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高张贵，我是四川大足人，我的原部队是150师448团2营机枪连1排3班。我被配属到4连3排参战的。
1979年的边境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在突围过程中不幸被越军俘虏，我是第4批被交换战俘回国的。
每当回想起47年前在战场上的一幕一幕，仍记忆犹新。1979年3月6日晚，我们448团开始登车，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们终于到达了越南高平地区。
我们车队穿越高平地区后，我们开始下车集合并整理装备，随后就是强行军。而我们的任务则是阻击越军，掩护大部队撤回。
说实话，当时我还未满18岁，身体素质不错，虽然当时伴有感冒症状，在车上时那一股汽油味闻的我相当难受，对汽油的敏感，加上汽车在崎岖不平山路的颠簸，直想呕吐，但是我仍然咬牙坚持。
因为我们都知道是去完成什么战斗任务。这一去也许就裹尸他乡，再也回不来了，谁还顾得其它不适。
我们在强行军过程中，是拼了命的往预定地点奔跑。其中一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就是我们二炮连的一名战友，他跑着跑着突然晕倒了，造成战友的脸与地面发生了摩擦，而战友的脸都磨烂了。
可想而知当时的冲击摩擦力有多强！二炮连负伤的战友被原地送回，而我们则继续奔赴预定地点。
1979年3月7日晚，我们已经奔赴到班英南侧3号b公路旁时，我们全体人员才进行修整前的准备。为了安全，每人都要挖能够容纳自己的猫耳洞。
1979年3月8日，我们继续往纵深进发。但是接下来发生两件事情令当时的我们迷惑不解，一是侦察连发现前方有敌情；二是我们发现了许多战友的遗体。
事后我们才知道，是我们的运粮骡马队的战友被越军伏击了，战友牺牲了不少，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将烈士的遗体就地掩埋。
就这样，我们掩埋牺牲战友的遗体后继续往前走。我们刚刚出发没多久，又接到了原地待命的命令，因为前方有敌情。
紧接着就是攻打1号、2号和3号阵地。1979年3月12日至3月13日，我们2营经历了越军的两次伏击包围，全营被打散，进入了各自为战的状态。
在没有增援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各自突围。1979年3月12日早晨，我们接到命令，卸下重装备，选择轻装突围。
我们翻越了一座山，随后又走过一处垭口。但是我们毕竟人多，被越南老百姓的狗发现了。在狗的狂吠之下，也不知道是哪一名战友慌忙开了一枪，只听见“砰”的一声枪响，把我们的位置彻底暴露了。
就在枪声响后，埋伏在对面山洞内的越军，用火力将我们的队伍拦腰截成了两段，使我们进退两难。
就这样，我们非常被动，且伤亡惨重。为了减少伤亡，我们不得不在原地就地隐蔽，一直困到黑夜。
尔后，我们只能借着黑夜的掩护继续突围。1979年3月13日8点多，我们遭遇了越军高射机枪的伏击，造成我们的副团长胡庆忠当场牺牲，而且就牺牲在我的面前。
1979年3月14日，我们2营早已被打散，从几百名战友到最后只剩下几十名战友，再到最后只剩下我和班长2个人了。
我俩只能选择突围。班长方向感特别强，更会利用参照物辨别方向。其实早在3月12日我们就已经断粮了。3月14日时我们没有任何装备，只有挎包和水壶，实在是饿的扛不住了。
还好，班长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根甘蔗，暂时解决了饥渴问题。3月15日和16日这两天，我们完全是靠一点水硬挺着，到3月17日我们已经完全断水了。
为了安全突围，我和班长爬过尸体堆，而在此期间，班长曾不止一次提醒我怎样躲避越军的暗哨等等。
就这样，我在班长的带领下，白天休息，晚上突围，我们连续步行加爬行了几天时间。
越南女兵
由于脱水严重，我们的嘴皮子已经严重起水泡并且肿胀，导致我们说话都非常困难，而且双手也被丛林中的荆棘划烂了。
我和班长再也走不动了，只能慢慢爬行，累了就背靠背坐着休息一会。在休息过程中，班长将唯一的一颗手榴弹交给了我，而我则是将手榴弹的引线手环套在手指上警戒。
班长比我大几岁，生存经验也丰富，班长的目的就是带着我爬回祖国。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我们在3月18日时就已经饥渴难耐了，而且爬都爬不动了，而我们则一直坚持到3月19日，总之就是相互鼓励，激发我们的求生欲。
我和班长独自突围的第4天，我们因长时间未进食和饮水，身体机能已经虚弱到无法爬动，累得昏了过去。当天下了小雨，我和班长被山坡的冷雨突然浇醒，才发现我们早被赶来的越军包围俘虏了。
我们被押入了好像是越南海防的一个足球场，随后我们发放了球服和进行了编号。之后，我和班长就被投进了6人间监狱。
但是到押到监狱房间之后，发现其他4名被俘虏的战友，我们一个都不认识。2天过后，我发现了我的一名老乡战友也被俘虏了，并且跟我押在了同一监房。
说实话，当时我的内心好受多了，因为至少我有了依靠。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这名老乡战友是在3月21日被俘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几天几夜没吃，没喝，体力透支严重，昏迷后被俘。
在此之后，我们这边就发生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越军对我们这些类似于娃娃兵，他们提审我们时的要求并不高。
但是有一点我知道，在我们所有的战友中，我所知道的没有一个公开为自己辩解的，也没有一个屈服的，但是如果越军一旦发现某位战友有胡须，就会重点“照顾”，加大审讯力度。
因为这之间有一件事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开县的一名战友，他叫蒋光权。蒋光权当兵的时候至少有22周岁了，所以越军面对他成熟的面孔，认为蒋光权是军官或是老兵，掌握部队的机密多，就对他严刑逼供。
尽管蒋光权强调自己只是一名新兵，但就是因为有胡须的存在，在被越军进行了更严历的审问和虐待，这其中还包括我们二营的副营长以及一名1975年入伍的老兵朱一武班长。
怎么说呢？总之我们在战俘营中每天只有两顿饭，日常的伙食基本上是看不见油炒的青菜，最多是一点腌制的盐菜，而肉类就更别想了，最多一两个月能见一点肉星，连饭根本就吃不饱，基本上都靠一天两顿饭吊着命。
我是第4批被交换回国的战俘。当我踏进国境线的那一刻，早已是泪流满面。
40余载光阴流转，高平的硝烟早已散尽，班英公路旁的猫耳洞或许已被荒草覆盖，但1979年春天的那些瞬间却永远烙在我心底。
未满18岁的我，曾攥着冰冷的枪托，在强行军的喘息里闻过汽油味的晕眩，在战友磨烂的脸颊上见过青春的代价，在副团长倒下的那一刻，读懂了掩护二字背后沉甸甸的生命重量。
突围路上的甘蔗田、断水时的唇裂疼痛、翻过尸体堆上的伤心，还有班长背靠背递给我的那枚手榴弹，那不是武器，是他想带我回家的决心。
战俘营的饥饿、审问和煎熬算不了什么，真正支撑我的是蒋光权战友宁受虐待也不低头的硬气，是同乡战友重逢时那句“我们再坚持等一等”的默契，更是每天望向北方时，心底从未熄灭的回国的念头。
当我终于踏上祖国的土地、泪水模糊双眼的那一刻，我才懂得了所谓英雄从不是天生无畏，而是明知会牺牲、会受伤、会被俘，仍愿为身后的山河，把年轻的胸膛挡在前面。
如今，我已白发苍苍，但每次想起那些没能回来的战友，仍会红了眼眶。他们留在了那个春天，却让我们后来的每一个春天都活得安稳、活的有尊严。
这世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曾把黑暗挡在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愿我们永远记住1979年的战场上，有一群年轻人用热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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