个月，服刑期间每天享有12小时、每周6天的外出特权，协议还授予其所有共谋者联邦诉讼豁免权，而受害者在整个过程中甚至未被告知。联邦法官后来裁定此举违法，但木已成舟。阿科斯塔非但未受追究，反而于2017年被提名为劳工部长。为犯罪者大开方便之门的检察官在体制内步步高升，这本身就是权力对资本“忠诚服务”的最佳奖赏。
2019年爱泼斯坦被重新起诉，面临最高45年监禁。然而就在等待审判期间，他却死于纽约大都会惩教中心的牢房中。官方认定“自缢身亡”，但两台监控摄像头同时损坏、关键数据无法恢复、尸检颈部伤痕与自缢特征不符。2026年初，官方又推翻了此前“没有人进入该区域”的说法，承认监控画面中的“橙色物体”实为一个穿着囚服的人。一个掌握着无数权贵把柄的关键证人，在安保最严密的监狱之一离奇死亡，所有能还原真相的技术手段恰好同时失灵——如果这不是权力在为资本善后，那什么才是？
制度之殇：资本逻辑下的权力异化
仅将此案视为个人堕落，是西方话语惯用的“去制度化”策略，即聚焦个人罪行来转移公众对制度缺陷的审视。然而当视线从一个人的丑闻移向背后的制度时，就会发现，爱泼斯坦案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与权力长期勾连催生出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早在一个半世纪前就深刻揭示了这一逻辑的根源：资本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并且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的权力化与权力的资本化，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资本在其运动中呈现出“独立性、统治性、反人性”的特征，形塑着整个现代权力架构。爱泼斯坦案正是这一论断的当代注脚：金融体系提供暴富通道，阶层结构不受约束的权力，辩诉交易和政治捐献让富人“购买”司法宽容。这一切并非制度的偶然失灵，而是资本权力按其内在逻辑运作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与权力共谋的一般规律，那么美国政治运作则为这种共谋提供了具体例证。正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言，美国社会“宛如一个为经营商业而组织起来的大批发公司”“最能振奋美国人激情的是商业激情，而非政治激情”。在美国，尽管公共的权力被视为“必要的恶”，并被分割与限制，但藏身于私人部门的资本的权力却并未消失。资本由此在“三权分立”的制度缝隙中自由穿行。爱泼斯坦正是利用这一缝隙，以财富收买检察官、以把柄要挟政客，将“权力制衡”变成了权贵间心照不宣的利益勾兑。爱泼斯坦已死，但制造他的制度仍在运转。事实证明，真正腐败的绝非某个偶然堕落的个体，而是资本与权力深度共谋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乌力吉】
编审：高霈宁 申罡 张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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